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纪念馆外观。记者 匡丽娜 摄

△重庆专家学者上海祭扫邹容墓地。记者 匡丽娜 摄

△重庆的邹容烈士纪念碑。重庆日报资料图片

重庆日报消息，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无论中国或是西方，凡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或教材，都会提到他的名字，无一例外。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革命篇章的重庆人，所著的《革命军》被誉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

他，曾被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荣衔，并赞叹“惟蜀有材，奇俊瑰落”。

他，就是邹容。

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4月2日，“英雄心胆依旧在——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邹容系列讲座暨邹容纪念馆开馆”系列活动在上海举行。作为本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邹容的曾孙女邹小菲、玄孙曾令堂，来自重庆和上海的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上海各界群众一起祭扫邹容墓，表达了继承先烈遗志，传承先烈精神的共同意愿。

去年重新布展昨天开放

邹容（1885—1905），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商人家庭。原名邹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903年著《革命军》名动天下，后因“苏报案”入狱。1905年4月3日，年仅20岁的邹容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12年孙中山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

既然邹容是重庆人，为什么葬于上海？原来，邹容在上海去世后，上海华泾（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一个叫刘季平（又称“刘三”）的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为邹容收殓遗骸，将其安葬在自家黄叶楼旁。

2004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将黄叶楼异地保护于华泾公园内。2007年，黄叶楼被改建为邹容纪念馆并免费对外开放。2017年，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民政府对邹容纪念馆进行重新布展，于2018年4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

沙画AR再现邹容革命事迹

修复后再次开放的邹容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华泾路868号（华泾公园内），整个展览分为求索之路、革命号角、苏报风云、奕世流芳四大主题板块，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史料的展示和多媒体高科技展览手段的运用，向观众展示了“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革命军》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纪念馆的布展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互相交融，用沙画、AR互动等形式让年轻人对英雄的一生有更直观的理解。例如，求索之路展厅悬挂的一组连环画及一个互动游戏将邹容的这段经历刻画得微妙维肖。这组连环画描绘了1903年邹容与陈独秀、张继等几个留日学生一起戏辱大清驻日学监姚煜的场景。在现场，观众可以比比看谁“剪辫子”更加厉害。

“邹容纪念馆的开馆，标志着对邹容的纪念形成了重庆与上海东西呼应，长江相连的态势。意味着对邹容的纪念持续不断，代代相传。”西南大学教授周勇称，邹容纪念馆是国内第一个以邹容为主题的纪念馆，它的开馆标志着百年来，对邹容的研究和展示达到了新水平。

让邹容精神代代相传

在本次活动中，渝沪两地的专家学者围绕近年来对邹容的最新研究进行了讲解。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以《邹容思想的当代价值》为题演讲，指出邹容炽热的爱国情怀、嫉恶如仇的伟大品格、富而思进的优秀品质、独立的思想境界，值得我们今天大力继承和弘扬。周勇以《关于邹容的社会主义信仰之探讨》为题，讲述了他与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最近10年来对邹容的最新研究。他说，“在生命最后时刻，邹容的思想出现了从反满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进而向着社会主义信仰转变的趋势。”

“在重庆，渝中区也开展了祭奠邹容的活动，希望今后重庆和上海能联手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人铭记历史。”渝中区政协副主席戴伶说。

“作为邹容的后人，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22岁的曾令堂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作为年轻的一代，将把邹容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当的精神代代相传。

英雄心胆依然在

邹容 无法忘却的纪念

今年4月3日，是邹容逝世113周年的纪念日。4月2日，上海举行了“英雄心胆依然在——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邹容系列讲座暨邹容纪念馆开馆”系列活动。来自重庆、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各界群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活动继承革命者的光荣传统，用他的精神鼓励众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与会者说。

从小就是个“叛逆”少年

在人流如织、繁华喧闹的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有一条从东到西穿过解放碑的街道。它汇集了20余家金融机构，10多家大型商业中心，还有英国、匈牙利等国领事机构。这条街名叫邹容路。133年前，邹容在这里出生。当年，这条街里叫做夫子池洪家院子。

