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日报消息，在重庆江津几江街道办事处四牌坊社区怡然街背后，有一段300米的老城墙。

黝黑的砌石，蜿蜒的墙垣，斑驳的印记……似乎都在无声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如果不仔细看，掩藏在高楼与树荫之下的这段城墙很难被人发现。

今天，我们一起来追溯这段江津先民不寻常的筑城历史。

建邑1800余年  公元557年始筑城

四牌坊社区古城墙遗址于1990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坐南向北，始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由北固门起向东延伸约300米，最高处5.8米，所砌单块条石长0.9米、宽0.3米，均采用一横一丁的砌筑法。

紧邻这段古城墙的四牌坊小学操场后面，后来又发现了一段长约150米人古城墙，砌筑方式与时间均与前一段相同。

古墙无声，岁月有痕。拨开历史的迷雾，区文物所副研究员张亮讲述了江津那段湮没在岁月尘埃中的筑城史。

江津人文历史悠久，支坪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耕稼渔猎、生养繁息。

距今约3200年的商武丁年间，古代巴人沿清江流域迁徙，来到包括江津在内的川东一带，建立了周国的属国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将原巴国之地改建为巴郡，将巴郡置为江州县。

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设七个县，其中的乐城县就是江津，这是江津设县的开始。江津也由此开启了1800多年的建邑史。

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分为两县，江州县治移至僰溪口(今江津境内，准确位置无考，一说为珞璜镇顺江村)。西魏(553—557年)在此增设七门郡，改江州县为江阳县。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县治从綦江河口迁移至今几江，隋开皇初(581年)改江阳为江津县。据《太平寰宁记》载，江津因地处大江之津而得名。

江津开始在几江南岸筑城始于公元557年（南北朝时期）。而“几江”之名起于北宋，因长江呈“几”字形流过而得名。

如今的几江城区面临长江，背倚艾坪，三面环水，鼎山叠翠。正如明代江渊诗所描绘的那样：“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江津由此形成了滨水聚居的城市格局。

筑城大江之滨  扼守渝黔门户

江津人筑城为何会选址在长江之滨？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总是踩在湿漉漉的溪河边。在工业化以前，水运是城市主要的交通方式，江河沿岸的城市与水的关系非常密切，城市滨水地带往往是城市最为繁华的地区。

江津也不例外，如临江的米市街一带，就曾是城市的传统商业街区。

这种交通与经济的优势，也加强了江津城市与水的联系。显然滨水而居，成了江津先民最聪明的选择。

山有水则秀，城有水则兴。江津作为一座孕育在大江边的城市，在繁衍发展史上傍水而居，逐水而旺，逐步沉淀下美丽的景观和厚重的人文。

同样是逐水而居，最先的城池应该建筑在长江之南还是长江之北？

据有关资料记载，老城区选址在长江南岸，位于长江“几”字形大湾的顶端，呈半岛之势畔水而筑。把城址选在“澄清停蓄”、流速不急的江湾内侧，不仅可以取得较为清洁的用水，而且岸线稳定，城市居民视野开阔，无论从方便生活，良好风景，还是安全的角度，都是有利的。

江水环绕回旋，“屈渠有情”，勾勒出城市优美的水际轮廓线，同时也为江津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庇护。

然而，据张亮介绍，江津历史上县治所在地大部分时间都为长江南岸的几江半岛，虽有易地的历史记载，但时间都不长，究其原因，一是南岸的地理环境；二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几江半岛背靠艾坪山，面对大江，整个半岛处于低缓的一级台地和二级台地间，坡度不大，地势平坦舒缓，江岸水流平缓，吃水较深，这样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城市和码头的建造。

同时，长江南岸连接黔北夜郎古国、涪陵等地，自汉武帝治理西南夷以来，江津地区（包含今綦江、璧山和永川部分）即为中原王朝连接各土司部落的桥梁。几江半岛曾设僰溪水驿，该水驿是长江上游与黔、滇地区物资进行水转陆的主要口岸，是当时巴郡扼守渝黔地区的门户，在这里筑城也是历史的必然。

张亮说，舒缓平坦的地利之便，加上滨临大江的优势，使江津这座城市迅速繁荣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明清两代，江津城市都有9道城门，呈现出“九门护城”的壮丽景象。据考，江津是周边区县城门最多的区县，城门数量远超北方古代县城城门数量，这一方面有江津山城地理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证明江津县城规模在渝西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明代成江防要塞 曾修炮台城壕

“几”字形走向的长江、巍巍艾坪山以及长江北岸的群山，共同构成了江津山、水、城交融的城市空间环境形态。江津的先民们正是充分利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筑城经营，使城市与自然紧密结合，和谐共生，这里蕴含着依江附河、据险守固的筑城思想。

这样的筑城思想也为江津后来成为长江上军事要塞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江津的筑城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代江津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防卫军事功能的完善和加强；二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江津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功能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明代，江津作为地区的封建政治中心的城市性质并末改变，城市建设仍着重于城墙重修。明正德九年(1514年)，修城墙长约3000米，城墙高5.7米，城池呈椭圆形，有迎恩、通泰、嘉惠、临江、德胜、西镇、南安、东阜、北固9道城门，各建有城楼。其中西镇门、南安门、东阜门还筑有月城。

清代增修了女墙、石堞、城墩，加深了东、南、西三面城壕，城壕宽9米，深约5.7米，沿壕植树，四周城墙设大炮台8座，小炮台数十座。将西镇门改为来庆门，德胜门改为西成门。

明成化以前皆为土墙，年久失修；明成化壬辰（1472）年孟秋，重新修筑，东西南三面仍为土墙，北面临河改为石墙。此后，历经多次重修，其中明正德甲戌（1514）年重修，城墙周长1008丈，高1丈9尺。清代亦修整多次，其中咸丰辛酉（1861）年，在东、西、南三面城墙外挖置城壕，宽两丈多，深一丈八尺。

民国五年（1916）年，通泰、嘉惠、临江、西成四门城楼破坏未复修。民国31（1942）年，迎恩门因火灾，拆除通泰门至迎恩门之间的城墙。1958年，县人民政府决定拆除城墙建建环城公路，城墙遂废。

江津城墙由土墙向石墙变化，主要是增强防洪功能。修建城楼、月城、女墙等带有军事性质的附属设施，则与当时社会动荡密不可分。明清两代后期，均是内忧外患，战事频发，加之江津地处长江要津，是一处军事要塞。增修大量军事设施，增强防御能功，无疑是当时社会环境所需。

千年古城，旧貌新颜。

如今，江津人在城市建设上早已突破了长江天堑的阻隔，150万江津儿女正按照“一轴两翼”城市建设思路，推进“一江两岸”同城发展，让江津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更加璀璨的魅力。

记者 袁孝椿

原标题：四牌坊后竟有段古城墙，隐藏了江津千年来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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