仍在进行着的这场疫情，让我们联想到千百年来，贯穿人类历史的种种灾难。面对令人绝望的境遇，我们应该如何积极而有意义的生存？

不管是新型冠状病毒、SARS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它们所带来的疾病，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瘟疫。

历史上那些悲惨性的瘟疫灾难，是我们无法忽视和逃避的伤痛记忆。人类的文明也借艺术之手，生动形象地记录了那些死亡和毁灭的悲惨瞬间。

那弥漫着悲哀气息的绘画，穿越时间与空间，令人心悸、不寒而栗，却也让后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曾经瘟疫笼罩下的恐怖气氛，最终直面痛苦，深刻反思，从而尽快地走出灾难的阴影。

人类历史上八大最严重的瘟疫

记住那些灾难和创伤

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

The plague of the Philistines at Ashdod（非利士人在阿什杜德的瘟疫）

在所有天灾之中，瘟疫是比较特别的，和地震、台风、火山爆发、海啸不同，这类天灾是突然发生的，不论后果如何严重，也必然很快结束。

但瘟疫不同，瘟疫是一个过程，从爆发、扩散到遏制，整个过程都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哪个环节有人为延误或不恰当的处理，瘟疫也会成为“人祸”。有时候，这样的记忆还不能公开、充分的讨论，保存就变的难上加难。然而，“人祸”的灾难记忆比“天灾”记忆更重要，对后世教育的意义也更深远。

1

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年-前427年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的“雅典鼠疫”，发生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当疫情初现端倪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雅典人一口咬定是斯巴达奸细在蓄水池中投毒所致。

非但没有认真防控疾病蔓延，反而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军事讨伐上，导致问题解决方向完全错误，待找到根源时已乏力回天，最终酿成了这场瘟疫惨剧。

雅典鼠疫在3年的时间里，几乎摧毁整个雅典，消灭了近一半人口。城内外死伤一片，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片地狱般的残酷景象。

后来由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生动再现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场灾难的景象。

Plague in an Ancient City（古城中的瘟疫）/ Michiel Sweert

2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公元164年-180年

Plague at Ashdod（阿什杜德的瘟疫）/Nicolas poussin（尼古拉斯·普桑）

尼古拉斯·普桑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实描述了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爆发的“安东尼瘟疫”。

史学考证认为，“安东尼瘟疫”是镇压叙利亚叛乱后，罗马军队带回罗马帝国的。这群鸣金回营的士兵回城时，除了携带战利品，还有可怕的天花和麻疹，随后在罗马肆虐。

史书描述此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000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1/4，罗马彻底沦为一座死城。

瘟疫肆虐期间，连尊贵的罗马帝王都未能幸免。先是维鲁斯大帝于公元169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其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传染而难逃厄运。

The Blessed Bernardo Tolomeo’s Intercession， for the End of the Plague（受祝福的伯纳多·托洛米奥，为瘟疫的结束）

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才趋于消停。然而，当人们觉得灾难已经过去，从而丧失警惕之时，疾病却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规模爆发。

许多村庄从此彻底消散，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损失。

这场持续数年的瘟疫，使罗马约750-1500万人陆续毙命。瘟疫削弱帝国军力，对社会和政治，文学和艺术领域造成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罗马“黄金时代”的终结。

3

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541年-542年

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一直试图收复失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于公元533年发动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

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帝国辉煌之时，一场空前的瘟疫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化为泡影。

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埃及爆发，接着迅速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最早感染鼠疫的是无家可归的贫苦人，最严重之时，一天就有上万人死去。

可如此严重的瘟疫，在疫情初期居然被帝国官员们瞒报了。理由很简单：皇帝查士丁尼正在地中海一带兴高采烈地御驾亲征，不可惊扰圣驾。

直至事态已经演变到失控时，极度恐惧的官员才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整个城市尸横遍野，臭气熏天。

居勒·埃里·德洛内《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描绘的情景，正是“查士丁尼瘟疫”。

查士丁尼大帝也险些感染瘟疫，恐惧之中下令修建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尸体的大墓，以阻断瘟疫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尸体不论贵贱和长幼，覆压近百层叠葬。

“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首次大规模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生活瘫痪，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鼠疫继续肆虐半个世纪，直至1/4罗马人口丧生。

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使东罗马走向崩溃。

Saint Thecla Praying for the Plague-Stricken（圣特克拉为遭受瘟疫袭击的人祈祷）/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

4

中世纪黑死病

公元1347年-1353年

四年间黑死病在亚欧非大陆呈爆发式蔓延

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场疾病的恐怖程度，能与发生在14世纪中叶的欧洲中世纪大瘟疫相比。

引起瘟疫的病菌由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始于14世纪的中亚，俗称“黑死病”。一旦发生便迅速扩散，从俄罗斯传至西欧和北非，造成世界7500万生命死亡。

