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孃孃

廖伟

9岁以前我担心廖叔叔会死，结果廖叔叔真的死了。9岁以后我开始担心夏孃孃也会死，经常半夜醒了发呆，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天空，感觉那么无助。

大人们都以为我调皮不懂事，其实他们不晓得，在他们慌乱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有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在追逐着他们的背影。先是廖叔叔早晨在家门缝捡到一封匿名信，说“我认得到你，刀子认不到你”，念信的声音在发抖，“哪个写的呢？”他问夏孃孃，问话的声音也在发抖；紧接着梅叔叔、易叔叔也上门来了，说有人给区上（当时的区公所，非现在县区的“区”）告廖叔叔家吃不完的鸡整只整只丢，廖叔叔睡的是“刘文彩式的宁波床”。廖叔叔脸唰地白了。

“怕啥子怕！”夏孃孃是粮站的工作人员，遇事倒还镇定，断定是廖叔叔刚当了供销社负责人，有人“不安逸”在诬告。她宽慰廖叔叔：“嫁给你十年，娃儿生了三个，房子都是租的公房。除了新做了张床，另外两张床都是借的。是不是宁波床，到家一看就清楚了。”我觉得夏孃孃说得有道理，告状的人肯定在打胡乱说，因为我都很久没闻过鸡腿的香味了，哪里舍得整只整只鸡往外头甩？

可惜没有人向我求证这些，廖叔叔背起换洗衣物和铺盖卷，去区里上“学习班”了。几年前，我在“重庆晚报-夜雨”副刊上一篇短文中记叙了这一过程——

1975年某天，一个名叫河包的小乡场上，一个8岁的孩童闹着让妈妈买下一对小鹅。那是真正的雏鹅，羽毛也是细细的，黄黄的。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小孩就晃着细竹条，司令般指挥着两只小鹅出门觅食。孩子给两个朋友取了自己认为很美的名字：大母子、二母子……就这样，孩子和鹅一天天长大。终于有一天大母子下蛋了，不久二母子也下蛋了。什么是成就感，那就是成就感。

秋天的时候，孩子的父亲要出远门了，是进区里的“学习班”。孩子虽小，但是他从父母的恐惧中感受到了恐惧，“学习班”肯定不是一个好地方。

“杀只鹅吧。”父亲对母亲说，母亲看着孩子没有回答。孩子已经泪流满面。

鹅没有杀，依然不停生蛋，生蛋。

……

春节过后父亲回来了，他是用车送回来的。父亲得了癌症，瘦得没了人形。发病的时候，“学习班”开始不允许去医院，实在拖不下去了，医院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

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孩子已懂得生离死别的含义，他整天整天地哭，肚子竟然胀得像皮球。

鹅最终还是杀了，这次，孩子没有流泪。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次看见鹅，当初那个孩子就会想起父亲，心里就会流泪……

大家喊孩子“伟子”，就是现在秃顶的我。这么多年，我多想给我的父亲杀很多很多的鹅啊。

没错，廖叔叔是我的父亲，夏孃孃是我的母亲。河包场老老少少都这样喊，我和弟弟妹妹在家这样脆生生叫他们，他们总是很开心。父亲进“学习班”之后，母亲也整天愁眉苦脸起来，家里再也没有“廖叔叔”“夏孃孃”脆生生的叫声了。后来父亲在泸州医院检查得了癌症，母亲急忙把我们兄妹三个托付给邻居郭娘娘，去泸州照顾父亲。郭娘娘一字不识，善良本分，待我们胜过亲儿女，看着我们几个总是悄悄抹泪：“娃儿恁个小，啷个开交哟。”

从此以后我提心吊胆，担心父亲真的会离开我，死亡的恐怖居然成天折磨着一个未满9岁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郭娘娘和其他人摆龙门阵说有人吃活蟑螂医好了癌症，我就期望我的父亲也会吃活蟑螂。

1976年4月一天下午，我还在学校上课，被人拉出教室急匆匆往家里跑。两根木条凳架着家里的门板，门板上躺着父亲，剃头匠正在给他剃头，寿衣寿鞋都穿好了。母亲正哭着对父亲说：“是癌，是癌啊……”之前一直瞒着父亲的。父亲睁着眼，落不下最后一口气。有人说，他是放不下几个娃儿。我和弟弟妹妹跪在门板旁，母亲泪水大滴大滴地掉，她抚着父亲的脸说：“老廖，我不得去死，孩子我会盘大的。”就这样，我生命里第一个让我痛彻心扉的男人离开了我的世界。此后大约有十年时间，我常常做一个梦，梦中总是说父亲死是假的。

那时弟弟6岁多，妹妹4岁多，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满了9岁，我的母亲34岁。看到这么一家，很多好心人都在叹息，心软的还会流泪。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没看见母亲流过泪。安葬了父亲，母亲一剪刀剪断了油黑的长发，剪掉的长发在墙上的铁钉上挂了很多年。她开始不停向有关单位写信，一有空就徒步几十里去区公所、区供销社、县政府、县供销社找领导，要为父亲讨公道。她敢闯官员办公室，敢掀官员的桌子，甚至还扇过官员的耳光。

母亲不再是和蔼可亲的夏孃孃。过年的时候，可能是看我们可怜，长辈们给了我许多压岁钱，大概有三四块钱。正月初几，我和一个街坊姐姐去县城，用压岁钱买了双白网鞋。结果遭母亲臭骂一顿，还把鞋子寄放在场上的商店卖。卖了四个月竟然卖不脱。于是，儿童节我穿上了白网鞋。可是，鞋子短了……

那些日子母亲每次出远门，依然把我们托付给郭娘娘一家。老实巴交的郭娘娘很为母亲担心，每天都在扳着手指数日子：“焦人哟，夏孃孃又出去好多天喽。”有一次母亲四天都没回到河包场，我开始担心失去母亲，开始梦见母亲死去。没有人知道，我天天在盼望那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再也不要离开我们。

这种担忧困扰了我至少一年半，到1977年底母亲不再出去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母亲意识到孩子的前程更重要，“讨公道”的事必须放一放。在这小乡镇，母亲对知识的崇敬让人惊讶——她请我的班主任刘光雄老师教我学初中数学，还把我送去后来任荣昌中学校长的胡世春叔叔家里学习，甚至找河包小学懂点英语的成力老师给我讲ABC……这些老师都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辅导都是免费的。

我的母亲在河包场创了两项“第一”：首个订阅儿童报刊的家庭。我们家订了《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我们爱科学》，代价就是兄妹三人新年没有新衣穿。我就是读了叶永烈的一篇文章后，投出了人生的第一篇稿子；首个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初中的家庭。母亲求了许多人，托了很多关系，1979年我以借读的方式进入荣昌中学，弟弟小学毕业之后，也考进了荣昌中学。

最终我在1985年考上中专，弟弟在1989年考上大学本科，妹妹也在1990年招工考试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走上工作岗位。现在母亲已经76岁了，她对目前的状态还是很知足的，老人家说：“北京城有孙儿和外孙的家，重庆城有儿子和外孙的家，荣昌城有儿子和女儿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满意！” 

（作者单位：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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