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坐落在安静的居民区内，没有门牌，没有路标。如果不走进去，很难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反传销组织。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常年驻扎在这里，每天和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打交道——上世纪80年代末，传销从日本流入中国，在三十年间不断扩散、变种、分门别派。在无数人被“洗脑”的同时，也有一批人进行“反洗脑”，他们被称为“反传销人士”。

在这场传销与反传销的拉锯战中，双方各自围聚队伍、发展话术与技法，形成两个对峙的江湖。只是相比升级换代日益猖獗的传销，反传销却陷入无合法身份、无行业标准的困境，使得这一行业始终在灰色地带前行。

2017年8月5日，天津静海，写有“蝶贝蕾”字样的笔记。

“软硬兼施”

从事反传销工作11年，李旭见过各种各样陷入传销的受害者。

在这栋三层小楼里，一楼吃饭接待，二楼是寝室，三楼办公，最多的时候，来了五六拨求助者，整栋楼里挤了三十个人。

李旭把地下室腾出来，提供给上门的求助者暂住，受害者的家人在一旁看着，将其手机没收，不让他跨出协会大门，“有时候也要采取一些传销用的手段。”但他认为，传销组织拿手机是为了蒙蔽和欺骗，而在反传协会，拿走受害者手机是为了断绝其跟传销组织联系。 

李旭以前把自己的办公地称为“戒传所”，主动找上门的传销人员通常都是被家人骗过来的，甚至有被绑过来的。刚开始聊天，李旭会隐瞒自己的身份。很多传销人员被带过来，互相交流，“交叉感染”，更容易知道自己被骗了。

找上门来的几乎都是受害者的家人。李旭提前打好招呼，劝说过程中需要“软硬兼施”，在他那间专门设置的劝说屋里，经常有激烈反抗和半夜哭闹的受害者，曾有人因为反抗被劝说而自残，绝食，撞墙。在他劝说过的人中，有20%的人曾出现过强烈的反抗行为。

遇到抵触情绪强烈的传销人员，不听不聊，李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被人撵赶，甚至被拿刀威胁。

按发源地域划分，李旭把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属于异地传销的初级版，表现为吃大锅饭、睡地铺，条件比较简陋，而且集中上大课。把人控制住了不让走，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大学生居多；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里面的升级版，相对来说来去比较自由，吃住条件比较好，住一些高档小区，主要骗的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左右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

李旭的反传协会有80%的任务针对南派传销。家人和协会成员一起把受害者约到宾馆进行劝说。如果是北派传销，李旭通常采用“钓鱼”的方式，等传销人员邀约家人或朋友发展下线的时候，他在现场蹲点，直到目标出现再将其控制住。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

第二年，李旭开始反传销工作。李旭回忆，2006年，他刚开始反传销时，单枪匹马，跑遍全国各地对传销受害者进行劝说和解救。

同一年成立反传联盟的还有凌云。2006年，他刚上大学，一个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他开始每天查询传销方面的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新闻报道和典型案例。后来，他把收集到的资料发给了这个朋友，朋友才离开了传销组织。朋友向他描述，传销组织里的人都是在校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工人。

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凌云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出发点是防范学校学生的传销。”后来各种各样的人涌进了这群里。

凌云的第一次解救行动是在2008年的“五一”。

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来自山西、河南、山东的家属同时找他帮忙，对方订好票后他就出发。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几个传销受害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家人阻止的时候都采用极端方式，比如喝农药自杀。”凌云回忆说。

最初，每次解救，凌云都是只身前往。曾经在河北保定解救一个在校女大学生的时候，传销组织的人员发现了凌云，派了30几个人在大街上追赶他。

那几年，反传销的队伍还在继续壮大。2007年，工厂老板蒋德胜得知身边一个朋友从传销组织逃离出来后，他开始关注传销的事情，在网上查相关的课程，看朋友的笔记，意识到传销的洗脑“威力很大”。从那时起，他放下厂子里的活儿，加入一些网络反传销的群里，专职搞起了反传销。