“黑死病”因患者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而得名，中世纪欧洲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医疗条件都很差，根本无力抵抗黑死病的入侵，痛苦地死去几乎是必定的结局。

老彼得·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就通过描绘骷髅过境时的恐怖景象，以天灾亡灵军团的隐喻，纪录了这次让人类历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瘟疫。

The Triumph of Death（死亡的胜利）/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老彼得·布鲁盖尔）

文艺复兴彼德拉克在信中写道：“我宁愿自己从未诞生：没有天庭的闪电，没有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任何可见的杀戮，但死亡弥漫。有谁见过如此可怕之事吗？”

创作于1446年的壁画《死神的胜利》，被誉为意大利哥特晚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正是瘟疫爆发后死神肆虐的景象。

“下葬队伍的场面”成为此时绘画的常见主题。画中不再是著名君主或圣人，而是去向墓地的无名受难者。

越来越多人认为黑死病是神降下的惩罚，教堂强调通过宗教仪式进行救赎，而对抗瘟疫的正确方式是忏悔 —— 当时许多绘画，都描绘了受难者接受牧师祈福的场面。

死亡，成为严酷的事实。天堂遥不可及，地狱就在人间。以至于中世纪文化中，到处都有瘟疫的影子，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社会集体的绝望和沮丧情绪。

在1348-1350年间，这场空前的浩劫夺走约2500万-50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总人口的1/3，曾熙攘喧哗的城市早已沦为空城。

直至1352年黑死病消失。人们才敢打开门，走上街头，等待日光驱散这皮肤之下、深入骨髓的寒冷绝望。

Saint Roch as Patron of Plague Victims ca. 1623（圣罗奇作为瘟疫受害者的保护人）

那么这场疫情最终是如何结束的？黑死病超强的致死性，导致大批易感染人群消亡，新的病原携带人数越来越少。而没被感染的人群除了隔离措施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超强的自身抵抗力。 

因此，当黑死病杀死了自己的所有宿主后，自身也随之完结。这场令中世纪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疫情，就这样逐渐销声匿迹了。

Blessed Bernard Tolomei Interceding ，for the Cessation of the Plague in Siena，Giuseppe Crespi（受祝福的伯纳德·托洛米，为锡安瘟疫的停止祈祷）

5

米兰大瘟疫

公元1629年-1631年

Farewell to Cecilia During Plague in Milan（米兰大瘟疫中与西西莉亚永别）/Carlo Belgiojoso

1629年-1631年爆发的“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使米兰成为名副其实的“恐怖之城”。

《米兰大瘟疫》刻画的，正是米兰从天堂一夜堕入地狱的瞬间 —— 尸体多到连运尸车都载不下，市民需付给运尸人不菲的报酬，才能勉强让亲人遗体有一席之地。

细究根源，这场灾难都是战争惹的祸。1629年意大利正在与德法交战，德法军队联手把瘟疫带到意大利曼图亚。1629年10月，瘟疫波及米兰——伦巴底地区商业中心。

当疫情初次波及米兰之时，米兰起初迅速启动了教科书般标准的疾病防治措施，包括及时的医护资源，严格的隔离检疫，以及限制士兵与货物出入境等等。

然而1630年初春，在米兰举办的一场狂欢节，彻底粉碎了所有医护人员之前的一切努力……在海量民众的交叉感染下，瘟疫如同核弹般迅速引爆，继而彻底失控。

最终，米兰为这场狂欢节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6万具尸体，大概是米兰当时所有人口的一半。一次节庆，几乎毁灭一座城。

除了米兰，瘟疫还波及意大利的许多主要城市，包括那不勒斯、伦巴和威尼斯，最终总共造成28万人的不幸遇难。

the plague of Naples（那不勒斯瘟疫）/ Domenico Gargiulo

7

伦敦大瘟疫

公元1665年-1666年

“伦敦大瘟疫”是1665年-1666年间，爆发在英国伦敦的大规模传染病，超过8万人死于瘟疫，相当于当时城市人口的1/5。

瘟疫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至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激增和卫生条件的恶化，瘟疫开始遍布伦敦城。

同无数类似历史一样，疫情爆发之后，国王查尔斯二世及家人率先逃离伦敦前往牛津郡，留下一城老弱病残，在被木板钉死的房子里听天由命。

由于瘟疫蔓延的非常之快，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房子封死，门外漆上红十字，严禁出入。每天限定时间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

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一座寂静的死城。

London Black-death Plague（伦敦黑死病），1665

丽塔·格利尔的“大瘟疫”，正描绘了“伦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

“所有店铺都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尸。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哀婉的车铃声，令人毛骨悚然。”

The Great Plague（大瘟疫）,1665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至1665年9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

幸运的是，在英伦半岛南北接壤处的亚姆村，为了切断瘟疫的传播，率领村民们自愿留下的威廉牧师，一起展开了与瘟疫殊死斗争。最终不幸的是牧师也死于这场瘟疫。

这个300多人的小村庄最后只活下来33人，也正因为他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成功阻止了黑死病继续向北蔓延，为英伦留下了后花园。

