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春秋消息,王洛宾在中国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父”,虽然没有到过重庆江津,但他的出名和江津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事得从地下党员张西洛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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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洛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9月,他作为《新民报》记者,同中央社记者、《扫荡报》记者一起,冲破种种障碍,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而后,撰写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文章。
皖南事变后,张西洛身份暴露。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他和妻子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当地开明人士的帮助下,疏散到重庆近郊江津县城。他仍以报业为掩护,秘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思想,其公开身份是《江津日报》副社长兼经理。
1942年初,张西洛利用营业部剩余空间开办了江津大公书店,他的妻子何惠一和地下党员李思源任店员。书店暗中销售革命书刊,吸引了众多读者,很快成为当地最大的书店。由此,也引起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怀疑。特务成为书店的“常客”,暗中进行监视。
为了麻痹特务,应付当时的政治环境,1943年,张西洛与地下党员王野清、朱泽莹、李思源等商定,决定以江津大公书店名义出版新书。出版什么书?张西洛想起了王洛宾。
1939年张西洛在延安结束采访后,又到甘肃、青海等地采访。在青海的西宁市,他受到当地各界的欢迎。在一次晚会上,他听到了优美动听的西北民歌,并结识了这些歌曲的作者王洛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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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洛与王洛宾经过几天交往,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相互信赖。当时由于青海的条件所限,加上其他原因,王洛宾的这些歌曲都不能出版。为了保存,他就自己油印,并简单装订成一本《西北民歌选》。
王洛宾与张西洛分手时,他拿出《西北民歌选》交给张西洛:“请你带到重庆,帮忙找个书店正式出版。拜托拜托……”张西洛回到重庆,曾四处联系书店,都没有完成朋友的嘱托。
眼下时机成熟,在张西洛主持下,江津大公书店将《西北民歌选》交江津县黎金茂印制局铅印成书,印数2000册。这是王洛宾歌曲的首次正式出版,很快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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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歌选》在江津的文化界、知识界特别是在流亡到江津的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股大旋风,王洛宾的歌轰动了江津,轰动了重庆。这些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味,不论是初通文墨的街坊市民,还是乡下的贩夫走卒,大多能哼唱几首。就连巴县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一些师生,也赶到江津购买《西北民歌选》。《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
不久,国民党特务察觉到《江津日报》和江津大公书店地下党的活动情况。1943年9月,特务来到报社,逮捕了王野清和朱泽莹等人。张西洛因到乡下治病,躲过追捕。他立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撤离江津,疏散到泸县、内江等地。
1979年10月,王洛宾应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将军邀请,创作了歌剧《带血的项链》,随后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他打听到张西洛此时在全国政协工作,亲自到张西洛家拜访。他对张西洛36年前在江津出版他的歌曲表示谢意,两位老人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原标题:“西部歌王”的江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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