另一位反传销人士张东是从传销组织里逃出来后转向的反传销。 2011年，大学生毕业生张东离开传销组织后，掌握了他们的组织结构、生活习惯、运作模式和工资算法的基本漏洞，并加入了一家反传销组织。

解救过程中，他们通过跟踪传销组织里的“领导”，或者根据受害者家人朋友提供的照片来判断位置。定位主要依靠科技公司，他们发给对方一个链接，只有链接被点开，他们才能定位。“我们前期要花很长时间摸清他（传销受害者）的兴趣，再发一个他感兴趣的链接。”对方点开后，他们根据定位在附近蹲守，跟踪疑似传销的人，到了窝点后再报警。

每天，张东的团队通过QQ群，百度反传吧和天涯论坛接到的求助电话有200多个。最快的时候，他花了3个小时就救出受害者；最慢的一次用了21天。

反传销这几年，张东遇到过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孩子做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了，不愿意花钱找我们。”

李旭给深陷传销的人讲解其中的套路。截屏图

“反洗脑”

李旭“反洗脑”的主要目的是拆穿传销里的套路和骗局。

尽管每年劝说和解救上千人，不过李旭心里清楚，很难判断劝说是否成功。“就像医院一样，不能包治百病。”

每次劝说之前，李旭会试图取得对方的信任，并不会提让对方反感的“传销”二字，再讲述自己的经历，打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接着他从数字上的漏洞入手，告诉受害者钱是如何分配，他为什么拿不到钱。再把相关的受害者资料展示出来，“一套流程下来，一般只需三四个小时候，受害者就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和李旭一样，蒋德胜掌握了传销的所有套路。比如进门前先电话通知，是为了防止被外人察觉；组织上层和下层不住在一起，是为了方便分赃等。

从2007年开始，蒋德胜曾在深圳当地五六十个城中村和三四十个小区内，成功对100多名传销受害者进行“反洗脑”。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求助者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传销组织“骗来的都是农村里穷人”。蒋德胜为了取证，佯装求助者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进去传销组织里“考察项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人员和资金规模。出来后，他到当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况，提交了材料。后来，派出所用了两天时间把传销窝点“端掉了。” 

从那以后，蒋德胜开始了解保险、直销的课程，看心理学书籍，甚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发现，“洗脑方式都大同小异”，陷入传销里的人都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赌博”。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窝点内的墙面上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遇到蒋德胜之前，郑明敏还在传销组织里做着赚取千万元的美梦。

见到他时，蒋德胜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职业，而是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聊天，相继推翻了他在传销组织里接收到信息，持续到下午6点。一天下来，郑明敏清醒过来了，“当时的感觉就像高考，觉得自己能考清华的，结果成绩发下来，发现自己连地方的二级大学都考不上。”

后来，郑明敏成了一名反传销志愿者。像他这样的受害者，蒋德胜救过上千个，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承认自己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些受害者被劝说出来后，又被传销组织二次洗脑。

蒋德胜说，反洗脑过程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年龄阅历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案。过程分为两部分，前期是从共同话题入手，拉近距离，目的是让对方认可你的能力学识人品；第二步引入正题，将传销说辞理论现象融合到逻辑性很强的一套系统中。

凌云劝导的方式，主要是剖析传销危害，分析其内幕，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现身说法的视频。“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让他对传销的危害有一个深切的认知和体会。”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围剿传销的书，研究各种各样的传销形式、手法和动态。

和凌云的做法不同，张东通常会让受害者读十遍涉及传销犯罪的刑法224条，再讲传销里的工资漏洞，他曾经用这个方法解救了徐洪。

徐洪在银川的传销组织里待了三个月后，家人发现他的异常，电话不接，也不透露工作地址，被洗脑后的徐洪成天想着把朋友也骗过去。家人找到张东，花了两万元钱，把他从传销组织里救了出来。

