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8月22日，尼日利亚警方证实，当晚一伙不明身份的持枪武装人员驾驶摩托车，袭击了扎姆法拉州马拉东地区的戈兰纳马耶镇，导致4人死亡，并另行绑架了50人。而根据其它消息源，实际死亡人数至少为10人，被绑架者更是超过70人。
而这距离该州上一次袭击绑架事件才不过一周时间：8月15日晚，又是一群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了一所高等学院，造成1名警察、2名保安死亡，16人被绑架。袭击者对赎金的要价高达85万美元。
绑架事件发生地为尼日利亚的“重灾区”——西北部地区
尼日利亚西北部地区历来是武装袭击和绑架的“重灾区”，各类绑架事件出现在国际媒体版面几乎成为日常。近年来，尼日利亚多地更是连续发生绑架事件，从规模到频率，都令国际社会咋舌。
绑架频发，治安问题竟成生意
2014年4月14日至15日，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奇布克镇中学发起袭击，劫持了276名准备参加考试的女学生（多为16至18岁的基督徒）；截至目前已有50多人逃脱，100多人先后获释，另外100多人至今未归，而“博科圣地”仅在2016年和2017年便累计收到了370万美元的赎金；
奇布克镇中学绑架事件中被绑架的部分女学生
今年7月5日凌晨，武装分子更是将手伸向了小学生，闯入西北部卡杜纳州一所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宿舍区，绑架了140名学生，其中只有25人逃脱；将师生劫持至森林后，他们也以高额赎金勒索当地政府和校方。
据统计，自去年12月以来，仅尼日利亚西北部地区便已发生10余起大规模学生遭绑架事件，平均每月至少一起，遭绑架的学生达到上千人；由于学生遭遇绑架事件太过频繁，尼日利亚北部6个州多所公立学校被迫关闭，正常教学活动遭到严重干扰。
当然，绝大多数学生最后还是得到了释放，前提是当地政府和各路武装分子谈判、交付大量赎金。各类学校的师生们之所以频繁地成为这些绑匪的目标，原因便在于他们集中学习生活，且安保力量薄弱，为武装分子大批量劫持、索要高额赎金创造了便利条件。
此外，那些颇有经济实力的成年居民，也难逃绑匪们的视线。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这个非洲人口第一大国（约2亿），每年有上千名尼日利亚人在高速公路和乡间道路上遭遇“拦路绑架”，其中便包括尼日利亚著名足球运动员米克尔的父亲（2018年7月遭绑架，彼时米克尔正作为队长代表尼日利亚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比赛）。
一位化名为“阿约”的39岁尼日利亚男子也向《金融时报》描述了自己在西南部城市阿库雷附近险遭绑架的经历。对于“阿约”来说，这一场景不止令他害怕，更令他“震惊”，因为“在此之前，从未在（尼日利亚）西南地区见到这种（场景）......但时过境迁，劫匪们发现这是大好生意，是赚钱的好办法”。
西南部的居民都难以幸免，“重灾区”北部更不必说。来自该地区的社会正义活动家艾莎·叶素福便哀叹：“可悲的是，绑架产业正在尼日利亚各地兴起，我们在尼日利亚的处境是，通常情况下可以参与正常社会、工作的人们，如今对一切都不抱希望。相反他们去绑架他人来挣钱谋生。”
“阿约”和艾莎的说法绝非夸张。尼日利亚咨询公司“摩根情报公司”（SB Morgen）在去年5月发表了一份名为《尼日利亚的绑架产业经济学》的报告，发现自2011年6月至2020年3月，全国因绑架而支付的赎金累计至少达到1834万美元。更可怕的是，近年来支付的赎金占比极高：约1100万美元支付于2016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
该报告还发现，在这十年的644次绑架事件中，除了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博科圣地”密集活动地区），其它各州并未因绑架出现高死亡率，表明多数情况下武装分子本意并非制造无差别的人身伤害或恐怖效应，而是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绑架，作为一种挣钱的“商业手段”。
2011年6月至2020年3月，各州绑架事件累计死亡人数分布
既然是“商业手段”，绑匪们也自然摸索出“成本-收益比”最高的“商业模式”。首先，从作案地点上，尼日利亚武装分子除了对寄宿制学校或者私家住所“破门而入”，还都十分青睐国内各大高速公路，因为在此迫使私家车司机改道、进入自己的圈套十拿九稳。当然，他们也会在各大城市内跟踪有财力的目标，或者跟踪跨州通勤汽车，“干票大的”。
在目标选择上，绑匪们巧妙避开喧嚣热闹的市中心，往往选择居民分散、孤立居住的大城市郊区。抓住目标（主要是可以跟随自己长途跋涉的年轻人，因为绑匪很少开车绑架）后，便带到自己的“大本营”关押。由于人多势众，且关押地点偏远难寻，绑匪们在索要赎金时几乎从不与受害人一方讨价还价，其要价总能得到满足。
在此过程中，绑匪们还发展“线人”，通过他们掌握当地情况、绑架目标本人与家庭信息。正如阿夸伊博姆州一位退休警官说的：“警察无能为力，因为警察不是魔法师。但我个人认为，在一个人被绑架之前，肯定有线人，一个了解你情况的人（帮助绑匪），所以警察也无法终止这一切。”
绑架成为一种产业，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无疑既可笑又可悲。问题在于：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何以令民众陷入如此境地？
积重难返：“非洲巨人”难解的结构性困境
探究尼日利亚“绑架产业”的兴起，首先要区分该国两类不同性质的绑架：一类是极端势力的行为，背后是颇具刚性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政治目的；另一类则是纯粹为钱的“绑架生意”。两类不同性质的绑架背后，凸显了尼日利亚这个“非洲巨人”积弊已久的结构性矛盾。
在众多校园绑架事件中，背后总少不了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身影。该组织发动绑架的动机，便不只是为了敲诈赎金。
“博科圣地”成立于2002年，主要聚集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同时也在乍得、尼日尔和喀麦隆北部地区活动。“博科圣地”（Boko Haram）这一名字分别由豪萨语和阿拉伯语组成，翻译过来便是“禁止西方文明”。作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又植根于以穆斯林为主的北方，“博科圣地”近年来从思想到行动上愈发激进。