Rescued From The Plague（从瘟疫中获救）

这是伦敦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却也是道德力量得以显现的时刻。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信仰让人们空前团结和虔诚，不同教派的人们摒弃前嫌，在同一个教堂里听取布道，就连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忏悔。

灾难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大家虽然身处绝境，却依然在同情别然、互相帮助、奉献爱心，保持着理性、坚韧和忍耐。

Saint Macarius of Ghent Giving Aid to the Plague Victims（根特的圣马卡里斯为灾民提供援助）

1666年9月2日伦敦遭遇大火，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著名建筑被付之一炬。但同时也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的房屋，瘟疫状况终于渐趋好转。

1665年的“淋巴腺鼠疫”是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广泛蔓延的鼠疫。之后，随着英国政府着手大力改善各地区卫生条件，瘟疫的威胁再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过。

8

法国马赛大瘟疫

公元1720年-1722年

View of the course during the plague（瘟疫期间的路线图）

1720年，法国城市马赛遭逢瘟疫侵袭，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这次爆发的“马赛大瘟疫”是典型的人祸。首例疫情出现在前往马赛的商船里，一名土耳其乘客突发疾病暴毙，紧接着主治医生及数名船员也随即染病身亡。

当这艘满载着病毒的“死亡之船”抵达马赛后，港口机关原本下令将其隔绝，但马赛的权势富商拒不从命，因为有大量进口货物积压船上，影响其经济利益。

于是愚蠢的富商向港口机关施加压力，强制取消这艘商船的隔绝措施。商船入境后，彻底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View of the Town Hall during the plague of 1720（1720年瘟疫期间的市政厅）

几天后，瘟疫在市区大面积涌现，医院迅速爆满，城市充满了末世般的恐慌。他们无情地把病人驱赶到大街，任由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周围堆积成山。

经统计，马赛的九万居民中超过半数丧生 —— 这就是商人们为短视付出的代价。这幅作品真实的还原了瘟疫期间，市政人员在港口附近清理积尸的悲哀情景。

The Plague in Marseilles in 1721（1721年马赛瘟疫）/Michel Serre（米歇尔·赛尔）

幸而得益于法国政府后续采取的强硬措施，这场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

政府规定：若马赛市民与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一堵高2米，厚70厘米的瘟疫隔离墙，墙后有守卫把守，彻底与世隔绝，终于快速控制住疫情。

The Wall of the Plague（瘟疫墙）

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正是得益于政府的有效措施，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黑死病那么大的破坏性。

Saint Augustine vanquishing the Plague of Locusts（圣奥古斯丁战胜蝗灾）

还有一幅关于瘟疫的画作，就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委托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托万.让.格罗所做的《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黑死病军人》。

画作记录了当时的著名事件，拿破仑军队在雅法（以色列）遭遇黑死病的侵袭。当时流传谣言，说拿破仑将染病的士兵毒死并烧掉。于是恼怒的拿破仑于1799年3月11日亲临雅法，探望染病士兵。

Bonaparte Visits the Plague Stricken in Jaffa（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黑死病军人）/Antoine-Jean Gros（安托万.让.格罗）

画面中拿破仑不惧被传染的危险，用手亲抚染病士兵的身体以示问候。远处依稀可见雅法古城城墙、法国国旗和炮火硝烟，周围到处是染病及垂死的士兵。

拿破仑此举既鼓舞了士气，又一举粉碎了谣言，兵心大振。可见无论在任何灾难面前，领袖的精神力量和气概，都如同强心剂，可以为散乱的人心注入勇气与信念，古今皆然。

A monk visiting the victims of the great plague of Milan（拜访米兰大瘟疫受害者的僧侣）

灾难之于人类，就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当瘟疫猝不及防来袭之时，熟悉的世界瞬间变得陌生，仿佛每个角落都潜伏着杀机。

The Tenth Plague of Egypt（埃及第十瘟疫）

然而，瘟疫也是与文明的发展同行的。瘟疫使人类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发明对付疾病的新方法；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国家建立捍卫生命和维护健康的新机制，人类也更加懂得与自然界和动物相处的原则等。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鼠疫》的末尾写到：人类终于“战胜”鼠疫，港口燃起久违的绚烂烟花。

清醒的人们知道，因着人的屡教不改，瘟疫不死不灭，或许将来某日还将选中另一座城市予以痛击，但加缪借由主角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义之士，一定会做些什么。

因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永远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Saint Ludwig Asks to Avert the Plague（圣路德维希要求避免瘟疫）

保留灾难记忆，绝非为沉浸在过去的苦难痛苦之中，而是为避免悲剧重演，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的和解与进步。

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过去的一场场灾难中不断学习，不断反省。真实的记忆，可以促成人们对历史过错的道歉。其目的不在于追溯施害者的罪责，而是为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不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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