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
这年2月，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同时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到1913年6月共有1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1913年孙中山领导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留法预备学校遭到取缔，吴玉章等人被迫流亡海外。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设立留法俭学会和留法预备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赴法留学学生
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又在法国成立勤工俭学会，为更多有志青年留学法国开辟了道路。由于勤工俭学生迅速增加，1916年6月22日，勤工俭学会与法国教育界协商，正式成立华法教育会。6月，袁世凯去世。同年底，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回国，继续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1917年春，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5月恢复了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四川、广东、江西等地的华法教育会分会相继建立，到1919年，全国先后建立起20多所留法预备学校。在众多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中，主要是大、中学生，也有教师、医生、工人、职员、记者等，甚至还有从日本、南洋各地转来的留学生。
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重庆则是四川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19年初至1921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阶段。据各省勤工俭学分会调查统计，全国在这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余人，其中四川、湖南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一半；四川有378人，为全国之冠；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两县就有近90余人，其中巴县为47人，为全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
在五四时期，相对落后和闭塞的重庆地区，为何能兴起如此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呢？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陷入苦难屈辱的深渊。随着列强势力向中国西南内陆扩张，重庆、万县先后被迫开埠。重庆青年同全国的知识青年一样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振兴中华，救国济民之路究竟在何方？
清末新政时，重庆兴办了大批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生，输送了以邹容为代表的大批青年留学日本。他们学成归国后，带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巴渝大地注入新的活力。革命风潮日盛，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推翻了清王朝在重庆地区的统治。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广大人民依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青年有了新的觉醒，“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更富有时代气息、更为先进的思想。其中，工读主义就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波狂澜。
工读主义提倡劳心、劳力相结合，主张“半工半读”，达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的。当时，许多报刊都以各种形式宣传工读主义，从而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工读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工学互助团。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重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耳濡目染，决心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
赵世炎曾主办《工读》半月刊宣传工读思想。但那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毕竟是肤浅的，他还不懂得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而以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从教育着手，即必须实现‘工读主义’”。
聂荣臻在回忆自己勤工俭学的动机时也说：“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陈毅也记述道：“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是求学，是创造文化，为社会进步。并且工学兼备，即理实并重，比在国内株守好得多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能够迅速发展，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得益于吴玉章的积极推动和四川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1917年2月，吴玉章回川，联合朱芾煌、沈与白等人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他鼓励四川青年：“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诸君遇着这举世浑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他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出国事宜，尽可能动员一切力量推动运动的开展。
在吴玉章的积极奔走下，四川当政者和各界名流给予了支持。如1918年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立，时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出台政策，规定该校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30名的学生，由省政府发给每人旅费津贴400元，以资鼓励。后来，当部分四川学生被迫回国时，四川旅沪同乡会及杨庶堪等人不仅出钱资助，还给时任四川省长刘湘、省议会及各团体发电报，要求汇款救济归国学生继续求学以及补助未归国者。
▲吴玉章
在法国未归国的四川学生的告急要求下，熊克武、杨庶堪、刘湘等人给学生汇寄了10万多元临时救助款。同时，由省议会通告各县筹资每人每年500元，用于解决本县留法学生困难，并致电驻法公使馆，要求“万勿再迫令川生归国”等。
赴法
1919年6月，成都第一批赴法青年取道重庆乘船东下，在山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8月28日，为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由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热心发起，倡导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会上，通过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简章，决定“法领事及到会法国人士为名誉助员，各机关各法团到会代表为发起人，以后均为本会会员”，汪云松被推选为会长，温少鹤、童宪章为副会长。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便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9月中旬，在汪云松、温少鹤、童宪章、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的捐赠资助下，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为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到国外留学深造，川东道尹公署采纳了周家祯等人关于设立留学贷费的倡议，“初定留学生在省外者，人岁贷五十元至百元为率，国外岁贷百元至二百元为率，贷无息”。此款来源于地方的“中资捐”，仅巴县一地，“平年可达万元，盛年可达万两”。留学生享受的贷款，虽然被称为无息贷款，实际上是不用归还的。此项规定，直到1935年才被四川军阀当局废止。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主要来自重庆所辖各县，亦有少数川北、川南、川西的学生。如来自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年仅15岁。他的同学，来自江津的江克明回忆说：“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全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因文化程度不一，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成立，虽然为部分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学校资金困难，招生名额有限，一些青年学生只得通过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帮助自费到法国。采取此途径赴法的以江津学生最多，聂荣臻便是其中之一。
1920年8月27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83名学生结束学习生活，告别山城，顺江东下。到上海后，全体学生于10月1日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轮，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经过44天的航行，到达法国马赛。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成都和省外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譬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邓大鸣、喻正衡等；江津的颜实甫、郑瑞江；綦江的王奇岳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中，不少接受新思潮、追求妇女解放的重庆女学生，也远渡重洋到了法国。
1920年9月初，女律师郑毓秀应杨庶堪和吴玉章邀请，到重庆考察矿务及实业。停留期间，她积极宣传女权思想，倡导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她在重庆总商会举行的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我国男子出洋留学者虽多，而女子独绝无仅有，即现在留法勤工俭学虽多系新人物在提倡组织，实亦限于扶持男生，而女生方面尚未暇顾及，吾尤望女子亦能联袂留法，想大家亦表示赞同，当道诸公亦能维持，此心此志，愿与诸君子共勉之。”在郑毓秀的鼓动下，巴县的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朱一逊、张振华、李鸿铭、朱耀明、张汉君、朱澄芳、潘为云10名女生，冲破封建束缚，于11月24日乘坐“高尔地埃”号邮轮前往法国留学。这是重庆女子赴法人数最多的一次，她们成为重庆妇女运动史上勇敢的先行者。
