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缉凶揭秘——“3·31”惨案到“11·27”大屠杀刽子手末日》——孙曙著、张若千题名

1950年代大田湾公安展览上“女”特务王琼现身说法。

近来，柳云龙编导、主演的反特电视连续剧《风筝》，以年代剧的形式，从谍战剧的视角，反映1949年左右直到196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情节非常精彩。1949年以后，重庆公安在山城迷雾中对战国民党潜伏特务和空降间谍的故事更加精彩。重庆反特战线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为此，我们采访了离休干部、老公安孙曙，并参考有关史料，用两期专栏，打望峥嵘岁月的反特往事。

空降

自1983年起，孙曙开始收集资料，查阅重庆公安局大量特务案件档案，寻访当年办案侦查员和当事人，写成《公安缉凶揭秘——“3·31”惨案到“11·.27”大屠杀刽子手末日》一书。为他题写书名的是毕业于延安抗大、曾任八路军129师锄奸部副科长、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若千。张局长此后任重庆市纪委书记，也是隐秘战线的老领导。他在《重庆公安局解放初期政保工作回顾》一文中，回忆了当时一些特务大数据：

“为了肃清浮在面上的敌特分子……从1950年1月17日晚至18日下午1时，在全市进行了第一次大逮捕，共捕获各类犯罪分子1315人，其中特务分子820人（含骨干198人）。随后又陆续侦捕了一批上山打‘游击’和外逃又潜回的敌特分子，加上从成都押解回的70名敌特分子，到1950年4月，共侦捕敌特分子1511人。

自1949年12月16日重庆市军管会发布特务登记自首布告，到1950年‘1·18’大逮捕前，只有155人前来自首登记，大部分敌特分子尚在徘徊观望中。‘1·18’大逮捕后，在大逮捕的震慑下，经宣传和发动群众，到4月26日，登记自首的特务分子已达1521人。”

孙曙说：“当时西南公安部总部设在重庆，要管云、贵、川、康和西藏。当时重庆抓到大特务，就往北京送；云贵川康抓到大特务，都要往重庆送，徐远举、王陵基、沈醉，都是这样的。1950年还有台湾空降特务，有天晚上十点钟，在四川一个山区，民兵正在上夜校学文化，突然听到飞机响，跑出去一看，附近山上有飞机飞过，甩了两坨东西下来，原来是特务跳伞！大家马上操起家伙围上去，抓了两个台湾的空降特务，一个叫刘昌富，另一个叫陈涤，他们一人一部电台，还有手枪。送到西南公安部后，叫他们用电台给台湾发假情报，陈涤是个死硬分子，他发了一个‘我被抓了’，于是就把他枪毙了，而刘昌富后来被判无期徒刑。”

钓鱼

1983年，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早就被抓得一干二净了，但公安机关却侦听到一个特务信号。孙曙说：“一个月以前，我们发现有一个化名丁川的人，连续两次与我国香港、日本的台湾特务机关挂钩，自称是国军108军的同事，在洪渡建有根据地，向对方要钱，要武器开展反共工作，要求对方来人联络，还规定了联络时间、地点和暗号。108军是解放前夕在酉秀黔彭起义的罗广文部队；洪渡是贵州沿河县一个地方，与当时还属四川管辖的酉阳县只有一水之隔。”

据查档案，重庆市原罗广文起义部队排级以上军官就有1500余人，士兵更是不计其数，查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丁川潜伏在哪里，这是一个关键。根据他20天之内两次和海外挂钩，还约定接头时间、地点的情况，我们推算他还是在重庆市内，于是就派出侦察员老胡，将计就计，来一场钓鱼。老胡就到一家医院门口的张贴栏上，贴出一张用繁体字书写的留言条：我已抵渝，请速见面，暂住某某旅馆13号房间。芳”。

三天之内都不见动静。不久，一封写给“丁芳”的信，通过邮局寄到某某旅馆，上面写着：“芳姐，希接信后于18日上午11点前到寸滩桥头茶馆，我在门口第一排桌子吃茶等你”。

老胡就一身港式打扮，从朝天门四码头坐上短途客轮，在江北寸滩码头下船。“老胡到了茶馆，叫了一杯茶，待了很久，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拿定主意，来个撤退，试探一下敌情。他于是站起来付了茶钱，离开茶馆向桥头走去。刚走出30多米，一个尖嘴猴腮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跟了上来，递上一张处方签说‘请你帮我看一下，这是处方还是药方？’老胡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你是某某旅馆13号房间的丁芳同志吗？’”

