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实在太快，像高山滚石一样不可遏止。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刚刚取得了一点成就，就被新来的思想替代。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都未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转眼却成为新思想信仰者眼中的落伍者。
一、民初政治思想的混乱与反思
辛亥革命取得了部分成功，中国建立了共和体制，推翻了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促进了民主共和的进一步传播，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反动势力不会自行消灭，时刻准备反扑，思想文化领域沉渣泛起，掀起了尊孔复古、崇拜圣贤的逆流。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和“祭圣告令”，亲率百官在北京祭孔和祭天，将已经通行的握手鞠躬之礼改为三跪九叩大礼。这些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了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理念，抛弃了培养现代公民的正确道路。
康有为与陈焕章等人筹建“孔教会”，公开叫嚷：“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各地封建余孽纷纷建立尊孔组织，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以示尊崇。这些反动思潮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互为表里，在民国初年兴风作浪，把好好的一个民国搞得乌烟瘴气。国家已经实质分裂，你争我夺上演各种丑剧，军阀成为现实政治的主宰者，政党政治被当作用过即丢的夜壶。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革命不成功？到底是什么缘由导致改革不彻底？既然器物和制度层面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那一定还有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国之所以不昌也，在于民智未开”。西方的民主宪政无法移植到中国，所以必须启迪、启蒙、启发民智，新文化运动呼之欲出。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痛定思痛，在上海创办并发行《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陈独秀在他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公开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贯穿六条标准的红线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改第二期刊名为《新青年》，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群体完成社会改造。
▲陈独秀
陈独秀在上海办报的举动影响很大，但毕竟不在主流的学术圈，也没有坚实的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华夏大地掀起层层巨浪，民主与科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还和蔡元培有关。蔡元培早年参加科举，高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对于传统经典和仁义道德有深入研究。后来留学欧洲，转向革命，创办光复会，成为革命领袖，与同是革命党的陈独秀相识。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发布《大学令》和《中学令》，以培养现代公民、健全国民素质为己任。
1916年12月，蔡元培不计名位，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打破大学内部恶劣的官僚习气、学究习气和政客习气。为了把中国第一学府打造成为真正的学术圣地和新思想发源地，蔡元培专程登门拜访陈独秀，邀请其到北京任教，顺便把《新青年》一并带来。就这样，陈独秀成了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整个文科的学术研究、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学生指导，给北大带来了新思想和新风气。
▲蔡元培
接下来，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派人物，在北大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合编，新派人物纷纷加入，成为主要撰稿人并担任轮值主编。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新派人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走向。
二、德先生与赛先生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公开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认为二者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日常言行的惟一准绳，凡是违反二者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阵营看来，包括抽象理念和具体实践两个部分。民主既包括民主精神、民主思想和民主信仰，也包括具体的民主制度，即“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就个人而言，陈独秀倾向法国式民主，胡适倾向美国式民主。科学既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也包括具体的技术和知识。胡适号召整理国故，明言采用科学的方法，而非传统的老学究和冬烘先生的态度，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现代学术的范式。
依据民主与科学，新文化阵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他们志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矛头直指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尤其是长久主宰中国思想界的儒家伦理道德，向孔学展开了全面进攻和彻底清算。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两不相容，如冰炭不可同器、水火不能相容，孔子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目标无法适应。
当然，新文化阵营并非全盘否定儒学和孔子的价值。李大钊曾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们反对孔学，动摇传统伦理的绝对地位，证明其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的发展，从而促使人们去除思想的禁锢，冲破思想的牢笼，学会独立思考，求得真正的信仰和价值。改造国民性必须从改造思想入手，从反思传统伦理的不合理开始。在这方面，鲁迅的功绩最大。他创作的《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等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刻画了一个又一个麻木不仁、无知彷徨、可怜又可悲的中国人形象。
语言是思想的呈现，中国传统政教伦理观念通过文言文呈现和表达。新文化阵营认为，只有打破文言文的独尊地位，提倡白话文，才可以摧毁文言文代表的传统政教伦理观念。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作为指导性纲领，具有引领和开创之功。陈独秀公开倡议：“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当然，任何一种思潮有坚持者，就有反对者，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绝非几个人、几支笔、几句口号、几本刊物就可以彻底根除。而且，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坚持学术争鸣，在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同时，也聘请了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等旧派人物。加上原来任教的黄侃等人，校内还有一个保守主义的大阵营。两派各有支持的学生和社会力量，在校内和校外展开思想的交锋，左右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新派人物的支持者渐多，社会反响愈加正面。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新潮》，成为学生一辈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倡导者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功绩不可磨灭。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地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渐进式发展过程。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传统伦理，将这一过程推进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对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努力的方向和判定优劣与否的唯一标准，任何一个政党、政府、组织、社团都会口称民主与科学，再也不可能逆潮流而行。
