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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堰衙署遗址出土的铁雷为蒙哥死因提供新视角 钓鱼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04-19 07:00:44 来源:重庆日报

衙署办公区围墙、中轴线建筑群及附属建筑。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全景及周边环境。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4月10日,袁东山在范家堰衙署遗址讲解。

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遗址。

范家堰衙署遗址景观水池中出土的铁雷。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 赵迎昭 拍摄、翻拍

重庆日报消息,“走进钓鱼城,游客大多以为走进了森林公园,很难感受到它曾是南宋古战场遗址……”4月10日下午5时,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以下简称范家堰衙署遗址)府门外,一场讲解正在春雨中进行。

衙署遗址背倚钓鱼山,面朝嘉陵江,南依薄刀岭,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

大片蒲儿根在遗址上扎根,为遗址披上了立体的黄色外衣。十余位前来考察的嘉宾跟随讲解者的脚步,走进遗址,探寻钓鱼城之战的秘密。

讲解者是该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研究员,他和同事一起已在钓鱼城遗址考古15年,让被历史湮没的范家堰衙署遗址这一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3月29日,范家堰衙署遗址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评价为“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

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那么范家堰衙署遗址就是镶嵌在皇冠上的明珠。考古发掘过程中,地道、城墙、铁雷的发现让遗址的面貌和地位逐渐显现出来。

在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前夕,记者爬上钓鱼城,倾听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历史回声。

1 在攻城地道中寻找蛛丝马迹

范家堰进入考古视野

“咦!怎么基坑下面有个‘洞’,里边还塞满了圆圆的石头?”2005年4月的一天,合川相关部门在钓鱼城范家堰地区北部的奇胜门一带开展公路滑坡治理时,一名工人发现了抗滑柱基坑下的“玄机”。

消息迅速传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时任副所长的袁东山立即意识到——工人看到的石头有可能是钓鱼城之战(1243-1279)时的礌石,激动之余,他立即组织考古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

袁东山为何对这几块石头如此关注?

原来,在2004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就曾对钓鱼城遗址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勘探,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中心,“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究竟在哪”等未解之谜一直等待着考古专家去破解。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洞’里塞满了石头,除了圆形礌石,还有其它形状各异的石头。”参与该项目考古发掘工作的丁韦强介绍,经过清理,一条高1.3米、长约35米,由6条短支道及竖井组成的地道呈现在工作人员面前。基坑就位于其中一条支道上方。

披上冲锋衣、穿上胶鞋、带上手电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袁东山和丁韦强几乎天天匍匐进入支道,爬行近3米后进入主道观察情况。

地道是什么人挖的?为何而挖?

在清理地道的过程中,袁东山留意起地道的錾刻痕迹。“留在岩体上的痕迹还清晰可见,能够看出是从城外向城内进行錾刻的。”他告诉记者,主道处于城外的距离比城内长,主道到达城内后变成了6条支道,由此判断,这是蒙(元)军秘密挖掘的一条攻城地道,“藏匿的蒙军在半夜同时打开分支竖井,蜂拥而上,突袭守城宋兵。”

“钓鱼城四周壁立千仞,易守难攻。在岩体上挖地道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没有机械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人力开凿,可见攻城人的决心之大。”袁东山说。

让人奇怪的是,地道附近的奇胜门区域并不便于攻城,但是蒙(元)军为何会如此决绝地进攻?考古专家进行了假设——宋军的“前敌指挥部”位于山顶的九口锅一带,那么位于山腰的范家堰地区有可能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

“以往对钓鱼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山顶环城内,忽略了范家堰地区,地道的发现让范家堰进入了考古视野。”袁东山说。

2 博物馆日寻访收获惊喜

宋代衙署遗址被发掘出来

2011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钓鱼城烈日当空,袁东山在临近正午时走上薄刀岭,踱来踱去,大汗淋漓。

这样的现场勘探对袁东山来说很寻常,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走上薄刀岭,可是,这一天似乎又有点不寻常。

杂草丛中微微露出的一块条石吸引他停下脚步。拨开草丛,他发现了惊喜:从条石上的錾刻痕迹可以判断,这是宋代特有的工艺!这意味着这里可能是又一道宋城墙。袁东山的判断不是没有依据,在2009年,钓鱼城城防设施的一段——南一字城东城墙已经被发掘而出。

顾不上蚊虫叮咬,他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像是发现了稀世珍宝。

次年3月至5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这里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将其命名为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遗址。东、西城墙两两相对,从钓鱼城山顶环城蜿蜒而下,直抵嘉陵江畔,中间为著名的南一字城。

“原以为东、西两道城墙分别防御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蒙(元)军,发掘结果却表明两道城墙一致向东防御,这意味着南一字城防御的并非上方的山顶环城,而是西部紧邻的范家堰地区。”袁东山说,“考古人员便着手准备在范家堰区域寻找衙署。”

2013年10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范家堰衙署遗址开展了4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7800平方米。

考古发掘所揭露的遗址分为两部分,一是中轴线上的衙署主体建筑,这部分建筑依山势逐层升高,错落有致,整体高差达到16米;二是以大型蓄水池为主的园林景观,其兼备蓄水和景观两种功能。

如何判断范家堰遗址就是南宋衙署遗址和钓鱼城战时指挥中心呢?