邹容的父亲叫邹子璠，是一名商人，经营棉纱、棉布和杂货生意，他在重庆城内县庙街开有商号“利川升”，还与人合伙开了“同镒园”。邹家子女8男4女。邹子璠给这名男婴取名叫蔚丹，多年后，这名男婴留学日本，自己改名叫邹容。

“邹家原籍为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周勇对邹容做过30多年研究，他说，当时邹家迁居四川巴县木洞及磁器口对岸的石马河，大约1882年搬入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原解放碑颐之时餐厅附近），后来又从夫子池迁到小较场定居（原五一电影院对面，邹家人称此处为邹家祠堂，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毁）。

邹容自幼聪明，“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邹子璠希望邹容能和他大哥一样循规蹈矩、热心仕途，因此，把邹容送入重庆经学书院学习。

哪知邹容早已厌恶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代官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

1896年，邹容第一次参加童子试。科场上，不少考生见题目晦涩，要求考官解释，但遭拒绝，邹容忍不住站起来和主考官辩论。考官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考生，便差人打邹容手心二十板。邹容毫无惧色，指着考官大声说道：“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要差人打我，要打你来打！”说完气愤地退出了考场。因为邹容的特立独行，经学书院的同学们都戏谑他为“谣言局副办”。

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尽管邹容顺利通过预选，但当时的官府却以邹容“聪颖而不端谨，不合条件”为由，取消了邹容官费留日资格。

邹容便央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不想，邹容的舅舅刘华廷等人坚决反对。他劝邹容说，“中国之弱，仍是天运盛衰之理……天下汝一人岂能挽回……”。还告诫邹容：谭嗣同奔走救国，但结果是人头落地，祸及父母，殃及族人，孰好孰坏，要三思。

当时，年仅16岁的邹容针锋相对，他认为，这些话全是毫无生气的“老成谋国之见”。如果人人都怕死，又何谈杀身成仁呢？中国如此，正是因民族惰性使然。“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他甚至在给父亲的信里说：这种亲戚，不如没有。

《革命军》发行100万册以上

“邹容16岁离开重庆东渡求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重庆。”周勇说。

1901年秋，邹容踏上东去征途。先在上海停留，补习日语，次年九十月间到达日本。在日本，邹容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在日本，邹容还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先生。

当时，陈独秀也正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专门派遣学监到日本督学，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

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邹容和陈独秀、张继、刘季平、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姚的卧室，“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几人将姚煜的辫子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旁边写上“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邹容等人，邹容与陈独秀、张继等不得已回到上海。

“邹容在日本只度过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但是这8个月，却是他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周勇介绍，在日本期间，邹容写成了《革命军》一书，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回国后，邹容特请章太炎修改并作《序言》，章太炎称许《革命军》为“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经费，交大同书局承印，于1903年5月初出版发行。

《革命军》共7章2万余字，该书一出版发行，即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据了解，从1903年起，《革命军》先后在上海、新加坡、日本、香港、美国等地，翻印29版，发行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风行海内外。

1903年，孙中山亲自携带《革命军》至檀香山进行宣传，与保皇派展开辩论。1904年，孙中山赴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刊印《革命军》1.1万余册。1906年，孙中山又多次写信要求南洋华侨加快翻印《革命军》，以作宣传鼓动革命之用。孙中山还把重建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之功。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高度评价了邹容对辛亥革命的功绩：“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

如今的上海邹容纪念馆，陈列了数个不同版本的《革命军》。学者一致认为，《革命军》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发展了孙中山“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思想，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重庆学者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在生命最后时刻，邹容的思想出现了从反满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进而向着社会主义信仰转变的趋势。”在4月2日上海举行的邹容研讨会上，周勇说。

这个结论是周勇和蔡斐历时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周勇研究邹容多年，蔡斐也在近十年加入，他们合作对邹容生平，尤其是“苏报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发掘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档案，查阅了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相关档案史料，著成《邹容集》《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两部著作，还原了邹容因苏报案入狱前后的故事。

1903年5-6月，上海的《苏报》刊登了《革命军·自序》《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几篇文章后，清政府勃然大怒，随即勾结西方列强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章太炎首先被捕。当时，邹容正在一位英国传教士家中，听到消息义愤填膺。他独自步行到租界监狱，自报姓名要求入狱。那时，邹容年仅18岁，英国巡捕见他一翩翩少年，哪像举国震动的《革命军》的作者，以为是精神病狂徒，喝令走开。邹容大义凛然，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慷慨入狱。