某传销组织窝点内发现的“软件”，App里的内容均为传销资料。

张东把他带到宾馆，花了8个小时反复跟他讲“刑法224条，传销里面的工资算法、漏洞和传销的危害”。

“灰色行业”

解救过上万人，张东承认，反传销是一个“灰色行业”。

之前有一次，他下定决心要退出这个行业，手机关机一周。后来开了机，求助者的短信塞满了他的手机，最后他忍不住给求助者回了电话，又回到了这个行业。

在张东的反传销QQ群里，每天有不少求助者慕名而来。求助者找上门，张东直接告诉对方，需要承担他们在救助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车票、住宿、饮食、软件定位的花费等。

几百个求助电话中，他在确定有95%的解救可能性后，再和求助者谈价钱。收费一般在2万至4万之间，具体收费标准根据难度来定，如果是在河北地区，“没有打草惊蛇的”，收费两万左右。如果是福建、浙江、湖南一带的暴力传销，收费可能会超过4万。

救助结束后，张东会问对方是否愿意捐助，“我们需要生活，金额他们自愿定，有的捐一两千，或者三五千，最多的捐了八千。”

2011年，蒋德胜和志愿者一起创办了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所以我们一分钱的资助也没接受。”但团队人员在解救过程中，求助者递过来的红包他们并不拒绝。

李旭在北京有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楼是餐厅，二楼是宿舍，三楼办公和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属。

一家曾经在李旭团队待过的反传销互助网站的负责人王免回忆，这个行业存在隐形的暴利业务，“讨债”是其中之一。进入传销组织一般要缴纳费用，受害者被救出来后，组织也不会轻易退款。部分反传销人士会负责把钱讨要回来，他们称此为“讨债”。

据他回忆，当时在团队时候，捞人讨债、定位在圈子里存在都比较久。每次捞人讨债的时候，李旭团队从中收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提成。“这个钱基本上就是李旭那一层级的自己拿着，给下面团队成员多少都是他自己安排。”

另外到各地的受助者家里去“反洗脑”的工作时，会按距离收取差旅费，远一点的地方收取一两千元。“其实没人能对反洗脑的效果负责，可是受害者家人找不到什么求助渠道，找这个行业的人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大家一开始都是抱着公益奉献的心态，但不收费是生存不下去的。”

反传销联盟成立前几年，找到凌云的求助者，只需支付他的往返车费和住宿费用。到了2010年，随着反传销志愿者增多，凌云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于是开始向求助者收费。收费标准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定。

在蒋德胜那里，收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面对条件好点的求助者，会收取几千元的费用。如果对方条件一般，通常只要求对方承担差旅费和住宿费。

王免称，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讨债”盛行，很多反传销组织按人头算，如果一家人陷入三五个人，提成就会很高。

张东认为，讨债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解救南派传销受害者的时候，“北派是暴力传销，交上去的钱不到20分钟就被瓜分掉了，不可能讨回。”

针对前述收费的说法，李旭反驳说是恶意中伤。“因为反传销协会是民间机构，没有经费来源，求助反传销协会到外地的解救劝说需要承担两三千元左右的差旅费，对带到北京协会总部劝说的求助者，协会可提供食宿等便利，并承诺不收取差旅费，求助者可在劝说完以后凭自己经济能力自愿捐助。” 

10年下来，李旭的反传销协会从刚开始起步的几名工作人员发展到现在的专职工作人员有30人左右。他的电脑里存放了上千份劝说和解救传销人员的视频资料。在他的办公室墙面上，挂着几十面求助者送来的锦旗。

在凌云的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网站上，注册人员超过一万名，具有专业反洗脑解救能力的志愿者20多人。凌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宣传预防传销知识、解救传销人员、劝说引导传销人员、法律援助、打击传销团队、传销醒悟人员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创业扶持等业务。