袁东山解释,首先,建筑遗迹的规格形制、空间布局特征和南宋《平江府图碑》所绘衙署基本吻合;其次,遗址所处位置在山顶环城西侧的缓坡地带,遗址东侧高大山体成为天然屏障,有利于保护衙署安全;再次,上述两道城墙一致向东防御,防御敌人进入衙署所在区域。范家堰遗址北部的地道为蒙(元)军所掘地道,目标应是突袭衙署。

连续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是极为枯燥的,发掘范家堰衙署遗址的过程中,除了春节,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几乎没离开过钓鱼城。“2017年一天最多有上百名工人同时挖掘。夏天时,早晨6点就要到达现场。”他说,遗址受到关注,大家都觉得曾经的辛苦很值得。

3 出土爆炸过的铁雷

为蒙哥死因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范家堰衙署遗址出土的3000余件遗物中,一枚铅球大小的铁雷吸引了记者目光,它是在2017年出土于遗址设厅和后堂之间的长方形景观水池中,目前被保管在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站中。

记者看到,这个水池精致玲珑,石雕神兽和莲花纹镂空排水孔保存完好。但在考古发掘之初,这里却谈不上秀气。

王胜利回忆,水池在考古发掘前被一米厚的瓦砾填满,瓦砾下方是近20厘米厚的灰褐色淤泥。“我们把淤泥全部带回考古工作站,在进行浮选(一种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时,意外发现了铁雷。”

白帝城遗址也有出土铁雷的记载。但与之不同的是,范家堰遗址出土的两枚铁雷都爆炸过,这反映出钓鱼城作为战争前线曾经战火激烈。

研究表明,范家堰遗址出土的铁雷装填的火药能把超过1厘米的铁壁炸裂,与南宋史料中记载的铁火炮、震天雷一致,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见证,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实物支撑。

明万历《合州志·钓鱼山记》记载,蒙哥为“砲(炮)风”所伤,文曰“为砲风所震,因成疾”。

“以往普遍认为,‘砲风’是发射礌石导致,结合文献进行分析,‘砲风’很可能是范家堰遗址发现的铁雷爆炸产生冲击波,为蒙哥死因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袁东山表示。

袁东山等人在钓鱼城遗址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用他的话说,目前考古发掘的衙署等遗址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获得关注后,袁东山有着更大的愿望。钓鱼城遗址于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钓鱼城遗址有山、有水、有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让它变得生动而美丽,让公众共享考古成果,是我们的愿望。”他说。

如何实现愿望?袁东山带领记者来到九口锅遗址,这里是钓鱼城南半部的制高点,专家推测,这里或是钓鱼城之战的“前敌指挥部”,拥有瞭望台之类的建筑。

袁东山说,在瞭望台看到敌情怎么报告信息等历史细节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这也是公众感兴趣的。“把钓鱼城遗址‘翻译’成真实且通俗有趣的历史,这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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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遗址申遗的有力支撑

——专访钓鱼城遗址申遗中心主任罗利旻

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何意义?申遗工作自2008年启动以来有何进展?4月11日,合川区钓鱼城遗址申遗中心主任罗利旻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考古和申遗相互作用

重庆日报: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发掘对钓鱼城遗址申遗的意义体现在什么方面?

罗利旻: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助于揭示钓鱼城遗址的真实面貌、历史细节、年代特征、独特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标准的“突出普遍价值”,助力申遗。

具体来看,范家堰衙署遗址解答了“钓鱼城36年之战,衙署和军事指挥中心在哪里”的历史难题,让国内外专家认可钓鱼城六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终归要靠考古发掘的成果来实现,这些成果为钓鱼城遗址申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考古学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不可缺少的支持学科;同时,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对考古学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有效推动力量。

重庆日报:真实性和完整性对申遗而言有多重要?

罗利旻: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的基本属性和内在价值,是对世界遗产实施科学保护、展示和利用的前提。遗产价值建立在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申报世界遗产,比的不是讲故事,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物质遗存。

申遗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重庆日报:钓鱼城遗址申遗启动以来有何进展?

罗利旻:目前,钓鱼城遗址申遗文本、保护管理规划、遗址保护办法“申遗三大法定要件”已编制完成;组建了“国际+国内+地方”三位一体的专家团队,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开展了13个研究课题,提炼出3条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2019年3月,重庆市向国家文物局提出钓鱼城遗址申遗正式申请,标志着钓鱼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重庆日报:钓鱼城遗址申遗下一步将如果做?

罗利旻: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炼出符合国际语境的突出普遍价值,加大考古发掘力度,启动钓鱼城遗址保护、展示、标识系统、环境整治、监测系统五大工程。加快推进范家堰衙署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提升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水平,为钓鱼城遗址申遗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原标题:倾听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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