这些即将走出国门的青年，为能有机会出国深造而兴奋不已，同时也为沿途所见所闻、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者的欺凌而愤慨。联想到祖国灾难深重的命运，更增添了他们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决心：“安得我中国人，人人见此俾自猛省，一观亡国之惨而救我国之危，则庶几内乱熄而外侮御矣。”
▲20世纪20年代的蒙达尔纪火车站。很多中国学生在这里下车，开始勤工俭学生活
锤炼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法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期，勤工俭学生赴法，正切合工厂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兼以此时去法人数不多，因而华法双方都很重视。
学生们到法后，华法教育会即与工厂和学校联系，他们很快分到工厂工作和进学校补习。来自四川的不少人进入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等做散工、杂工，大多干的是体力活或很脏的粗活，做技术工的很少。如四川学生比较集中的克鲁梭工厂，赵世炎、邓小平、周钦岳等100多人相继在此工作，多属在高温下进行重体力劳动。
他们的住地离工厂较远，要坐火车上下班，早上3点左右就得起床，迟到了进不了工厂，次数多了就有被开除的危险。由于极度疲劳，不少人下班后在火车车厢就睡着了。
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大家做，大家吃，吃得极省。周钦岳回忆说：“我们既是杂工、临时工，工资可以说是最低，大致每日10法郎左右…… 每人每日工资所入，除了全部必须费用外，所余无多了。”尽管如此，赵世炎等许多人仍坚持每天学习，有的进补习学校，有的自学，看书做笔记，写文章办刊物，有的参加法国工人或华工的活动。
但好景不长。1921年初，正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量来法的时候，法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生活费暴涨几十倍。这时不仅新来者找不到工作，就连已经在法国做工的陈毅等人也被工厂遣散。而中国赴法学生仍然源源抵达，大批学生无工可做，更谈不上进校读书。无工无钱的学生只得去华侨协社，过着每天领5法郎维持费的艰苦生活，状况十分凄惨。
艰苦的工作及失工、失学的磨练，使得中国学生看到了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感受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和虚伪。陈毅当时就写道：“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面对困境，作为组织者和发起者的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非但不采取措施，反而推卸责任，采取拖延的态度，甚至要取消勤工俭学生赖以生存的维持费。因此，广大学生不得不向中、法当局就生存权、求学权展开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主要是1921年间的“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是由于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引起的。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起初可以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然而到1921年1月中旬，他们突然宣布中断救济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还扬言要把无工的学生“遣送回国”。在蒙达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要“生存权、求学权”。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
“二八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还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发放3月份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当时，赵世炎等人主张自己勤工俭学，不靠军阀政府的施舍，没有参加这次斗争，但在请愿期间，他们发表宣言，谴责法国政府镇压外国留学生的暴行。随着法国经济的萧条，这批做散工的勤工俭学生也失业了，事实教育了赵世炎等人。“二八运动”失败后，赵世炎主动到蒙达尔纪同蔡和森等人交换意见，增进了彼此的团结。
“拒款运动”发生在6月。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来巴黎和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借款购买军火，先是借3亿法郎，后增至5亿。借款的条件，是以“滇渝铁路修筑权”等作为抵押。消息传出后，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激怒了。勤工俭学生首先站出来反对。尽管平时他们思想观点分属不同派别，但在反对北洋军阀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军火这个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学生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还冲进公使馆。这次斗争，使得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文件上签字。其间，赵世炎、陈毅等人除参加集会声讨外，还担负起组织的责任。
这年夏天，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中法大学。吴稚晖等人认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可靠，拒绝从中招生，反而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激起了勤工俭学生的愤怒。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大会”，由各地学生抽调一批人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分赴里昂，占领了中法大学。
法国当局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囚禁了“先发队”百余人，并于10月13日将蔡和森等104人强制遣返回国，其中包括陈毅、周钦岳等34名四川（含重庆）学生。赵世炎则在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逃脱监狱而幸免。
▲1922年6月，赵世炎（前排左二）、周恩来（后排右六）等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图为参加成立大会的成员在巴黎郊外布伦森合影
择路
三大运动的失败，对整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群体内部开始分化与重新组合：有的灰心丧气，意志消沉，加入了宗教组织；有的归国或转他国，潜心求学，继续走教育、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有少数人堕落变节，投向了反动派的怀抱。然而，斗争的经验教训促使了他们当中先进分子新的觉醒，意识到无论是勤工还是俭学都难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此后，在勤工俭学生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赵世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世炎通过在法国实际工作的磨练，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他给“少年学会”的朋友写信说：“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和李立三等人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学会”作为领导华工的核心，办起《华工周报》，开展华工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从中选择、培育革命积极分子。
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申府接上关系。之后，他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不久又增加了陈公培）组成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成立前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赵世炎利用工余时间捧读《资本论》和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报》，向勤工俭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立志：“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傅钟等人回忆说：“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在旅欧的华工运动，可以说是赵世炎开辟的”。
1922年4、5月间，赵世炎为了筹组青年团，奔走各地，联络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期间，他着重争取了当时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等人加入团的组织，还说服“世界工学社”以个人名义申请，组织考察后吸收入团。
6月3日至5日，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为加强对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少共”创办了由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为《赤光》）。
这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讨论改组问题。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谋取改造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其中，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荣臻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在国家危难、民族命运堪虑的时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绝大多数人和全国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一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凝结在一起，为寻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之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他们学成归国后，或投身革命，或以自己的专长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谱写出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红岩春秋号 黎余
原标题：百年前重庆学子飘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背后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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