老胡一看，大鱼上钩了，但还是不露声色。“老胡说，你这是什么呀，我看不懂。就把处方签退给了那个人，自己朝河边码头走去，他要坐船回城了。他一走，埋伏在茶馆四周的便衣战友们就跟了上来，一拥而上，活捉了‘丁川’”。

女特务

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镇反肃特运动的展览不断，从“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到西南公安部内勤科举办的“肃特展览会”，还有在西大公司、文化宫、大田湾举办的公安展览。展品有CMS特勤机（军统潜伏电台）、特务潜伏经费金条、无声手枪、钢笔手枪、一次性微型射击器等。展览触目惊心，轰动一时。但其中最轰动的还是一个名叫王琼的“女”特务现身说法。

王琼是几代重庆人集体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传说。孙曙82岁的老伴雷秉媛至今记得：“当时我在江北城16中读初中，在老师带领下，坐船过河，走到文化宫去看反特展览。王琼站在一个台子上，个子很高，有1米7的样子，很漂亮。‘她’有时坐起，有时站起。人很多，隔得很远，‘她’在说什么，我都没听清楚。”

作家杨耀健当时还是少先队员，他也是跟着学校去参观，但他听得很清楚：“他说他本来是北平人，在12岁的时候，有天下课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突然有辆吉普车下来几个人，把他绑架了。他本来是个男孩子，外国的特务机关为了使他以后能够更顺利地开展工作，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他就变成了一个女的，就是身体特征非常像女的，然后又把他派回中国来，当时他的代号叫109。”

据展板说明及其自述：北平解放前，王琼混进北大、清华女生中，进行监视和刺探。1949年北平解放，他又被派到重庆。重庆解放后，他和接头人失去联系，也就失去了维持女性外貌的药物，所以赶紧给上司发电报，想要回去，但没有收到答复。经费没有了，药物也没有了，他坚持不下去，在报上看到很多特务去自首，还获得宽大处理，他就去自首了。”

王琼就成了西南公安部在大田湾举办的西南公安展览最大的亮点。但王琼真是特务吗？孙曙说：“这件事情后来已经澄清了。他不是特务，是云南人，本来是个男的，想当个女的，因此就买了一些雌性激素的药物来吃。他是云南那个起义部队的‘女’兵，就整编到解放军的序列。在集中学习中，他过去吃的药物吃完了，就没有办法再找了，因此胡子就开始长出来了，这一下就暴露了，暴露之后就要审查他。本来这是个人生活问题，现在看来就是变性人，但当时政治压力大，一批判他，他为了掩盖，就用政治来解释，就说自己是特务，其实他没有政治目的。”

王琼不是重庆办的案子，是云南公安厅预审后，从昆明送到重庆西南公安部的。昆明市民“糊涂老马的个人空间”里有一篇《“女”特务——老昆明轶事之十九》的帖子，证明来重庆之前，王琼已在昆明首展：“实际上，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昆明文庙里的‘反特展览’上，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特务王琼在展览会上现身说法，讲述他男扮女装从事特务活动的经过……当时，王琼大约二十来岁，由于面容清秀，身材苗条，被特务机关选中，进行专门的长期训练，包括形体训练，并且定期注射激素药物，使之变性、胸部隆起、不长胡须、嗓音尖细，培养成为具有女性外貌的男性特务。所以，他一颦一笑，说话、举止俨然就是个颇有风韵的妙龄女子，不容易被识破，便于从事特务活动……”

孙曙说：“上世纪90年代，我和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吴钉、档案科长杨慜到昆明去开会，我们就专门为王琼这事问过云南公安厅当时搞审讯的一个女同志。她说王琼是假的，不是特务。三中全会以后就说是假的了，不是平反了，是否定掉了。”

重庆电力局车队前队长胡明富当时是青年工人，他仍记得王琼的美貌。“‘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穿一件红色紧身衣，长长的头发，胸部凸得高高的，擦着红脸蛋，打着红嘴皮。眉毛弯弯，一双丹凤眼，睁得大大的。双手修长，十指尖尖，指甲壳上贴着红色甲油，好一个娇艳的女人。当我看图片说明书，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男人，他的名字叫王琼，是某某特务机关的杰作，用男人化妆成女人，好刺探情报。1954年8月，我妻子生下一个女孩，全家都很高兴，要给她取个名字，我想了好久，说给她取个单名叫琼，从此就小琼小琼地喊她。我晓得琼字的解释是美玉、美好的意思，跟特务无关哟！”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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