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冯玉祥、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这一个个名字闻名遐迩。如果说，这些名字都曾与白沙镇上的一所中学礼堂发生联系，你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聚奎中学，因其“校即是景”闻名川渝。该校浓荫密布下隐约可见一座白墙青瓦、对称建造的建筑——“鹤年堂”，在民国时期享有“川东第一大礼堂”之美誉。

这座始建于1928年，完工于1930年的建筑，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中外“混搭”

恰如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从外观上看，鹤年堂是中式建筑，整体为长方形土木砖石结构，重檐歇山顶，青瓦白墙，条石为基，窗户房间呈轴对称设计。

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竟是仿罗马歌剧院式内部结构，上下三层，具有典型的近代欧式建筑风味。

礼堂的“另类”，还体现在乐台上。

与传统的礼堂把乐池隐藏在舞台下的做法不同，鹤年堂的乐台凌空置于舞台之上。这一做法不仅更便于音效传播，也增强了可观赏性。

为何会采用这种“混搭”的建造风格?

仔细对比建筑时间，不难发现，这一建筑风格恰如那段历史：中外交织、风云激荡。

台高三尺引来遐迩方家显达，座满四厢成就古今奎宿英雄。讲台两侧的木柱上如今依旧醒目的这副对联，便是最好的印证。

思想殿堂

曾迸发出多少热情的火花

抗战爆发后，原本位于白沙遛马岗的私立新本女子中学迁至黑石山，与聚奎中学为邻。于是，鹤年堂就成为聚奎中学与新本女中的合用礼堂，使用更加频繁。

“两所学校每周都在鹤年堂召开周会，老师登堂演讲，教育学生发扬爱国精神。”白沙镇党政办主任王顺琴介绍。据资料记载，爱国诗人吴芳吉、近代著名史学家邓少琴等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曾几度登堂演讲。

随着抗战日益激烈，大批外地文人入川避难，省内外学校纷纷迁建白沙，这里的讲学和演讲越来越多。

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梁漱溟曾多次在此传播爱国思想；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是第一个到白沙公开发表演讲的外国人；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冯玉祥，着装简朴地站在学生面前，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号召大家捐钱买飞机……鹤年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碰撞的圣地。

晚年寓居江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更于1939年夏，搬到鹤年堂小住过两月。

鹤年堂正门内右侧的小屋，便是陈独秀的居所。走进一看，10余平方米的地方，显得小巧紧凑，一张挂着蓝色蚊帐的老式木榻床摆放在墙角，长方形木质书桌临窗靠墙，上面还搁着砚台毛笔。

“如今屋内的布局，基本保持了当年的模样。”王顺琴说。1939年夏，陈独秀受邀至此避暑疗养，在时任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的邀请下，在鹤年堂内为全校师生作了其人生中最后一场演讲。

名蕴其人

礼堂背后的百年望族

堂名“鹤年”，之所以命名“鹤年”，是因为它由当时江津名绅邓鹤年捐资1万银元建成。

邓鹤年字蟾秋，生于1870年，热心公益事业的民族资本家，寿至1953年而终，见证了满清、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

邓家，一个在江津近代史上随处可见的家族。

资料显示，江津邓氏，祖居本于江西，清雍正年间，邓家迁居江北，后传四代后，其子孙邓石泉以12岁稚龄入江津为钱庄学徒，30岁开设“洪顺祥”盐号，江津邓家由此兴盛。

1880年，邓石泉创办聚奎书院，即今日之聚奎中学，邓鹤年为邓石泉第五子，也曾就读于该校。

“以盐业发家的邓氏家族思想开明，乐于接受新事物。”这是地方资料中多次记载的表述。书院创办后不久，邓石泉就命次子鹤翔改办书院为洋学堂，按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办学。邓鹤年的兄弟邓鹤丹曾留学日本，吸收了诸多新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鹤年堂”出现前文所叙述之“混搭”风格不足为奇。

一座鹤年堂，仅为江津邓氏留下的印记之一。

邓石泉一生育七子一女，至今日已逾八代，其子孙恪守“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之祖训，家风清白，自强自立，爱国爱乡，人才辈出。

邓鹤翔，聚奎书院首任负责人，曾掩护同盟会元老萧湘躲避清政府追捕，后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当选为保路同志会江津县支会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成功劝说清政府白沙驻军共同举事，使白沙镇仅在武昌起义后一周就宣告反正，继而取得江津县城。

邓燮康，邓石泉之孙，1956年被中央交通部任命为重庆港务局副局长。

邓若曾，原国家女排主教练，生于1936年的他已是江津邓氏第四代。时至今日，年逾80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回归白沙镇祖居的邓氏子孙之一，身体健朗的老人依然关注着家乡发展，曾多次为江津社会、体育事业发展鼓与呼，作出自己的贡献。

与此同时，江津邓氏其余子孙，已分布在中国艺术、建筑、医学、烹饪、军事等不同领域，甚至在海外华人世界均有建树，且大都为该领域翘楚。

世界多彩，变化万千，兴许不变的就是他们心中那一句“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之祖训吧。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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