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消息，细数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房产是引人关注的焦点。
经过多年的高压整治，特别是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建立实施，使官员们在房产贪腐上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变小，但是仍有一些贪官变着法子在房子上玩花样。
比如，有关部门查明，巨贪赖小民通过华融置业等子公司，在广东珠海开发了某地产项目，120套房中的100套都通过假摇号，分给了他的前妻和情妇。前几年刘志军案、谷俊山案等高官动辄数百套的房产，还有一些职务不高的官员也可能涉案数十、上百套房产，都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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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们为何喜欢“房腐”？一是房子不像金钱受贿那样赤裸裸；二是房产可以升值保值；三是隐蔽性强，不易被人发现。
其实无论是贪房子还是贪票子，都是领导干部信仰总开关失灵，贪图物质生活的奢靡，急于将手中权力变现。
一
2010年，中央印发实施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官员申报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情况。2017年，中央对《规定》进行了修订，对一些项目作了进一步明晰和补充完善。但有些官员不但不如实报告，还企图瞒天过海，对抗组织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经信委原副主任（正厅级）文民，近日被判有期徒刑18年。他非常热衷投资买房，办案人员查明其实际拥有房产36套，分布于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以及澳大利亚等地。而这些房产无一在其名下，均是亲属或朋友代持，这还不包括他出售变现近千万元的14套房产。
50套房产都是怎么来的？正是文民将手中权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换来的。自1995年任包头市白云矿区区长以来，承揽工程、专项资金、职务晋升、调动工作都是他牟利的工具。随着职务升高，文民的敛财手段也更肆无忌惮。
2011年，某城矿公司负责人和文民关系密切，文民在明知材料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签批上报，致使该公司非法获取国家资金1000万元并挥霍了大部分，文民则从这些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中，收取了100余万元的感谢费。
就是这样一个贪婪的“蛀虫”，却为自己打造了“清廉”人设。文民在报告个人事项时，不但谎称自己没有房产，还强调自己租房子住，而事实上，他仅靠出租房子就获利6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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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透露的一个案子很典型。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从相关企业低价购买了多套住房，均在北京二环的黄金地段，几套房子买下来，跟市场价相差达到2000多万元。她自己直言：这个房子到底给我优惠了多少钱，我自始至终没有去问，我根本不敢去打听。
有的人不但敢于打听，还以此为自己的“本事”。
曾任浙江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地产业处副处长的宋立，不但热衷炒房，而且深谙房地产行业的“套路”，也很会找监管措施存在的漏洞。
宋立的第一次炒房始于2004年。通过工作中熟识的宁波市住建委处长何某，宋立仅靠10万元定金就从开发商处取得一套房。2年后房价上涨，他便以70万元转手。这一招使宋立走上了“以房生财”的邪路。
2005年下半年，宋立被提拔为省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处长。他认为和房企老板不存在直接的管理服务关系，更便于他找那些老板兑现自己当年的提携之恩，而他“以房生财”也更心安理得了。
2007年，他用200万元从一名吴姓老板处购得一套商品房，还无偿取得2个车位，连定金的30万元都是老板支付的。后经鉴定，该套房当时的价值高达422.9万元。
宋立给自己定下以房生财的三个“确保”原则，可谓无耻之极：即确保稳赚不赔，仅签预订协议，不付款或象征性付款，视房价涨跌再决定是否购买；确保转让“合法”，一般都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办理产权证后再转让；确保最大限度控制影响，尽量不在杭州主城区炒房，并且坚持一地只炒一次。
随着时间推移，房产升值和唾手可得的利益冲昏了宋立的头脑，也击穿了他的底线。党的十九大后，他的贪婪之手仍没有停歇，即使在被留置前，他还盘算着用同样套路把儿子的婚房解决了。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其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三
房地产项目集中了大量资金，一些党员干部如果动了心思，后果不堪设想，很多小官巨贪均来自这个领域。比如，杭州市建委住房开发处原处长张新，违反招投标法规，擅自将某经济适用房项目发包给不具有资质的公司开发。
项目建设过程中，张新还多处违规操作，为项目开发公司提供便利、输送利益。而该开发公司因缺乏基本资质、项目资金挪用导致项目停工、无法交付，引发民怨。最终查明，张新先后索要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1.24亿余元，可谓触目惊心！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本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有些官员眼中盯着的却是一摞摞人民币和一套套房产。
但房产虽多，真的安心吗？很多贪官描述自己的贪腐心路时都提到了担惊受怕、心力交瘁、失眠多梦。俗话说：家有房屋千百间，睡觉只需三尺宽。在制度笼子不断扎紧的今天，能让人安稳睡一觉的绝不是房子的豪华和多少，而是平日不做亏心事的坦荡之心。
原标题：为啥这些贪官们热衷于囤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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