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下朱宅村,已经拆迁完毕的厂区。摄影/本刊记者 苏杰德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以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为中心,全市星罗棋布的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业区。全球的市场需求反馈到义乌,这些工厂立刻就能响应,制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从工业区到商贸城,开车时间少则5分钟,多则一个小时,这就是义乌小企业与全球市场的距离。如今,这种产业模式遇到挑战。
在距离义乌小商品市场约4公里的荷叶塘工业区,众多企业主不得不停下脚步,放下扩张生产线的计划。今年,市场传出工业区土地和厂房将被征迁。根据这份拆迁计划,荷叶塘的地块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购,明年3月份企业就要搬走。
实际上,荷叶塘工业区只是义乌要拆迁的工业区之一,同样的一幕在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大约30公里的赤岸镇工业区上演。“没有想到拆迁会发生到我们身上。”赤岸镇的企业主段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以为靠近城市的黄金地段工业土地才受到“青睐”,没想到镇上也要拆。
段离介绍,像他这样的宗地主(拥有工业用地使用权)还能获得较多补偿,但那些租赁厂房的企业处境就悲惨多了,“义乌已经难以再找到新的工业厂房,即使有也可能会拆迁,而义乌周边县市的土地价格也顺势上涨”。
进退两难的企业家
“搬迁的信息非常突然,媒体6月发布了信息,7月份街道工作人员就上门征求意见。”荷叶塘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田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份方案中,义乌要加快主城区有机更新,福田街道荷叶塘工业功能区区块将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购。
田丰起初还不在意,当其他工业区开始拆迁的时候,他才着急起来,“我们业主商议后,去街道办和市政府了解情况。街道办的反馈模糊,他们说是突然接到市里面的消息,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当我们去找市政府的时候,市政府又让我们找街道,两方推来推去。”
荷叶塘工业区是义乌占地面积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占地1166亩,共有工业宗地152宗,涉及企业836家,员工1.8万人;除152家宗地中小企业外,承租企业684家,去年规上工业总产值9.81亿元。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义乌市常住人口为123.4万人,荷叶塘拆迁就牵涉到义乌常住人口的1.5%。
田丰的工厂十几年前还是农村的家庭作坊,规模扩大后在工业区租房,近几年才在荷塘工业区购买了土地。根据合同,他的企业拥有这块地30年的使用权。
饰品是“义乌造”的主打产品之一。义乌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主任周松强撰文介绍,义乌共有饰品生产经营及配套辅助企业八千余家,其中生产企业三千多家,从业人员约15万人,产品主要包括胸针、项链、头花等,种类超过80万种,年产值超200亿元。
田丰拿着工厂的产品说:“别看这一个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厘钱,但我已经做了近20年。市场对于它的需求有增无减,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中,对于手工配件的需求明显增多。”为此,田丰还准备增加产能。荷叶塘工业区拆迁曝光后,田丰的厂子被划入整治拆迁名单,企业正常的生产被打乱,预定的扩产计划难以实现。
与田丰积极争取权益不同,荷叶塘工业区一位制笔业负责人则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谈的时候,让我们1月份就搬走。我反馈的意见是,最起码给两年时间,买厂房要花几千万元,短期内哪里来这么多资金。对于我们来说,今年疫情带来的损失严重,能够稳住,活得下来,才是当下重要的工作。”
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张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荷叶塘工业区是否征收,政府还在调研摸底阶段,没有发布政策公告、征收规划,“如果要征收,肯定是按法定程序来做”。他介绍,工业用地只有两种征收办法:一是按土地管理法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先发布政策公告,再收回土地使用权。另一种方式是收购,企业和政府谈好条件后,由企业提出申请。
但是,无论哪种方式,短时间内迁走这么多企业,难度非常大。一位义乌长期从事土地征收的人士认为:“如果按照法定程序,就没法迁走这么多企业。”实际执行中,基层部门往往会先行动。
义乌苏溪镇华神工业区块,有4家宗地企业的老旧厂房,其中共有承租企业39家,12家个体工商户,该区块总面积约100亩。义乌当地媒体报道,“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为顺利推进项目开展,每家企业他们都几乎上门走访了20次,甚至更多。”在这种攻势之下,镇政府5月中旬开始行动,6月份发布拆迁公告到9月拆除,只用了三个月。
对于政府部门的做法,段离颇有微词。他介绍,赤岸镇政府的工作人员7月份直接去找租户,口头要求企业8月底前搬走,也没有正式文件,“都没有正式下文,你怎么有权力去赶这些小微企业?”
