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上海工作这两三年，我们常劝她回厦门。奶奶每次听到就说：“傻瓜才回来，上海多好呀。”爷爷总会补一句：“那个郑计，还能找到吗？”
郑计是上海人。对我爸妈来说，他代表着一个值得感激的上海。
1973年夏天，爸妈带我去上海求医。那个年代，别说互联网，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呢。在上海，我们不认识任何人，要住在哪儿，找哪个医院，该怎么办？近50年之后，我以一般的处世原则，推演了几遍，还是觉得爸爸的办法，以及后来的际遇，太神奇了。
那年，爸爸在县级人民银行的基层网点上班。当时可没有六大国有银行，全国主要就是人民银行，职能跟现在商业银行差不多。银行后台有一块业务，叫“联行往来”，即各地银行在划拨资金时交换往来账务。具体操作，就是互相发送账单及所附凭证。账单装在印有宽红边的信封里，通过邮政局挂号寄送。
爸爸向做联行业务的同事打听，我们跟上海往来多不，认识什么人吗？也就是顺口一问，结果有个同事笑着说：“我知道上海那边，有个叫郑计的会计，不过没见过真人。”
我爸当然知道，他不可能见过对方。郑计这个人，就是账单上一个扁扁的红色小印章而已。对县支行来说，往来账目不少，但上海的账务不多。我猜，是郑计这个简洁务实的名字，容易让人记住吧。
总之，爸爸想办法联系上了郑计。上世纪50年代有“笔友”，如今社交平台上有网友。郑计在当时，什么“友”都不算，在未见面之前，只是一个抽象的承诺者。
郑计温文尔雅，总是微笑着说话。爸爸只是想麻烦他指指路子，推荐个招待所，介绍个医院什么的。有个熟人好办事啊。没想到， 郑计一见面就说：“走，住我家去。”爸爸吃了一惊，立即推辞：“那怎么行，随便住哪里都行，就是不能住你家，我们是一家四口啊。"弟弟不到3岁，也要看医生，爸妈是带着两个孩子一块来的。
郑计很坚决：“为什么不行，明明家里可以住，没道理要住在外面。”他提起地上的一个行李包就走，爸妈几番推辞不成，一家人只好跟着走了。
辗转来到一条旧街道，路面铺着石块，街两边是木板门面房。郑计的家在二楼，沿木梯转上去是屋子，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家具不多。一楼有个烧水的灶，不断有人拎着暖水瓶来打水。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老虎灶。
郑计说，这里生活很方便。我老婆带着女儿在郊区上班，周末才回来。你们就安心住着。这段时间我在办公室先凑合。忘了在他家住了多久，中途我还到儿童医院住了几天。
记得有个周末，郑计太太带着两三岁的女儿回来了。爸爸讲：“这也太不好意思了，我们马上搬去招待所。”郑计说：“搬什么搬，简单得很啊。中间拉一道布帘，大家都睡地板，男的统统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这个办法不要太好啦。”他那个表情，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特别开心。
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甚理解，郑计何以如此热情待人。那么多人挤在一间，晚上起夜还没有卫生间，用的还是木马桶。回想起来，人的善意、隐私和界限，确实是不能脱离年代感的。
之所以讲起马桶，是我记得，每天一早就在窗口看到，有人拖着箱型人力板车，一路喊着收粪。家家户户都有人拎着马桶出门。接着，整条大街上，人人埋头刷马桶，洗刷刷之声，响彻天宇，蔚为壮观。
那段日子，郑计把我们当成了远来的亲戚。他还带着我们一家，去外头吃饭，去他单位参观。郑计的上班地点在外滩，那个银行的营业厅，布局像民房的天井，柜台环绕在四周，二楼也是一圈走廊，栏杆后是办公室。疫情之前我去上海，特意在外滩找了找，可惜没能找到。
这些事情，讲起来平淡如水，但爸妈每次提起，就仿佛有一片光笼罩着他们。我那次在外滩，边回忆边找那个旧址，也有同样感受，就像再次路过了温暖与明亮。
右一为郑计（图片由作者提供）
要离开上海了。那天一大早，郑计就领着我们出门，去照相馆合影留念。那是我和爸妈的黑白照片中，笑得最厉害最忘情的一张。那个照相师傅无比敬业，非要逗到所有人开心，才肯按快门。没料到，我弟弟不识逗，坚决不肯笑。师傅拿着一只橡皮黄小鸭，手舞足蹈，像个滑稽演员，把我们的上海之行，推到了欢乐最高潮。
分别之后，我爸与郑计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我们连着搬了几次家，把地址给弄丢了。就这样，郑计遗憾地消失在时间与人海之中。
爸爸今年93岁了，眼底黄斑变性，听力丧失大半，还换了人工关节。这个状况，让他更易陷于往事之中。一提到上海，爸爸总是满脸感激：“还是应该找到郑计啊，再说一声谢谢。”
法国伦理学家安德烈说，感激是归属于喜悦的一种感受。感激是对过去的爱，是对存在过的一切的愉快回忆。感激是爱之上的爱，快乐之上的快乐。
这段时间，我一直关注上海的疫情，愿郑计一家，一切都安好。如果我们能隔着遥远的岁月，亲口对郑计说一声谢谢，那该有多高兴啊。
原标题：夜读｜寻找上海人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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