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清
我的外公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重庆早期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中法学校，是外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他与我的外婆陈觉人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伉俪；在这里，他度过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在我儿时记忆中，外公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长大后，我从母亲所写外公传略以及中共党史文献中，特别是近期搜集整理外公资料和他所写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了外公的革命事迹，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农历冬月十五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他四岁时，父亲病逝，家里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萧华清自幼聪颖，很早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后转入公立小学就读。
由于家境贫寒，萧华清小学期间曾被迫辍学，当了半年印刷工人。后来，他在师友的资助下，在彭县中学读完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投考了邮政局。当时，邮政局由外国人开办，萧华清因考试成绩优秀、英语口试流利而被录取。然而，当他前往报到时，却碰上邮政局的外国人正用英语训斥辱骂中国职工，他的民族自尊心顿时受到挫伤。他默默地走出邮政局大门，撕毁了录取通知书。此后，他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母亲病逝后，他在师友的帮助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语部。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四川学生积极响应，成都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年仅25岁的萧华清立即投身时代洪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之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在成都益州女中读书的未婚妻陈觉人，约同朋友前往北京，设法取道东北赴苏俄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从东北去苏俄的道路被军阀张作霖阻塞，萧华清只得转道上海，另取海路前往。
他到上海后，结识了王维舟。王维舟是四川宣汉人，当时加入了朝鲜共产党。萧华清和王维舟经常在一起，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1年夏，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学生参加。王维舟和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认为，这是一次宣传爱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罪行的好机会，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豪绅。经过王维舟的组织与联系，萧华清首先报名，与王维舟、许持平、孙壶东等九人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天上午8点，运动会一开幕，萧华清等就散发传单。不久，他们的行动被租界巡捕发现，萧华清当场被捕。审讯中，巡捕问他叫什么名字？萧华清蔑视地回答：“Nobody。”（意思是“没有此人”）他们却愚蠢地写下“罗巴德”。
萧华清等被捕后，王维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当时住在上海的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重庆人），通过杨又找到孙中山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设法营救。最后，租界开庭宣判将萧华清等驱逐出租界。
实际上，萧华清又由租界巡捕房移押至上海龙华监狱，前后被囚禁13个月。狱中，他用草纸记下了这段经历，后改写成中篇小说，交刊物发表时题为《别墅》，寓意监狱是革命志士的“别墅”，表达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龙华监狱归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特设的军事机构上海护军署管辖。孙中山曾两次派杨沧白与卢永祥商谈，内容之一是要卢告诫其部将、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不得重施北洋军阀的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志士。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同乡、老同盟会员陶闿士会见杨沧白，说：“我们四川有个萧华清，是我的学生，现关在上海龙华监狱，是否叫卢永祥给他的参谋长说一声，放了他。”杨沧白找到卢永祥，亲自出面保释萧华清出狱。
身兼要职光荣入党
萧华清出狱后，追求真理的意志更加坚决。既然苏俄不能去了，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求革命道路。
1923年8月，萧华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他一面读书，一面当家庭教师，自谋生计。
1925年3月，童庸生（一排右一）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和北京YC团成员萧华清（一排左一）、李嘉仲（二排右一）、饶欲止（二排左一）合影
1924年，萧华清在北京秘密参加了由杨闇公、吴玉章在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即中国YC团），并与四川籍在京大学生发起建立北京YC团。1925年初，吴玉章到北京后，拿出50元银钞作经费，让他们办一本刊物，取名《新世纪》。刊物主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3月，童庸生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萧华清约同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读书的李嘉仲，一起前往看望这位在成都高师时期的老同学，并合影留念。在北京YC团成员会议上，讨论YC团是集体还是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萧华清积极支持吴玉章和童庸生的意见，明确主张YC团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
