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现场

被炸的苏联大使馆

被炸的重庆天主堂

每年的6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都要连续三次拉响警报，以悼念在“六五”大隧道惨案中死去的同胞，明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市的大隧道，死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称为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要知道惨案的详细情况，就必须寻找目击者和这场惨案的幸存者。

2015年4月20日,全国政协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专题调研组来到这里调研。翻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历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惨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尸横遍野，尸体堆积如山的悲惨场景，无不使人悲泪即下……

《重庆文史资料》记载的“六五”惨案

《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上发表了当时重庆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先生写的回忆文章《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采访记》。这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六五“惨案的全部情况：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但是，当时经历过的目击者认为，大隧道的死伤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骗老百姓，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哗然。

就在第二天我们《新民报》派我亲临现场，我亲眼看到尸骸累累并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后，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难免没有“以多报少”的行为。于是我回到报社后便与《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先生等谈及此事。陈铭德在当时是“民意机关”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之一，恰好该会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反映，决定举行驻会委员会议，讨论这一惨案的有关问题，出席者有议长康心如，驻会委员陈铭德、温少鹤、宁芷邨、漆中权、王鸣岗等。会议由康心如主持。

这次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迅予查明，报告本会；二是：肇事责任究竟谁属，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是：请市政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四是：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

以此同时，当时一贯以关怀人民祸福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及时在6月7日进行了专题报道，并用大字标题谓：《前晚空前惨剧，各方极为重视，市参会请惩办肇事者》。但是，当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存，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仍压迫、摧残不已，禁止它对此案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忍无可忍，用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于8日向读者作了揭露和控诉：“关于防空洞惨案，6日本报遵命不作评论，而7日各报对此都发表意见，本报即撰写时评一则，又奉命免登。特向读者致歉！”

被当局控制较松的《新民报》，在陈铭德与总主笔罗承烈等的商议后，由罗承烈执笔撰写社评发表，要求当局“查明真相，让民众不受蒙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新华日报》报道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华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记者华岗的报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本报讯1941年6月5日18时18分，日本飞机24架分三批经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袭重庆。在重庆市区上清寺、中三路、两路口、大田湾、黄家垭口、观音岩、神仙洞、七星岗、通远门、巴县中学、南岸弹子石、玄坛庙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直到晚上23时27分才解除警报，日机空袭长达5个小时零9分钟。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看那架势大有要把重庆炸为平地的样子。当时由于正是傍晚，进城的人和不属于在该洞躲避的人，在发布紧急警报后急不暇择。于是就近躲避，该洞管理人员也没有检查核对凭证，尽量收容，致使四通八达的校场口一带大隧道人数大量超过规定数量。

恰好这时该段大隧道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虽已装备完工，但是因国民党防空司令部尚未办理验收手续，故发电机和通风机都没有开动。半小时之后，洞内呼吸困难，发生骚乱，油灯先后熄灭，人们大呼小叫，妇孺哭泣。这时日本飞机一批、二批、三批先后在空中盘旋，防护团奉命不准人们在紧急警报没有解除之前出洞。

这时洞内的人想出来换换气，拼命往外挤，而洞口的人为了躲避轰炸又拼命的往洞内钻，军警吹口哨、奏号也不顶用。人们拥挤中纷纷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气缺乏，呼吸困难。因为当时没有及时对市民进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拥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正由于管理隧道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敌机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内长达10个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躲避空袭的民众因通风不畅被活活闷死，造成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情形。从这一篇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狼子野心；（二）当时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乱的群众没有组织人员做疏导工作。正因为如此，造成拥挤、踩踏、窒息大惨案。

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的处理

重庆“六五”惨案，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是怎样处理的呢？《新民报》记者陈理源的文章介绍说：

国民党最高当局为平息民愤，命令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等“革职留任”，责成他们“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下令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对死伤人数及原因进行审查，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防空洞管理委员会，以改进防空洞设施及管理工作。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党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等七人，以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等三人为主席团。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陈立夫，副主任委员翁文灏、委员曾养甫、徐恩曾、顾毓輪、吴华甫、谢元模、孙越崎、章天铎、蔡邦霖等八人。防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谷正纲，委员有刘峙、陈访先、贺国光、吴国桢、胡伯翰、唐毅、庞京周、梅贻林等八人。

“六五”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以将近20天的时间，组织专家到出事隧道勘测，向运送尸体的驳船公会及船户，掩埋尸体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抚济组掩埋股……等有关单位调查后，于7月3日公布《审查报告》谓：“本案死亡人数，本会认定以992人为最准确数（其中有儿童151人），本案因重伤送入各医院者计151人。”由此可见，防空司令部前所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审查委员会所查明的数字少得多。

经查明造成惨案的主要原因，审查报告指出：“第一为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不良，其次为平时与临时管理无方。防空工程之主管与防护最高负责机关，平时及临时之配套指挥，不能辞其咎。”据此，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免去刘峙所兼防空司令职务，另派重庆警备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对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则给以“玩忽职务，着即撤职”的处分。所谓“惩办肇事负责者”敷衍了事，不过如此而已！

各说不一的死亡人数

重庆“六五”惨案发生后，为了不扩大影响，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当时舆论界和民间传言，关于重庆“六五”惨案中的死亡人数，各说不一。当时一段时间内先后披露于报端的即有“死亡近万人”、“死亡近千人”、“死亡万余人”等说法，社会传言各说不一。

1941年6月6日，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

当时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披露的死亡人数和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基本相符。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在1941年6月26日披露的是：死亡人数992人，其中儿童151人，重伤送入医院者151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据1941年6月29日的《商务日报》和《新蜀报》报道，死伤人数为2500人。

