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再发，寥寥十几年，对于一家农村商业银行而言，可以实现怎样的蜕变？
时光的指针往回拨动。2008年6月，面对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缺乏约束等局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在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和重庆市辖区内39个区县行社合并基础上组建成立，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产物，开启了全新发展征程。
未曾想，这一变革之举，就此载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史册。经过逾十年的用心经营，重庆农商行如今已成长为全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综合实力上升至全球银行119位、全国银行22位，稳居全国农商行和中西部银行之首。
不仅如此，改制后，重庆农商行还凭借业绩指标、全面风控、合规管理等方面的长足进步，成功叩开证券交易所大门，相继在H股及A股上市，成为全国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及西部首家“A+H”股上市银行，开创了农村金融机构搏浪资本市场之先河。因改革成效显著，该行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国企改革“双百行动”A级的银行机构。
面对重庆农商行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着其一路奔袭为农村金融机构的“领军者”？
强根基：深耕本土，攀越“万亿”高峰
改制是否有效，发展能否成功，首先看的是经营“硬成绩”。
重庆农商行成立以来，累计实现净利润超过800亿元，纳税超过460亿元，每年对重庆GDP贡献超过1%。作为全国首家万亿级农商行，该行还率先跻身国内银行“万亿俱乐部”。
细究这家银行的经营秘诀，离不开把握改革机遇的“天时”、依靠内陆开放的“地利”以及共谋事业的“人和”。
重组后的重庆农商行，具备了统一法人的体制优势，县域法人变为分支机构，权责分明、制衡有效，分散的力量被汇聚起来。同时，重庆地区突出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战略地位为该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纵深。
基于此，重庆农商行瞄准重点、循因施策，既巩固传统优势业务，又大力发展新型业务，遵循以零售银行为主、专注服务“三农”、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经营导向，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有力筑牢了全行稳健经营的根基。
——做大资产。在点多面广、人熟地熟、横跨城乡的历史优势下，积极对接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项目，大力扶持民营及小微企业，不断巩固个人贷款市场优势地位，快速成长为头部区域性银行。
——做稳负债。长期坚持“做小做零售”、服务县域“三农”，不断提高产品覆盖率，大力吸收零售存款、县域存款，与同业相比拥有稳健持续、低成本的负债来源，净利息收益率和净利差优于上市农商行平均水平。
——做高收益。将战略重点定位在高增长、高回报且风险可控的业务板块，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客户偏好的变化，不断优化贷款结构，获取较高的贷款收益率。同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合理配置资产，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做强团队。打破“大锅饭”，建立起符合发展要求的管理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坚决予以淘汰。同时，推进人才结构调整，重点提升“四类”人才占比，一是市场研判、行业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二是精通新型业务、前沿业务的专业性人才，三是金融创新、风险管控方面的技术型人才，四是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特色鲜明的发展策略，使得重庆农商行成为当地最大的零售银行、“三农”银行和小微银行，服务着重庆80%的人口、近50%的小微企业，投放了重庆近30%的涉农贷款，并与一大批优质客户和地方政府及公共财政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截至2021年6月末，重庆农商行存款余额已达7571.55亿元，贷款余额已达5618.81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位居重庆地区第一；资产规模升至12237.79亿元，继续领衔全国上千家农业商业银行。
要规模，也要讲效益。为有效解决以前运营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重庆农商行建立现代集约运营体系，为分散机构建立了统一的远程授权、集中审批、集中作业、集中清算等中心，成功实现降本增效，2021年上半年成本收入比为26.72%，运营质效明显优于同类机构。
与此同时，自2011年起，重庆农商行ROE相对行业的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从2015年开始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表现出强劲的盈利能力。“造血”能力被激活后，该行一跃成为当地国企中的佼佼者，不但多家机构从资不抵债转为扭亏为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且税收贡献保持在市属国企前列，有力地“反哺”着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强内控：精细管理，保障稳健运营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还须高度重视风险管控，筑牢稳健发展基石。
重组之前，重庆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高达13.5%，不良贷款接近重庆的50%，案件发生数量占重庆50%以上，可谓是当地金融行业中的“老大难”。