1925年5月，萧华清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河南安阳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同年底，他应吴玉章之聘，到重庆接替童庸生的职务，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正是在这个时候，萧华清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因校长吴玉章经常外出参加革命活动，中法学校日常校务由萧华清和训育主任杨伯恺负责。杨伯恺着重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萧华清主管教学工作。中法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许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1926年初，萧华清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5月，他同中法学校教员陈觉人（中共党员）结婚。这一时期，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移至莲花池办公，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通过它组织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斗争。萧华清在地委书记杨闇公的直接领导下，在莲花池省党部参与中共对刘湘的统战工作。
萧华清与陈觉人的结婚照
同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特派招考委员陈维中到重庆，招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陈维中和杨闇公经过商量，成立了由杨伯恺、萧华清等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萧华清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了招收学生的政治素质。这次，从中法学校招了一批学生，其中徐彦刚、张锡龙后来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游曦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罗瑞卿、陈伯钧也被招入武汉军校。
“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为阻止北伐军前进，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公然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造成死伤千余居民的暴行。蒋介石不但不抗议，反而和帝国主义勾结，阴谋背叛革命。他还派密使杨引之、向育仁入川，勾结军阀刘湘，密谋镇压四川革命。
刘湘公开叛变革命的迹象已经显露，萧华清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三三一前夕。自从报上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后，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即四处散布谣言，说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共产党要暴动”“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等，妄图找寻借口迫害革命群众。南岸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把他们的民团调往黄桷垭、凉风垭和南岸沿河一带，煞有介事地声称是为了“保护”洋行、英美教会、教会学校及外侨住宅，实际是耀武扬威。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玄坛庙的兵舰亦无端地卸去了炮衣，炮口直指重庆市的中心区域。但是，革命的群众不是任何恫吓所能吓得到的。
三月三十日那天，刘湘派他的师长罗仪三去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遭到闇公同志的斥责。第二天，闇公同志又收到一封他的一个亲戚（刘湘的参谋）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了信后，冷笑置之不理。
郭勋祺旅长因为和我们常常接近，丢掉了旅长一职。三月三十日，我和他在街头碰着，他好心地劝我说：“我看明天的大会不要开了吧，现在市面的谣言太多了。”
“群众的反帝情绪这么高，怎么能够不开！”我回答他。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已回冉家巷家里休息，重庆《大中华日报》的编辑谢琴西突然来访。这人平日在他们面前，亦常装着说几句“革命”的词句。他这个时候来会我，表现出非常惋惜的样子说：“你们的纠察队怎么今天牵一条狗，在大街上沿途喊着‘这是蒋介石的走狗，刘湘！’……督办听着非常生气呀！”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坚决地回答他。
“革命，未必我还不赞成？”他说，“不过不要太过火了！”
“根本没有那回事嘛！”我又坚决地回答他，“怎么谈得上‘过火’呢？！”
我把这个献“好心”的人送走之后，郭勋祺旅长这时派人送一封信给我，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我不要去参加大会。我心中想着：“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三月的重庆，寒风飒飒。夜深沉，萧华清脱衣入睡，准备参加第二天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
在惨案中虎口脱险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在打枪坝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萧华清不顾危险，很早就前往会场。当天，蒋介石勾结刘湘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萧华清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重庆是有名的“山高路不平”的山城。三十多年前，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是不容易有的，至于一个足容一万人左右的群众大会的场所更是不易得。打枪坝，是在通远门内西北角上，城垣边的一个空旷坝子。平时作演习打靶之用，故名“打枪坝”。进通远门经右，循着金汤街经五福宫的唯一大道走去，便可以看见一段高耸的城垣。迤逦往南，倾斜着一片广大的草地，这便到了打枪坝了。它的南边是一段危岩，西南角有一小道通往下面的领事巷。
大革命时代，重庆群众经常集会，小会在夫子池，一万人左右的大会便只有在打枪坝开了。三月三十一日，我一早起床，照常先到学校。早饭后即集合学生队伍，和教师们一道率领学生前往打枪坝参加群众大会。一路上只见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横幅标语，陆续赶往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只见许多队伍已经照预先指定的地段分别站好，工人纠察队和学校的童子军把会场的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群众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前来会场。这时，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杨道庸、程秉渊等同志及各界群众的领导人都先后来了。闇公同志又一次对负责会场的同志嘱咐：要严密地维持场内的秩序。