“从法律层面讲,企业签约获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政府部门出台规章、红头文件,以整治的名义征收,尤其是在企业不情愿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带来连锁效应。”长期研究义乌产业发展的从业人士李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权安全没有保障,会影响义乌企业的投资意愿。”
田丰说,他的工厂规模不适合在农村发展,已经无法回去,如果要搬只能到附近的区县。因工业区拆迁,大量的企业需要新的厂房,周边区县的土地价格已经水涨船高。
一位消息灵通的企业负责人,在荷叶塘工业区拆迁消息出来前,就已经在义乌周边区县购买了100多亩的工业用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厂房建筑面积成本在每年每平方米1500元左右,现在的销售价格已经达到3000元。他准备把这些厂房按层出售。以田丰需要的五千平方米为例,购买价格将高达1500万元。
“亩均论英雄”的指挥棒
工业园区内的企业是否应该拆迁,企业亩产收益是重要参考标准。
“有些企业20年前拿了土地,如今收房租,现在很多企业却拿不到地,我们就想安置那些正经经营的企业。”义乌经信局总工程师冯舒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浙江总体山多地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只能把原有的存量盘活起来。因此,浙江省政府才制定了亩产效益评价政策。
2014年,“亩均论英雄”改革在义乌推开。通过这一评价机制,义乌将企业分为ABCD四类,分类施策,以企业亩均效益论英雄。A类企业可以享受更多优惠政策,但对于D类企业来说,鼓励企业主动关停退出或兼并重组。
经过5年的试点,义乌今年出台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力争2020年至2022年完成2万亩以上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计划,这牵扯到义乌近一半的工业用地。
“就像学生考试一样,全市有地的工业企业,亩产效益等级是自己考出来的。”义乌经信局副局长丁汉君将这种考核比喻为考试。但是,这种考试带来的影响却要大得多。批而未用、用而未尽的闲置或部分闲置的,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为D类的工业用地,将被列入整治范围。
不过,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黄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亩产收益考核,主要目标是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而不是作为拆迁的依据。而且,浙江省政府制定的是指导性文件,主要考核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于考核数据进行调整。
根据义乌的评价体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评价分为亩均税收、亩均工业增加值等七个指标,而规模以下则包括亩均税收、亩均销售收入、吨排污权纳税额、单位电耗税收、工业性投资五个指标。其中,亩均税所占比重最大,百分制的考核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占40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占55分。
义乌亩均税的基准值是每亩30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考核指标并不友好。亩均论英雄政策核心是每亩地的产出。以义乌来说,一宗地内往往有多家企业,有些交税,有些不交税,良莠不齐。下朱宅工业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梅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企业属于承租的厂房,去年交税超过100万元,仅仅算他一家企业能实现每亩地30万元的税收指标。但是这宗地内的其他企业很少交税,因此在考核评价上,他所在企业的价值并不能显现出来,也不能享受政策优惠。
他的企业也面临拆迁搬走的问题,考察后,他选择在金华市的金义新区内安家。这次搬迁费用耗尽了企业多年的积累:三千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价格是1000多万元,搬迁期间工厂停产,工资房租还要正常支付,这给他带来极大压力。“这次咬咬牙,购买的是使用权,不再租房,至少不会再被赶。”从江西到义乌十多年的梅军说。
