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如何发展相匹配的高质量金融带来了新命题。全国金融工作会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为新时代高质量金融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面对新时代，要按照“三项任务”工作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创新、防范风险，总量与价格，宏观审慎与财政政策，供给效率与公平正义等几方面关系，既关注稳中有变，又做到稳中求进，以变革适应变革。

一、服务实体经济与改革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服务实体经济不仅是金融业的天职和宗旨，更是推动深化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呈现速度转向、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三个特征，传统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要素驱动，以及“重量轻质”“重硬轻软”“重短轻长”投资驱动，逐渐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新动能进行转变，金融资源的结构错配、“脱实向虚”等老问题制约了转型。要以政府“放管服”改革为统领，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金融机构与企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界限，转变信贷考核和银行激励措施，加强银行机构对企业、产业负债的约束。

引导金融资源朝着绿色环保、科技创新、大数据智能化等创新驱动发展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领域流向。同时，将金融改革创新作为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不断创新释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潜力，促进银行间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开展“三金融一试验”建设，开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以及建设支付结算安全化便利化试验区，通过探索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增加对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金融供给，降低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金融需求，推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促发展的同时也要防风险。随着经济转型，市场产业出清所导致的发散性风险将逐渐向收敛性风险转变，进一步放大了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和传染性。按照产业周期理论和区域产业转移理论，由于生产要素资源供给、产业技术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发达地区的产业在空间上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产业转移的阶段性以及政府调控的时滞性，导致市场产能过剩、产业机构优化升级滞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以及对银行贷款依赖性过高。

对此，要主动关注产业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的耦合性，了解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推动地方政府完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监测产业周期风险暴露和关联影响，加强政策协调和监管协调，防止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要按照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权原则和中央统一部署，由央行分支机构依法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依规开展市场主体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加强对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的监督问责。健全主体风险监管制度体系，扩大对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金融控股公司、要素市场等地方新型金融机构，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区域要素市场等领域的统计监测，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防控操作风险，防止风险处置的风险和个别机构的风险演变为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二、融资总量和利率价格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稳定的宏观杠杆率，保持与名义GDP相当的社会融资规模，实现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撑；也需要较为合理的资金成本，由市场实现货币信贷政策的有效传导。要科学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各指标中的信贷投放、股票融资、票据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不同的融资结构对各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合理调整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建立起与区域经济相匹配的社会融资规模。完善金融综合统计，全面反映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各部门情况，合理调控社会流动性总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基于中央银行承担传统的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护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多重任务，不断保持量的稳定。

相比较全球危机以来量化宽松政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降低名义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来缓解通缩压力、振兴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复苏，并没有达到效果，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受到了挑战和质疑。高质量经济发展既需要遵循市场供求关系的利率价格，又要资金价格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体现，货币政策最终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产生积极影响。面对新常态下金融改革和创新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呈现出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逐渐下降，货币投放的准确性不断下降，市场对降低融资成本的期望增高等特点。中央银行要在短期内保持与经济发展合理的货币供应，提高短期利率的稳定性，减少利率波动和流动性风险；长期要实现精准供应松紧适度，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服务于总体宏观经济目标。以强化货币纪律为目标完善货币投放机制和政策规则，完善预期管理，降低政府的非理性因素和行政特权干扰下造成的过度投资和资本化程度过高，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扩大货币投放的抵押品范围，健全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抵押品机制。

三、宏观审慎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通过对历次扩内需时期的货币政策分析表明，在经济上行、过热期，资金脱实入虚，资产价格的繁荣及非理性上涨，金融机构承担了过多风险。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去杠杆，直到融资成本影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在经济增长下行期，特别是贸易摩擦、全球流动性收紧等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资产价格衰退，金融机构过度规避风险，金融机构共同或相关联的风险暴露进一步加大了风险在不同金融部门、行业间传染。

对此，要进一步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在经济上行时期或针对产能过剩、过热的产业，开展信贷投放指引，适度收紧融资政策，限制贷款过度向过热行业集中；在经济下行时期，针对一些发展较慢的产业，则要适度放宽融资政策，以此平衡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中央银行、银保监会做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资产负债表、贷款、流动性、监管指引、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协调、配合，防止经济下行期监管碰头所带来的金融机构避险行为。进一步赋予中央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操作，对基于银行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开展差异化管理。

相比较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结构性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在逆周期下，通胀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等更多是消费不足、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所致，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推动效果并不显著，需要加大财政政策配合，推进供给侧改革，特别是需求端的转型升级。针对扩大出口外需，要以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推动结构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针对投资、消费内需，需要推动结构性减税，扩大以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服务业为代表的投资需求比重；管控政府隐性债务，采取债转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手段，稳妥化解政府债务平台清理风险，提升政府消费需求。做好个税征收改革、养老金补充，稳妥开展房产税收税制、筹措财力机制设计，防止住房、教育、养老、医疗成本大幅上涨对居民购买能力的挤出，进一步释放社会主体的购买力，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此外，要在总量减税的情况下，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开展结构性加税。

四、金融公平正义与金融供给效率的关系

要关注金融公平正义。按照韦伯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论，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让步，让更广泛的阶层分享发展机会。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企业家，其能力可配置于政治和寻租的创新活动，也可配置于经济和社会的创新活动，取决于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群在给定的社会制度中，对这两类创新活动收益和成本的权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于带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将能力配置在经济和社会的创新活动之中。

要按照可承受、控成本、可持续的原则，合理设计金融服务产品，增强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面对消费升级所带来的金融消费需求，要依托金融科技手段，通过加强牌照准入、行业自律、分类监管等手段，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不断提升金融产品获得感和满意度。开展可持续金融扶贫、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完善贷款容错监管机制，扩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对银行发放的特定用途贷款，按照坏账损失计提，提高不良率容忍度指标。利用企业应急转贷和担保基金、应收账款质押等融资政策，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托财政资金，建立相应的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按照一定比例与金融机构共担贷款风险。

要提高金融供给效率。科斯制度经济学原理指出了制度与信息的替代关系，政府的重要职责在于降低帕累托最优配置经济资源信息成本，将资源配置权交给那些有最强的激励去获取这些信息的当事人，并降低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发展金融智能大数据产业，收集征信、税务、社保、公积金、水电气、环保、产业布局等能反映企业经营行为以及企业融资需求信息，在法律法规授权的前提下开展定向查询，解决企业无法比较银行服务和银行搜寻有效融资需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力推广金融科技，积极探索投贷联动、银保联动、风险池贷款、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交叉性金融产品或服务，扩大知识产权、应收账款、动产、股权等抵押融资和产业链融资，出台科技信贷政策导向评估，不断扩大信贷规模。

（作者简介：李壮，现供职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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