怎么突破？重庆农商行选择从源头抓起。
改制后，重庆农商行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将区县党组织关系上收总行党委统一管理，改变过去归口当地、管理分散、缺乏合力的局面。同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力推进从严治党、从严治行，通过“开前门、堵后门”，坚决扭转乱象，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长期保持“零案件”。
除了加强组织建设，重庆农商行还以改制为契机，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将“稳健”作为总体风险偏好，建立了健全的风险治理架构，坚定落实依法合规、审慎经营原则，以辩证思想筑牢全面风险管理底线。
——辩证把握“收与放”。建立独立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团队，信贷审批不受任何干预，有效遏制“人情贷”“关系贷”，扭转信用社时期机构权限过大、风险控制形同虚设的弊端。同时，由总行评估各分支机构经营成效、内控水平，给予不同业务权限，实施差异化授权，既严控了风险，又有效激发出基层积极性。
——辩证把握“退与进”。坚持科学决策，在关键问题上保持定力，降低区域和行业集中度，果断提前退出钢贸、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主动严控房地产贷款、实施名单制管理。同时，坚持与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共渡难关，抗疫过程中纾困企业3.8万余户，涉及贷款512亿元。
——辩证把握“点与面”。在重点做好信用风险防控的基础上，对照国际一流金融机构，打造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提升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管控能力，筑牢金融安全屏障，不断丰富风险化解手段，保障安全稳定运营。
经过强有力的改革，重庆农商行各类主要风险得到有效管理，截至2021年6月末，不良率降至1.28%，比全国农商行总体低2.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312.50%，比全国农商行总体高约18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流动性充裕、资产质量稳定，成功从“拖后腿”变为了“打头阵”，监管评级始终居于农信机构第一梯队。
谋升级：科技赋能，加快金融创新
数字化浪潮中，一家万亿级的金融机构该如何实现“大象转身”，进一步提升经营质效？
重庆农商行拿出此前始终站在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最前沿的勇气和魄力，坚定地将视线投向了金融科技。
近年来，重庆农商行全力以赴把金融科技创新作为“制胜先手”，大力实施“科技兴行”战略，围绕“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目标，不断推动金融科技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带动了经营管理同步提升。
——注重科技“掌握在手中”。在金融科技创新上，更为强调自身的创造力，积极打造自建团队、自主研发、自有技术、自创产品“四自”模式，在同类机构中率先成立金融科技中心，为全行培育和储备“渠道+业务+数据+科技+合作”全面发展的人才梯队，并持续扩大金融科技人才队伍。
截至目前，该行已获批“金融科技试点”和“金融标准创新应用试点”2项国家级试点资格，2项创新应用入围重庆首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申请各类专利80余项，成为全国唯一入选国家金标委的地方金融机构。其智能数字化平台项目还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2020年国企数字化转型30个“优秀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银行案例。
——注重科技“为发展赋能”。用智能语音创新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方言银行”，推广“渝快贷”“房快贷”、小微信贷自主支用等线上产品和功能……重庆农商行集结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将科技创新成果积极运用于“三农”业务、小微金融业务等特色业务，有力提升了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零售业务收入占比连续四年位居全行首位。
同时，借助智能风控系统，对各类交易事件进行全流程监测，实现了事前精准识别、事中灵活控制、事后高效管理，可全面应对来自线上、线下的各类业务风险，人脸智能识别技术运用覆盖率100%。
——注重科技“为服务提质”。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背包银行”“流动服务车”等上门举措，打造出“乡有网点、村有服务、家有手机银行”的服务体系，手机银行用户数突破1200万户、80%在县域地区，每年至少为农村客户节约业务办理综合成本10亿元。
鉴于手机银行业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成效，该行手机银行还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入选全球银行支付业务典型金融创新案例，在联合国农发基金组织的亚太区农村金融研讨会上进行了分享和推广。
改革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重庆农商行仍将不断探索优化发展战略规划，加速推动本行转型升级。下一步，重庆农商行将深刻把握发展机遇，坚持“零售立行、科技兴行、人才强行”发展方向，积极践行“经营特色化、管理精细化、培育良好企业文化”的“三化”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当好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为重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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