据1941年6月30日的《群众周刊》、《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道，死伤人数也是2500人。

而真正死伤多少人呢？最近，据人民网报道：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公布了首批死亡人数为635名，（文章标明是首批，说明还有二批、三批、四批等）同时公布了重庆“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遇难者名单，详细记录了遇难者的姓名、籍贯和住址等。除少数遇难者年龄不可考查外，公布的名单中以年轻人居多，近40%的遇难者不到20岁，共246人。其中，有119名遇难者年龄在10岁以下。更让人痛心的是24名遇难者仅1岁，18名遇难者才2岁。究竟死亡伤残多少人当时根本无法统计，至今仍在研究之中。

1941年6月30日，《国民公报》的记者周本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6月5日9时许，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市中区居民因无思想准备，听到警报拉响后慌慌张张，又没有单位组织及时疏散群众。于是，群众如潮水般地拥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比往常增加了几倍，达到万余人，洞内火爆拥挤。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3个洞口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踩踏、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大惨案中的幸存者——几位重庆百岁老人都说：“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朝天门码头到处都是死尸……”

一位灾难幸存者的描述

重庆“六五”惨案中受轻伤者，不计其数。因为他们一出隧道忙于逃命回家，难免踩伤和挤伤，数量简直无法统计。

惨案发生后第九天（即6月14日），《新民报》收到一封惨案幸存者的来信，报社工作人员看后，由《新民报》的编辑张友鸾加上标题，在《新民报》上刊登，如实反映了部分受难者的遭遇：

一个受难未死者的来信

6月5日6点钟，警报发出时，我在校场口，随身带有法币4000余元，天成美（商店）账簿四本，进十八梯观音岩防空洞避难。紧急警报拉响后，驻守之宪兵及防护团员将隧道大门锁上。

第一批敌机投弹后，就觉得心中发慌，心脏好像往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水。即向外走去，但觉有人拉住，不能举步，而仍立在原地。又过了一小时，心中更为发难、难过。忽然有人呼喊救命，第一句声音很高，第二句即转低又细，然后寂然无声。黑暗中总觉得有人在乱咬自己的手，而手多处受伤。洞内的人都挤卧在地下，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时而双目流眼泪，口流清口水，时而心境清凉，唯恐已死，暂失知觉。

等到警报解除后，经过拉尸队的人把我从石灰市洞口拉出，我还是毫无所知。后来忽然觉得一线光明，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同事聂先生、余先生也还活着。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炭铺内去休息，等待到天明时慢慢回家。但法币与账簿已丢失，目前精神不佳，腹内隐痛。聂先生与余先生人虽未死，但身体浮肿，皮肤发绿，生死难料，刻已下乡调养也……

从这一封信不难看出受难民众，因缺乏氧气而遭受窒息的煎熬、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惨状。

其实抗战期间重庆发生的大隧道惨案不止这一起，我们从史料上看见：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伤了很多的平民百姓。但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对人民和新闻界的呼吁充耳不闻，致使造成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这一场空前灾难。

死难者尸体的处理

大惨案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处理说法很多，当时曾有人发表文章说，“有的尸体被抛入长江中冲走”；“有的尸体被窖于市中区边沿的朝天门下沙滩内掩埋”；“有的说堆在朝天门沙滩上发烂发臭”。而真正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惨案发生后，《新民报》的记者陈理源先生受报社之托，前去采访大隧道惨案尸体处理情况。陈先生在《重庆文史资料》发表文章介绍说，他亲自到放置集结待运尸体的朝天门港口码头采访。亲眼看到那凄凉悲惨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激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

关于将尸体抛入长江中和窖于在沙嘴的情况，陈理源先生说既没有目睹也没有耳闻。陈先生采访了解到一部分尸体由死者家属自行择地安葬，其余的全部尸体因家属无力择地或家在外区者，由重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运往长江北岸，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间全部掩埋。

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重庆人民被日本飞机轰炸后，亲人已死，房屋毁坏，生活十分艰苦。当时为平民愤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前往肇事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者家属。“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重庆市共发放赈金11万元。

“六五”惨案后的重庆

重庆人民经过“六五”大隧道惨案后，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威胁抢修大隧道。隧道从地面深挖地底10米左右的岩层，然后平伸约2公里（可以通往两路口隧道口）。中途又分成三个叉道口，隧道高宽约2米多，正常容量为4384人，拥挤时可达到6555人。洞内设置有通风器和发电机、电灯、油灯、石凳、木凳等，是专供市民躲避空袭所用的大隧道。

这一段大隧道的进出口有三处：磁器口街（原名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此三点成鼎足之势。磁器口和石灰市两处，都是平地挖下去的，洞口皆用条石砌成同一形状的坚固掩体，为防日机轰炸，掩体外表涂成黑色。

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强烈激发了重庆人民抗战的激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重庆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先后组成川渝大军奔赴抗战最前线英勇杀敌；重庆的救国会、青年联合会、抗日文艺习作会、学生会、妇联会等纷纷捐钱捐物，买飞机、买大炮全力支持抗战。

重庆的抗战文化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重庆进步文艺界创作演出了《戏剧春秋》和《愁城记》（夏衍）、《北京人》（曹禺）、《清明前后》（茅盾）、《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结婚进行曲》（陈白尘）等一批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在四届雾都公演中，创作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242台，这一现象被话剧史家们称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重庆的抗日报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光明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文种》、《诗报》及文艺队伍、电台广泛宣传抗日，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重庆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87年7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举行，并将这里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让人们千秋万代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原标题：难忘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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