尽管联盟逐渐壮大，凌云也认为自己的身份尴尬，“不是国家批准的组织，不管走到哪里，寻求执法部门支持的时候比较困难；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我们了解也不多，被人怀疑是骗子。”

在李旭看来，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比较高，处罚比较轻，取证非常困难。政府层面打传销办以批评教育，遣散为主，精准反洗脑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据李旭了解，2006年民间做反传销的只有几个人，后来慢慢增加到“十个八个”专职的。现在专职的粗摸估计“一百个都不到”。有的建个网站就开始干反传销，有的组织很混乱，收费很随意。

凌云也认为，反传销行业门槛低，“越来越多人加入反传，不排除有人冲着赚钱来的，有些收费很高。” 

事实上，缺乏合法身份、行业标准的反传销行业，其收费方式、解救与反洗脑手段都游走在法律的边界上。

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立伟看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社团组织应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认证和登记备案，才能取得合法社团组织的资质。因此反传销组织是否合法、收费是否合法以及反洗脑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限制人身自由行为，都存在争议。

吴立伟建议，有关部门或者立法机关应该考虑制定公开的、合法的执行体制，设立反传销教育的标准，否则“传销组织涉嫌违法犯罪，反传销也可能涉嫌”。

传销人员被控制在路边。

人员流失

最近，蒋德胜多次想过放弃，并由专职反传销变成了兼职。

曾经，在他的反传销协会里，专职的有50人左右，兼职志愿者超过100人，高峰时曾达到200人。

但反传协会的人员并不稳定，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有过传销经历的人。如今，蒋德胜网站上的志愿者还剩70人左右，很多渐渐都不做了。“人员流失很严重，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

有一次，他们接到一个小女孩的求助，家人陷入传销，志愿者自费过去以后，对方家人要求看工作证，最后志愿者只能离开了。

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蒋德胜把办公点撤掉了，依靠网络分散办公。10年下来，蒋德胜觉得心灰意冷。“一个是注册难，缺少监管，缺少自律，这个圈子就比较乱了，收费也没有统一的规则，还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所以很多志愿者就不愿意继续再做了。”

他曾经去过天津的民政局，民政局让他找社团局，社团局让他找相应的监管单位。他又跑见了市局的领导，把资料交了过去，但没有收到回复。“因为注册不了，所以也不是个正规组织，没有经济来源，支撑不了。”

凌云回忆，2004年国内出现第一批反传销组织，但一年后就解散了。两年后，李旭组建了反传销协会，叶飘零成立中国反传销网，如今后者已经退出。

一边是反传人员的流失，另一边，网络传销、金融传销泛滥，凌云常常感到自己“孤立无援”。

张东所在的反传销组织里面的18个人都曾被骗进传销组织。后来有人在解救行动被传销组织的人捅了18刀，组织里有人陆续退出了。

与反传销组织的式微相比，如今，网络传销日益猖獗。过去北派传销以直销为幌子，南派以资本运作为幌子，两派实质上都是拉人入会拿人头费，没有实际产品。“一些传销组织在工商局注册起了公司，打起互联网金融、微商、消费养老、慈善互助的旗号，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传销大军依旧汹涌。“反传队伍松散，混乱，收费随意。”李旭说。

很多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找到他们，“把我当作救命稻草。”某个地方执法部门对传销的打击力度大，他们的任务量减少了，“但在别的地方又起来了。”

凌云的团队最多的时候有17个人，主要进行异地解救工作，后来有人陆续离开，现在只剩6个人专门做“思想教育”工作。他把主要方向调至网络传销的曝光、预警和免费咨询。

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反传队伍里待多久，也但不想靠解救收费来维持组织的生存，“11年来，传销在变，我们也在变。”

（文中张东，王免，徐洪为化名）

原标题：反传销江湖的红与灰：解救、讨债、反洗脑与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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