三、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作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浮雕中的一块，代表着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这块浮雕中没有硝烟，没有战火，也没有扛起钢枪、冲锋陷阵的军人，只有一群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其中，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位于浮雕的中心，男青年振臂高呼，女青年走入群众散发传单，其余的人注视着男青年，成波浪式向外扩散。图画紧凑活泼，极富动感，把中华民族在国家危机存亡之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展现出来。
▲五四运动浮雕
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和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衍生品。广义的五四运动指20世纪初期持续十多年的思想解放、政治改造和文化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同义。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作同义看待，所以学界一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连用。
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与整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鼓励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良机。伴随着大小工厂的建立，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壮大，产业工人的总数超过200万。其次，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启蒙了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崇尚西方文明、改造中国命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最后，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的精英阶层打开了思路，看到了一个崭新国度的诞生，感受到了全新思想的传入。陈独秀明确说：“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当然，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一个具体事件有关系，即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战结束后，协约国为缔结合约、瓜分世界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把同盟国和苏维埃俄国排斥在外。北洋政府和知识阶层对巴黎和会报以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被称作世界和平纲领的14点原则，更让中国人燃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准备收回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而取消庚子赔款、废除列强在华一切特权，获得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益。
没有想到，英、法、美三国操纵和会，根本没有把中国的合法权益放在谈判桌上。中国代表团进而提出最低要求，把日本一战期间窃取的山东特权归还中国。列强对中国的合法要求置若罔闻，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移给日本，能够归还中国的仅仅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完全失败，再次证明了弱国无外交、只能被宰割的道理。
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奋。5月3日，北京外交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政府争回国权，不得签订屈辱条约。同一天晚上，得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遍北京各大高校。北大红楼的《新潮》杂志社内，灯火通明，学生们自费购买竹竿和白布，书写爱国标语，预备第二天上街游行。罗家伦草拟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发出“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呐喊。会中有学生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还我青岛”，更让参加者热血沸腾，第二天的游行示威被定下来。
5月4日下午，以北京大学为首，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科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持各式各样的小旗，上面书写着“还我青岛”“誓死力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爱国口号。市民前来围观，不少人加入集会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学生的声势。
集会过后，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先到距离天安门咫尺之遥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向各国驻华使节请愿。使馆不让进入，仅仅允许学生推选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请愿书。学生群情激奋，前往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霖住处示威，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滞留现场的32名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校决定5日起全部罢课。7日，被捕学生获释。
四、五四运动的扩展与延伸
学生游行拉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序幕，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和外交领域获得了响应。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因种种压力离职出京，引发师生们的挽留，本来缓和的局势再度紧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提出拒绝和约、惩办国贼、挽留蔡元培的要求。全国各地的学校和社团纷纷响应，举行规模不等的罢课和游行示威。
6月初，上海掀起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政交通和商业贸易陷入瘫痪。上海工人参与进来，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动见观瞻具有指标意义。各省掀起同样的“三罢”活动。五四运动突破了少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给北洋政府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各省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学联纷纷组成请愿团，奔赴北京向时任大总统徐世昌请愿。6月28日，巴黎和会讨论形成的对德和约在凡尔赛宫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拒绝出席，客观上否定了巴黎和会的合法性。
五四运动以中国代表团拒绝签订和约而宣告结束，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不是指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的任务，而是指斗争的坚决性和不妥协性。毛泽东指出：“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与之前的辛亥革命相比，五四运动充分地组织和动员群众，注重提升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操和思想觉悟，不再简单地依靠少数新军和会党。张闻天曾说：“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陈独秀、李大钊带领着一批青年换上粗布大褂，走到工农大众中间，开创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准备。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秀传统，1939年3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明确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每年的5月4日为青年节。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被一代代中国青年推崇，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2期」 「作者刘大胜，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