1903年12月4日下午，对邹容的正式庭审开始。出席的人有以观审为名出席庭审的英国驻沪副领事翟理斯、清政府上海知县汪懋琨、清政府谳员邓文堉、清政府代理律师古柏，邹容等人的辩护律师琼斯和爱立斯。

庭审采用英美法系交叉询问的模式。这天的庭审记录全文发表在1903年12月12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

古柏：这本小册子（指《革命军》）表达你现在的观点吗？

邹容：不，我己经改变了此前的观点，我现在有新的观点。

古柏：你现在不再倡导反清排满？

邹容：我现在拥护社会主义。

……

古柏：你就没有买一本或者问一下那里可以买到《革命军》吗？

邹容：没有，因为我现在想知道的是社会主义，对之前的观点没有兴趣。

……

古柏：你还出版过其它的书籍吗？

邹容：我没有写过其它书，我正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

辩护律师琼斯交叉询问邹容：

琼斯：你希望看到改革吗？

邹容：没有。我在《革命军》中阐述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想倡导社会主义。

在这段不长的庭审讯问记录中，邹容四次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明确表示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并准备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对于邹容的上述表现，庭审第二天（1903年12月5日）的上海《新闻报》用中文纪录了相同的内容，还透露出一个细节——邹容要作《均贫富》。

古律师问邹曰：尔心即改变，意欲何为？

答：现想作《均贫富》书，使天下人共享均平之福……

而同一天的上海《申报》也有类似记录：

庭审中古律师（问）：书（指《革命军》）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答：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

“《新闻报》与《申报》大致类同，只是《均平赋》被记载为《均贫富》。这种差异可能是两报记者在在法庭上听邹容口头辩护时，理解不同或听音差别所致，实质上都是‘平均贫富’的表达。”蔡斐说。

为什么当时的邹容会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对此，周勇和蔡斐从时空、认知和邹容结识的朋友等方面做了分析。

其一，1902年至1903年的日本和上海都有着社会主义传播的土壤，邹容具有接触社会主义的可行渠道。

其二，“均贫富”既源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也呈现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学者的表述中，邹容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表述为《均平赋》或者《均贫富》符合当时的认知水平的。

其三，在1903年前后，邹容在当时是青年的思想领袖，所以，邹容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倡导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不奇怪。

周勇说，“沿着邹容生命的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到，从最初敬仰谭嗣同的改良主义，到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最后是自觉地追求社会主义，邹容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民族独立解放中思想的不断进步和自我提升。今天我们讲中国梦，核心是民族复兴，而邹容则是追寻中国梦、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先驱者。所以，邹容不仅是重庆人的骄傲，也是世人尊崇的民族英雄。”

邹容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4月2日下午，上海徐汇区华泾路1018号，邹容烈士的墓园安静肃穆。墓道两旁青松苍翠、樱花盛开。

1905年4月3日邹容去世后，刘季平获悉，从日本返回上海，不顾清政府的查究，买通狱卒，冒险在四川义庄会馆的乱坟堆中找到邹容灵柩，并在上海华泾自家土地上选择地势较高的三亩地，挖掘墓穴，砌好砖椁，作为营葬邹容之所。此后100多年来，由刘季平义士和他的后代，一直守护着邹容墓，至今这样的传统已延续5代人。

133年前，邹容诞生在重庆。

113年前，年仅20岁的邹容，为理想信念而捐躯，葬身远隔故土千里的上海华泾。

113年之后，来自重庆和上海两地的专家、学者，和邹容的后裔，以及社区各界群众在邹容墓前三鞠躬，默默上前，献上了寄托哀思的花篮和小白花。

“我们这些重庆人，是怀着对邹容的深深缅怀而来，也是怀着对刘三刘季平先生和他的后人满满的敬意而来，更怀着对上海的朋友们的感激之情而来的。”周勇说，邹容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的中国梦。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富而思进，追求真理；勇立潮头，道义担当；血性刚强，兼收并蓄的精神，以此激励更多人，追溯革命先驱为实现中国梦的初心，激励人民自觉地担负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先烈邹容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原标题：国内首个以邹容为主题的纪念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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