“旅长请你到他家去一下。”郭勋祺旅长的一个勤务兵突然走来这样对我说。郭勋祺虽然早已免去了旅长职务，他的部下仍然以旅长称他。郭的公馆离此不远，我便随着那勤务兵去了。
“听说有人要捣乱，你可以不必参加今天的大会！”郭一见我就这样地说。
“没关系！”我回答他，“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更不能先群众而跑开！”接着，我便想起昨晚他给我一信时的思想情况，对他说：“怕什么？机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
“对嘛，我也去！”他受到我的鼓舞，表示也要去参加大会。当时他带着几个背枪的弁兵和我一道再到会场。
“啊！武装同志来给我们维持秩序了！”筱亭同志用手抹着他的胡子，笑着对郭勋祺说。
“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一个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我说。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总是不大听指挥，东一堆、西一团地站着。
“把那些人请到指定的地方去！”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着纠察队一再发出指示。
突然，潘文华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飞也似地跑到郭勋祺面前报告说：“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郭笑着向我们说：“我回去了，我看今天亦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好吧，你回去。”我这样回答。
这时，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大家不要说话，快开会了！”主席台上一个司仪的同志拿着传话筒高声地叫着。
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著者、《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字树棻）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突然，“砰！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那些无组织的人群中发出来。我才发现这些喊“打”的人原是混进来的暴徒。他们一起拿出手枪、铁尺或木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乱打乱杀，一时场内混乱，枪声四起。这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叫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
后来枪声更密，群众队伍被冲散了，场内大乱，哭叫声震动全场。暴徒从东边打来，群众向西边躲开；暴徒从西边攻来，群众从东边跑去。这时，会场入口处早已被暴徒占据，枪声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蓝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借口是来“保护”领事馆的，不许群众通过。
“向城墙上冲！”群众中有人这样喊。接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向城墙上冲去。我也向城墙上冲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不管怎样，还是有大部分群众冲上了城墙，跳城脱险，但因此跌伤的亦多。
这时闇公同志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我在场内东躲西避，跑了几处，发现李筱亭同志和一群人蹲在东边的墙脚下，便跑到他那里去。
这时，我们面前有一队商团，持枪未动，对暴徒的乱打乱杀作壁上观。“你们是商团吗？”我走去质问商团的队长。
“是啊！”队长把我上下打量一下，有声无气地回答我。
“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商民和商民的子弟，你们为什么让这些流氓土匪乱打乱杀见死不救呢？”我严厉地指责他们。
“我们怎敢惹他们啊！”队长把我上下望一望，也不明白我是什么人。后来，他说：“我们要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出去。”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长呼了口令，商团持枪向入口处冲出去，一些群众夹杂在商团中间，一齐冲出了会场，我和筱亭同志亦就在这时跟着挤出去了。我远远看见杨道庸同志忽然亦从会场内跑出来了。
“这是中法大学的杨道庸！”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一个暴徒指点。那暴徒立即举起手枪向道庸同志的头部开枪。鲜血，从他的头皮上朝面部直流下来。“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忽然一个穿制服的军官出来挡住，暴徒正在莫明其妙，道庸同志就由这位军官护送出来了。
我挤出打枪坝后，到天主堂街一个熟朋友开的一家书店楼上暂避。从楼上，我看见王陵基的兵队正在街上巡逻，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预先石印好的布告，街上的人正在围着看。书店的主人告诉我，布告的内容有所谓“本日打枪坝工人与学生冲突，因而互有死伤，各色人等不得造谣惑众……”等语。他还告诉我，街上茶房酒店里，对今天打枪坝的暴行议论纷纷，一致地表示愤慨：“王陵基、蓝文彬和申文英、曹燮阳他们干出来的滔天罪行！”有些人悄悄地这样议论。也有人说：“听说刘湘还不知道呀！”“哼！土地菩萨不开口，老虎敢吃人吗？”这种论调遭到反驳。
这时，街道上来回不断地有被难者的家属从打枪坝抬死尸回去，或挟着受伤的人去求医治疗的。当时已经知道被打死的有四五百人，被捕的有百多人，至于挤伤、压伤或跳墙跌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山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哭儿哭女的声音。
1957年3月31日，萧华清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纪念三三一惨案30周年诗作《向“三·三一”烈士们致敬》
流亡十年回川抗日
萧华清从会场脱险后，跑到附近一位朋友开的书店楼上暂避，并托店里的伙计把情况通知妻子。
此前，萧华清开展党的工作，和刘湘部的郭勋祺有所接触。加之萧的妻子和郭的妻子是成都益州女中的同学，萧和郭进一步熟识。
三三一惨案当天，郭勋祺的妻子派人到萧家，接陈觉人去公馆暂住。正当陈觉人锁门之时，两个持手枪的暴徒闯进萧家。暴徒没有抓住萧华清，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郭勋祺从陈觉人口中得知萧华清暂避地点，便派四个士兵到书店，把萧华清护送到他的公馆。
萧华清到郭家后，和周钦岳不期而遇，周也在这里避难。萧华清和周钦岳交换了相互了解的情况，焦虑事态的发展，他们都关心杨闇公是否脱险。1927年4月1日夜，萧华清用暗语写了一张字条，请郭勋祺找亲信带到二府衙杨闇公家，向中共重庆地委报告，并请示动向。晚上11点钟，萧华清和周钦岳收到杨闇公的亲笔指示，要他们“速赴武汉”。
4月2日早晨，萧华清和周钦岳化装成郭勋祺的弁兵，跟随郭的大轿，通过了警卫森严的通远门。他们在临江门渡过嘉陵江，到江北才脱下军服，与郭告别。随后，萧、周到唐家沱河边，沿江东下。
萧华清因被刘湘通缉，流亡到宜昌，代理宜昌地方的组织工作，不久即赴武汉。在武汉期间，他被派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寻一部分川籍学员，并给他们讲课。