张黎明介绍,义乌今年安排了1900多亩的工业用地,已经用完,像这种税收100万元的企业可能根本排不上号。但义乌考察的不只是税收,还要看其他效益,“如果是高科技的,做芯片的,哪怕税收一分都没有,我们也会扶持。”
丁汉君则介绍,义乌亩产效益评价在全省排名中下,“浙江去年数据是规上企业平均亩税30.5万元,义乌是14万元。”研究义乌产业发展的李滨认为,义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考核指标应该有别于其他地方。丁汉君则认为这种考虑不现实,义乌既然在浙江,也要根据这个游戏规则来做。
对企业的考核标准逐渐在提升。丁汉君介绍,原来的淘汰类企业标准是每亩税收1万元,今年是3万元,浙江省计划到2025年将5万元以下的全部淘汰。不过,他也强调,评价和征收土地是两回事。评价结果出来后,省里规定这一类企业的水价、气价、电价等要涨价,企业要进行整改,“但也没有说一定要搬迁,这不是经信局这个环节所涉及的”。
对考核标准的不断提升,李滨持批判态度:“企业业绩不可能永远向上,市场有起有落,而且义乌小商品的产品价值不高,递增的考核办法不现实。”义乌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只从数据上来看义乌,“义乌不像一些财务报表好看的城市,虽然GDP不高,但藏富于民。”
“很多义乌人没有了奋斗精神”
“不只是荷叶塘。”李滨说,疫情过后,政府不仅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还鼓励企业增加机器设备。在政府鼓励下,很多企业购买了新的厂房,订购了新的设备。如今,很多企业装修到一半只能停下来,损失很大,各个工业区都有这种情况。
对于义乌来说,如此急切、大规模整治工业用地,也与其财政吃紧有关。义乌市财政局发布的《关于义乌市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政府的“财力增长根本无法满足政府增支需要”。
义乌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政府性基金,其中税收额比较稳定,增幅有限,政府性基金则成为义乌政府创收的核心来源,土地收益更是增收重点中的重点。2015年到2017年,义乌出让土地的收益急速增加,从23亿元增加到128亿元。2019年,义乌土地出让收入已经超过300亿元。
一位义乌文创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征收工业用地,从经济账上面来说,比如花费5000万收回,但可以卖两三亿元。这些土地还可以发展房地产,进一步增值。
对于义乌来说,这种土地生意最大的制约是指标不足,每年的新增建设用地有限。“义乌建设用地指标是刚性的,义乌每年的指标有5000亩到6000亩。如果靠新增建设用地,难以支撑城市发展,只能在存量上做文章。”张黎明坦言。
义乌的一家丝袜工厂。图/视觉中国
在义乌市财政局的预算报告中,义乌今年计划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78.26亿元。“当前,国企面临市场化转型困难,自身造血功能不足,资产负债率已近75%的艰难局面,如遇市级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收,财政支持力度下降,将严重影响融资盘稳定和资金链安全。”义乌市财政局称。政府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义乌对于土地收益的渴求也越加明显。
在镇级层面,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也非常明显。赤岸镇政府去年度财政收入总计2.55亿元,同比减少三成。赤岸镇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介绍原因是“未出让商服地块,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大幅减少。”
实际上,这些工业用地整治,只有部分是再用于工业,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用于房地产。一边是即将被“快速驱赶”的工业园区,一边是新建的大楼急需消化。当荷叶塘工业区的企业还在担心是否被拆迁的时候,义乌市政府的地产平台中福置业公司对园区内企业进行了“地毯式走访”,加大中福广场招商力度。中福广场是义乌市政府打造的、由超高层写字楼组成的金融商务区,总投资超过30亿元,2014年开工建设,去年竣工。
段离说,土地价格上涨,已经改变了义乌的发展模式,“义乌人早年摆地摊,坐火车去背货,才有了这个全球知名的小商品市场。如今很多义乌人没有了奋斗精神,将工厂租给别人,拿着高额租金,吃老本。”
离开义乌的“打工人”
早上8点,下骆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百人聚在一起,每当一辆车过来停下,他们就蜂拥而上。这些人大多是找零工的外地人,附近作坊或者企业的负责人会在有订单的时候过来招人。