“博科圣地”认为西方文明和西式教育导致了尼日利亚政府与社会的腐化，不仅坚决反对，更要身体力行、予以根除。正因为如此，该组织频繁袭击北方地区的世俗学校，尤其是基督教学校和接收女学生的教育机构，不仅可以敲诈高额赎金，作为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更能震慑当地政府与社会，迫使其它学校暂停教学、关张大吉，实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目的。前文提到的奇布克镇中学女学生遭遇绑架事件，便是“博科圣地”近年多起绑架事件的典型代表。
“博科圣地”及其原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中）
除了宗教极端主义，族群冲突常年是绑架事件频发的重要诱因。
尼日利亚是农业大国，农业为该国贡献了35%的就业人口和29.25%的国内生产总值，富拉尼族（占全国人口6%）也以农牧生产为生。但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是，富拉尼族以传统畜牧业（多为畜牛）为主，而农牧业冲突早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古老话题。只不过在尼日利亚，这一严重的冲突往往被更引人注目的“博科圣地”组织所掩盖。
富拉尼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半游牧民族，在西非已有超过1000年的生活历史，与豪萨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尼日利亚另外两大民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则主要信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由于北部地区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北部草场面积大幅萎缩，加之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富拉尼人持续向南迁徙，前往中部地带放牧，一些富拉尼人甚至选择在中部地带永久放牧、建立定居点，自然与当地农民在土地和水源的使用权问题上不断产生纠纷。
此外，中部地带恰好是北部伊斯兰教文化圈与南部基督教文化圈的缓冲地带，民族与宗教问题“火上浇油”，令富拉尼人与其它族群的纠纷愈演愈烈。
正因如此，今年4月，包括奥孙州在内的六个尼日利亚南部州宣布禁止公开放牧，进一步激化了族群矛盾：大小犯罪团伙利用黑市上流通的小型武器，对富拉尼人进行绑架、勒索，甚至直接偷牛；而富拉尼人也持枪自卫、以牙还牙，参与绑架......农牧民纠纷演变成持续的流血冲突。
持枪放牛的富拉尼牧民
同时，由于尼日利亚现任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也是富拉尼人，他也被攻击为恶意偏袒富拉尼族绑匪与土匪，令富拉尼人更加受到其它族群的猜忌和排挤，也令族群冲突政治化。
当然，不少情况下，族群冲突只是名义，实际上围绕的是经济利益之争。这凸显了“绑架产业化”背后最为无奈的现状：尼日利亚越发糟糕的经济形势。
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能源出口。然而，自2016年因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以来，尼日利亚经济增速始终无法跟上其人口膨胀速度，人均收入不升反降。受新冠疫情影响，尼日利亚经济再遭重创，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度出现负增长（-1.794%）。
比宏观经济指标更可怕的是，如今尼日利亚民众的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今年3月，尼日利亚的食品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22.95%（目前约为21%），创下15年来的新高，“吃不起饭”绝非杞人忧天。2021年该国失业率高达32.5%，预计明年失业率会持续增长；而在年轻人群体中，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更是累计超过了三分之二。
经济困顿，尼日利亚年轻人排着队都找不到工作。
正如前文所说，当身强力壮、急需食物的年轻人谋生无望，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产生活，他们最有可能的选择便只剩下了两种：加入极端组织或者成为土匪/绑匪。在此情况下，“绑架产业化”也就成为了必然。
经济困顿引发治安问题并不罕见，但如此广泛且频繁的绑架“产业化运作”，的确寰宇罕见。为什么尼日利亚这么多人选择将绑匪作为“职业生涯”？因为这么做实际上没什么后果——毕竟这个国家的国防与执法部门长期难有作为。
尼日利亚民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便指出“安全部门逮捕了很多绑架团伙，但我们没看到任何起诉......所以绑匪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不仅民众眼里的警察毫无作用，就连布哈里总统都在今年3月间接承认仅凭军队和警察，无法应对国家的安全威胁。
比逮捕但不起诉更糟糕的，是警方在诸多绑架案件中的缺位。在尼日利亚腐败问题严重的政府体系中，警察部门常年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况。警察工资偏低，为了维持生活甚至兼职私人安保、“不务正业”，结果案情需要时警力短缺、无所作为的尴尬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国际媒体甚至直指警方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绑匪和极端组织的“同谋”。
这种情况下，民众便只能自寻枪支、保护自己。经济不好，手上又有了枪，这些人便成为潜在的绑匪团队。
相比于新冠大流行，尼日利亚遭遇更持久、更可怕的则是“绑架大流行”。一桩桩震惊国际社会的绑架事件背后，则是“非洲巨人”长期面临的结构性桎梏。
原标题：当绑架成为“产业”：“非洲巨人”尼日利亚的困窘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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