同年秋，萧华清偕妻子前往上海，在招商公学任教。不久，杨伯恺也来该校教书。次年秋，任白戈到上海后和萧华清等同在招商公学共事，他们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革命流亡生活。
这一时期，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出生。由于当时处在革命低潮，肖鸣锵的出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安慰，她的小名就叫“慰娃娃”。
1930年，萧华清到安徽泗县中学任教。其间，因被泗县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他于1931年回到河南安阳第十一中学教书。
萧华清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指引革命方向。他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讽世的杂文，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鞭挞黑暗的若干短篇小说，并结集交杨伯恺、任白戈、沙汀等在上海开办的辛垦书店出版。
萧华清在安阳活动的情况，后来被一个川籍特务密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刘峙令地方专员查询，幸得校长张尚德力言他是个“纯粹教育工作者”，萧华清才免于被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萧华清决定带着妻儿返回四川，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1938年1月，他经西安回到成都。
在成都，时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的程子健（即程秉渊），很快和萧华清取得联系，他们经常在成都市中心总府街智育电影院见面。同年，萧华清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聘请，担任学术委员会指导。
两任校长坚持地下斗争
1939年4月，萧华清出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为躲避日机轰炸，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从成都少城外西胜街迁往新繁县乡下龙藏寺内。他“力求以革命精神办抗战教育，为祖国多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与群众的关系极好，以教师为友，视学生为子弟”。
学校里秘密的党、团组织很活跃，师生在校园里可以阅读《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救亡活动如火如荼，这里成了学生革命的摇篮。当时有人称“协进是成都的陕北公学”，“龙藏寺是小延安”。
萧华清一向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他主动兼课或代课，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如抗战宣传、课外自学、文化娱乐等。他在政治上尤其爱护学生，不仅坚决抵制国民党在协进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且经常在全校师生的周会上发表讲话，针锋相对。一些进步学生为萧华清担心，在会下对他说：“你可以说隐讳一些，我们听得懂！”萧华清却说：“怕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他还常对学生说：“我宁愿丢掉饭碗，也不做对不起师生的事。”“要我出卖灵魂是办不到的！”
萧华清担任校长期间，聘请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这些革命者和萧华清一样，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共产党员方敬是诗人、作家，曾撰文回忆萧华清：“我是学校中共党小组长，萧华清同志以他从20年代起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来多方掩护和支持我们党小组的地下工作，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交换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他总是相信党、尊重党、爱护党。成都从抢米事件到皖南事变，又掀起反共高潮，布开白色恐怖，政治风险大，萧华清同志处境艰危，但他仍能坚定地顶住险风恶波。学校经费拮据，人事更迭，萧华清同志不辞艰苦，奔波劳碌，以献身精神坚持办学。萧华清同志是一个永远令人怀念的好同志。”
1942年10月，国民党教育部以萧华清系“老共产党”为由，秘密勒令其辞职。萧华清被迫离开了协进中学。1943年，经党组织同意，萧华清由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在张澜主持的慈善团体“慈惠堂”任职，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民盟内担任领导职务，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春，萧华清重新回到协进中学任校长。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是年10月，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得知国民党要逮捕萧华清，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协进中学，通知萧撤离。而后，萧华清经雅安转重庆，后赴上海。他一路艰辛，于1948年6月抵达香港，参加民盟总部工作，任组织委员。
1949年1月，萧华清与李相符奉组织派遣潜赴武汉。他们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做湖北、武汉民盟的工作，“说服那里的同志们不要轻信，不要麻痹，要继续加紧革命工作”。完成任务后，萧华清等由汉口通过封锁线进入江汉军区，随军前进，于同年5月抵达北京。
1950年1月，受中共中央调遣，萧华清回到四川，留在重庆。他历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市府文委主任、体委主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1953年，萧华清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重庆分团副团长。1969年2月21日，萧华清去世，享年75岁。
外公萧华清一生刚强，恪守初心，从不显露自己。他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其回忆录中，也很少涉及他的革命活动。
1981年，外公逝世12年后，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报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公开了萧华清是1925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他的骨灰盒上，庄严地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文/崔健
原标题：初心如磐| 我的外公萧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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