陈培荣今年51岁,来自江西上饶,江西“老表”是义乌最大的外来人口群体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也是这些找工作大军中的一员,像这样的露天招工场合在义乌还有很多。但是,这几年工作越来越难找。很多工厂已经搬迁到周边的县市,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一位义乌居委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义乌制造业环境的变化可以追溯到2015年,此前很多大工厂都是从居民区内的家庭式作坊起步。义乌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家庭作坊,与其产品的市场特性有关。陈培荣介绍,看订单招人,闲时停产,需要特别灵活的处理方式。
但政策慢慢不允许这样的业态,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安全、消防等问题不达标而关闭。市场主体关闭了很多,但是却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去引导生产,“现在做什么都要土地指标,建设用地就很紧张,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给你更多土地去做工业园。”
很多外地人之所以选择在义乌建厂,则看中了其便利的物流条件。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经理张金银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义乌,5公里范围内,产品发货、报关、检验检疫等环节都可以完成,而且物流有着极大价格优势。以内贸为例,申通快递在全国其他地方批量发货起价3元到4元,但在义乌可以做到一单8角钱。而且在义乌这样一个小商品集聚地,对产品设计、研发、推广都有好处。
市场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又辅助义乌成为小商品之都。浙江省省委党校教授、义乌市人民政府顾问陆立军对于这种模式颇为推崇,将其称之为义乌模式。他在公开场合多次以义乌的袜业举例,“运输成本上涨帮了义乌的忙,使原本集聚在广州的袜业扩散到义乌,形成新的集聚区,把一个单区域集聚变成了两区域集聚。运输成本上涨伤了珠三角的袜业,促使那里原本集聚的袜业扩散甚或转移到了别的地区。”
依托于这种便利条件,义乌饰品产业呈现稳步上升之势,在产品质量、款式花样、原材料提升等方面与广东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尤其在市场份额上,已超过广东。义乌饰品已占国内市场三分之二份额,是国内流行饰品最具影响力的集散中心。在国际上,占据国际市场五分之二份额,是外商来华采购流行饰品的首选地。
但是,义乌的这种优势正在减弱。周松强介绍,义乌饰品产业规上企业销售额在2014年到2016年出现了下滑趋势,但比较缓慢,“需引起高度警觉的是,2017年来,饰品产业规上企业销售额出现断崖式下降。2017年同比下降45.09%,2018年同比下降53.68%。”
义乌经信局副局长丁汉君认为,小商品制造业产值已经到天花板,所以义乌近些年在做产业升级,频频引进大工业企业,“那些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了,没办法在这里生存,还是要搬出去的。浦江、东阳等地成本都比义乌低,它们不一定要在义乌。”
不过,义商智库院长周淮山认为,义乌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引大招强,把科技含金量高的企业引进来。另一方面,义乌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制造业,它们支撑起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但是,对于义乌来说,工业兴市的构想宏大,实践起来还需要时间检验。义乌财政局的报告中认为:“新兴产业产能尚未有效释放,税收收入增长缺乏新的支撑点。”
不少义乌受访者认为,如果这些中小制造业企业没有了,就是把义乌的根挖断。“这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这种企业如果说都被拆掉了,小商品市场未来怎么发展?”一位受访企业家质问,“义乌大陈镇本来是中国衬衫之乡,如今这个称号为什么没了?值得义乌去反思。”
(应受访者要求,田丰、梅军、李滨均为化名)
原标题：打工人逃离，土地价格上涨，义乌小商品制造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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