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中国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美国、苏联等20多个国家将使领馆迁至重庆或派驻外交代表来渝，并设立办事处。至今，留存的大量驻渝使领馆等外事机构旧址，成为重庆抗战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关于重庆丹麦公使馆的历史存在与旧址认定存疑问题，值得深入考证。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
来源存疑
当下已被认定的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位于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鹅岭公园内。该旧址同园内的飞阁、桐轩石室、苏军烈士墓等一起被称为“鹅岭抗战遗址群”，于2009年被公布为重庆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丹麦公使馆旧址坐东朝西，为砖木结构平房建筑，总长15米，进深9.3米，开三间，建筑面积143.22平方米。小青瓦屋面，人字木屋架，青砖墙柱承重，条石基础。1958年鹅岭公园建成开放后，此处产权收归鹅岭公园管理处。
中国与丹麦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由来已久。1932年，两国正式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时，希尔马·科林作为丹麦新任驻华公使被派往重庆，于6月抵达。6月13日，蒋介石会见科林时说：“对于中国处境如此艰难之际，丹麦仍愿意派出公使来华，表示感谢。”6月14日，科林递交国书，正式接替欧斯浩成为丹麦最高驻华使节。
由于科林计划在重庆递交国书后，即经昆明、河内、西贡和香港前往上海，因此，他在重庆逗留的时间极短。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推测，科林在渝期间最可能下榻于当时聚集了多国驻渝代表的嘉陵宾馆。
也正是从1940年4月起，重庆当局开始觅址“建造英法荷比波丹各国使馆”，但因建筑经费筹措未果和时局演变等因素未能成事。目前很多档案显示，抗战期间丹麦驻华公使馆并未由沪迁渝，那么，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如何而来？
按一般惯例推测，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形是，科林在重庆递交国书离渝去沪后，另有代办或其他丹麦外交官留驻重庆负责外交事务，其临时驻地就在复兴关遗爱祠，即如今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不过，这一点暂时未能从有关档案或文献中得到印证。
1941年8月20日，在德意日三轴心国的压力下，丹麦被迫承认南京汪伪政府，由此与重庆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这就意味着，倘若科林离渝去沪后有其他丹麦外交代表驻渝，那么，自1941年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与丹麦断交后，丹麦驻渝外交代表必然撤离重庆。
鹅岭丹麦公使馆旧址是否为丹麦驻渝代表1940年6月至1941年8月在重庆的驻地尚存疑问，还有待深入考证。
▲1945年的嘉陵宾馆
恢复外交
在丹麦承认南京汪伪政府的几个月后，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以高福曼（与丹麦哥本哈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丹麦驻美大使）所代表的“自由丹麦”取代失去的盟友，声称“欢迎高福曼派遣一名代表到重庆”。因此从1942年至1945年夏，重庆国民政府承认“自由丹麦”派出的对华特别代表高福曼。高福曼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但在抗战时期并未真正到过重庆，直到1946年才到中国访问。
丹麦从德国占领军中获得解放后，于1945年5月17日撤销了对南京汪伪政府的承认，转而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此时，高福曼照会重庆国民政府，表示丹麦政府希望恢复两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强调此前断绝外交关系并非丹麦本意，不能反映丹麦人民的真实想法。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指出，两国签订了新的双边条约后即可恢复外交关系。
1946年5月20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不久，高福曼来华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签署了新的中丹条约。同年10月8日，丹麦新任驻华公使穆克在南京递交了国书。
原标题：重庆丹麦公使馆片段回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