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心如(1890-1969年),祖籍陕西城固,生于四川绵阳。他创建了重庆乃至四川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将其经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川帮银行”之一。投资参与重庆早期的市政公用设施如重庆电力厂、重庆自来水厂、四川水泥厂、天府煤矿等的建设,为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重庆投资公司经理等职。
兴办四川美丰银行
1921年,康心如在北京与欲开设中外合资银行的重庆大盐商邓芝如相遇,经过康心如从中撮合,这年6月6日,由欲在直隶开设银行的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代表美股,康心如、邓芝如、陈达璋3人代表华股,双方在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正式签订中美合资开设银行合同。合同规定银行名称为“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两国人士集资合办。该银行总行设于重庆,并于各重要城市设立分行。同年9月12日,美丰银行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华股股东会议,康心如被推为协理。10月初,康心如从北京抵达重庆,正式参与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建工作。
1922年2月12日,四川美丰银行向美国康涅狄格州申请办理好注册手续,定名为“四川美丰银行”,规定资本总额为国币25万元,其中美资占52%(13万元)、华资占48%(12万元),总行设于重庆市区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同时发行兑换券(钞票)。旋即成立美丰银行董事会,雷文为总经理,赫尔德为经理,邓芝如、康心如分任第一、二协理,陈达璋任营业主任。4月10日,重庆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开业。
美丰银行开业后,最初的经营并不顺利,矛盾重重。在此过程中,康心如取得雷文的信任与支持,逐渐得到美丰银行的实权,他的经营技巧也日臻成熟。
1926年,由北伐战争掀起的中国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英帝国主义公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九五”惨案和“南京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
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奉命纷纷撤离重庆,四川美丰银行经理海翼德在离渝前欲把库存现金、账册、文件封存于库房内,待局势好转后再回来清理,同时不管已发行的兑换券及吸收的存款如何兑现。康心如见此情况,在驻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支持下,集资13万元买下四川美丰银行全部美股。3月30日,四川美丰银行合资双方签订股权让渡合同。3月31日,海翼德调离重庆,美丰银行照常营业。从此,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合资银行变成了完全的华资银行,康心如在美丰银行的威望进一步提高。4月3日,四川美丰银行召开华股临时股东会,决定康心如以协理的身份暂代经理。4月9日和12日,又分别举行第一、二次股东临时会,通过章程,选举董事监事。新一届董事会推选汪云松为主席董事,聘康心如为总行经理,并规定其可以自主处理银行的一切事务。康心如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迈上了打造民国“金融帝国”之路。
康心如自掌握四川美丰银行实权之后,就“把美丰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因此,虽然美丰银行在其存在的不同时期遭遇了不同的困难,有时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及地方军阀作出妥协,但康心如总是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用心经营着四川美丰银行。他一方面采取“避实就虚”的办法,将四川全省划分为川东、川南、川北3个片区,以重庆为中心向各方拓展;另一方面采取“人弃我取”的办法,深入到其他银行不去的地方拓展业务,并向当时尚处于落后的陕、甘、滇、黔等省谋发展,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康心如的全力经营之下,四川美丰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到1937年,美丰银行已增资扩股到300万元,成为重庆“川帮银行”重要的一分子。随着业务的拓展、实力的增强,美丰银行在重庆小什字新街口(今渝中区新华路)建造了当时在重庆可谓首屈一指的“美丰大楼”。
1940年,美丰银行大楼门前街景
投资重庆生产建设
康心如自1931年掌握了四川美丰银行的实权并取得一定的盈利后,即仿效日本三菱、三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1932年起,开始大量向重庆及其他地区的各种生产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从而促进了重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与重庆城市建设的进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及沿海地区工矿企业与学校内迁重庆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1932年9月,华西兴业公司成立,康心如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之一。
1933年,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官办性质的“重庆电力厂筹备处”,由市长潘文华兼任主任委员,刘航琛任副主任委员,康心如与石体元(市政府秘书长)、傅友周(市政府工务局局长)为筹备委员,美丰、川康两银行还各借垫37万元,用于重庆电力厂的建设。1934年7月,重庆电力厂正式发电,康心如担任临时经理。1935年1月,官督商办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推康心如为经理(旋即辞职,由刘航琛继任),总资本200万元,先前美丰借垫的37万元由此转为投资股本。除此之外,康心如的四川美丰银行还投资了当时重庆颇具重工业特征的四川水泥厂和天府煤矿。
这以后,随着美丰银行的逐步发展及其盈利的增多,康心如投资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工矿、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文化新闻等多个领域,投资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前后投资共计90余个单位。
1934年,天府煤矿公司文星场兴隆湾办公地
盛极而衰走向没落
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美丰银行的业务不断拓展壮大,盈利逐年增加,发展稳健,分(支、行)日益增多。据统计,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四川美丰银行就设立了上海、汉口、成都、万县4个分行。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国民政府“中、中、交、农”4行及大量外省商业银行涌入重庆,美丰银行经营空间大大缩小,但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众多人口迁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后方。人口的增多与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因此,美丰银行不仅没有被这些外来银行吞并和淹没,反而凭着“一诺值千金”的诚信,不断发展壮大。据《回顾四川美丰银行》记述:“自1937年至1942年,先后成立了乐山、涪陵、合川、南充、叙永、江津、北碚、遵义、雅安、自流井、中坝、犍为、三汇、达县、五通桥15个办事处以及昆明、贵阳两分行,并在重庆设立化龙桥办事处,在成都设立染房街和苜泉街办事处。”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和战事的扩大,又先后设立了西安、南郑分行和柳州、衡阳、广元、广安等办事处。四川美丰银行存在期间,总计在全国各重要口岸先后设立分支机构达45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汇兑网,在为康心如个人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为其从事其他方面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本雄心勃勃、积极准备扩充美丰银行各项业务的康心如,信心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垮。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使得国统区政治纷乱、经济恶化、社会动荡。为维持统治,国民党当局接连不断地进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对人民进行巧取豪夺。康心如虽然经营有术,但也无力回天。美丰银行业务急转直下,难以为继,康心如打造“金融帝国”的梦想破灭了。
1950年4月4日,四川美丰银行自动宣告停业,结束了其28年的经营历史。
原标题:近代实业家(六):康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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