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重庆消息，过去，有钱人喜欢搞慈善。慈善的一种方式，就是修桥铺路。一般小溪小河，修座桥什么的没有问题，但遇到咱们大重庆的大长江这种大江大河，要修座桥就难了。于是，义渡就产生了。
所谓义渡，就是设在江河渡口的免费渡船。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只要是有江河的地方，就多有乡绅捐赠的义渡。
要设立义渡，一则要掏钱买船，二则要成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最普遍的方式是买田或者买房收租，以租金支付义渡的船只维修和船工工资。
重庆人都是活雷锋，所以，在老重庆，义渡很多。最大的一个，就是海棠溪义渡。
海棠溪义渡
南岸和渝州半岛隔江相望，两地之间，历来全靠渡船交通往返。
早在宋朝，南坪黄桷渡，就是出入渝黔大道的重要津渡。清嘉庆25年（1820年），南岸和渝中半岛之间有黄桷渡（渡船8只）、龙门浩（渡船7只）、玄坛庙（渡船4只）三处渡口。
从渡船数量看，清中叶左右，南坪一带似为出城主要干道。沿江往弹子石方向，人流递减，渡船数量也递减。那时的玄坛庙、弹子石，尚未发展起来。
但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随着重庆的西南商业中心地位凸显，人流物流增加，沿江的渡口数量和渡船数量，也随之增加。
海棠溪渡口，到道光14年（1834年），也有了渡船8只。
海棠溪渡口，位于储奇门和太平门的对岸，主城所需的米薪杂物，从清朝中叶开始，多从此处渡河入城，这里也历来是川黔大道的起点。过河进城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海棠溪这个渡口，却出了件大事。我怀疑此事就发生在道光14年夏季。洪水期间，海棠溪渡口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安全事故：船工为了多收钱，严重超载，导致渡船倾覆，一船数十人，尽葬鱼腹。
这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事发生前，海棠溪渡口的船工，违规超载事件，早已发生多起，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巴县县令杨霈同志决定，在海棠溪设立免费义渡，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但是，县财政很紧张，没有这笔预算。杨县令遂召开重要会议，邀请本地乡绅与会，希望大家学雷锋，出钱设立义渡。
太和乡乡绅廖春瀛站了出来。
巴县太和乡，现名巴南区天星寺镇，离主城约50公里。镇政府所在地就是当年的太和乡场。天星寺镇的芙蓉村，廖氏故居现在尚存，保存还算完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瞻仰一下。
据说，廖家是雍正年间，湖广填四川时来到重庆，落户太和场。从雍正到道光，一百年来，廖家在重庆发了财。现在决定做一次大的善事。
廖春瀛表示，致富不忘父老乡亲，自己要担起海棠溪义渡的大头来。一口气，他捐出年收入田租357石谷子的田土。这些田地，当时价值9288两银子。捐了后，廖老师觉得还不过瘾，又追加银子4712两，合起来凑成1.4万两的整数。
这时，南岸下浩那个觉林寺（现在犹存），发生一件趣事。“寺僧不法，恣为淫荡”（民国版《巴县志》），大约是和尚春心大发，在外面泡妹妹，把功德钱挥霍一空不说，还把庙产200多石租子的田地，拿出去抵押了3000多两银子，也花个精光，搞得饭都吃不起。
海棠溪义渡管委会的乡绅们，用廖春瀛捐的银子，把觉林寺的庙产买了下来，全部计入义渡资产，加上其它小额捐赠，海棠溪义渡最后拥有的田地，每年可收田租760多石谷子。
海棠溪义渡成立时，添置了36艘木船。由于收的租子，不足以维持这么多船的免费运营，管委会决定，将其中20艘做客船，免费载人，16艘做货船，适度收取费用，以填补不足。
至今，巴南区天青寺镇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廖春瀛字海山，他兄弟廖春溶字棠溪，所以，这个义渡被命名为海棠溪义渡，以表彰廖家的先进事迹。
事实上，为了表彰廖家为海棠溪义渡所作贡献，当局曾准备把义渡命名为廖氏义渡。但是，学雷锋的要点，是做好事不留名，廖春瀛同志当然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不过，海棠溪这个名字，和廖家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有，也纯属巧合。在这之前，海棠溪一名，就一直存在。乾隆时期的巴渝十二景，中有“海棠烟雨”一景，指的就是海棠溪。
当然，也可能海棠溪三个字，和廖氏兄弟的名字暗合，这也算冥冥中的天意吧。
廖家不但捐款成立义渡，廖家子孙还成了义渡的守护者。
后来，有人试图把廖家捐款挪作他用。为此，廖家子孙把官司从县、府、道，一直打到朝廷都察院。最后判决，保留义渡，但由于这笔钱维持不了整个义渡的免费运营，决定半价收费。
民国初年，义渡曾新增轮船三艘，一艘出租出去，租金用来弥补义渡费用。
1935年，时重庆市长张必果，试图把义渡收归市政府所有，引起当地乡绅激烈反应。捍卫祖先荣耀的廖氏后代，再次把官司打到四川省政府。省府判决，义渡管理之权归乡绅，监督之权归政府，才算了结。
据说，民国时候，在望龙门还有“廖氏捐助教养事业资产保管委员会”，这说明廖家的慈善事业，尚不止海棠溪义渡一种。廖氏，足称重庆义门！
此外，重庆的义渡还有：
鱼洞义渡：乾隆年间，当地人穆逊庵捐田租十多石，设立义渡，名为穆舍渡。1927年，张姓县人又捐两艘小船于此；
李家沱义渡：道光19年（1839年），牟姓乡人捐田租20多石和千两银子，购置渡船两艘；
大渡口义渡：道光年间，马王乡士绅捐出20多石田租，购船两艘——最近，这里成立了一个占地颇广的义渡公园，大规模宣扬大渡口义渡。这叫海棠溪义渡情何以堪！南岸区政府完全可以把海棠溪义渡好好宣传一下，这也是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嘛。
猪肠子义渡：这个义渡设在鹤皋岩，即现在的鹅公岩。仅在枯水时开渡；
木洞义渡：木洞有两个义渡。一个成立于乾隆时期，乡人捐出田租40石，成立广济义渡会。购船四艘，于每年洪水时，在河岔摆渡。1930年，又由木洞各民间慈善机构集资，成立官渡口义渡会，专事负责木洞和长寿之间的交通往来。
除了这几个长江上的义渡，嘉陵江上也有龙溪河、张家溪、柳家溪三个义渡。
重庆人都是活雷锋
读重庆历史，发现善举无所不在，义渡不过是其中之一。真让人感叹：重庆人都是活雷锋。
比如，老重庆有一个民俗：每到春节，重庆人都要集体行善。
冬至前后，重庆人就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或去善堂（民间慈善机构），或去当地保甲（类似现在的居委会），有的直接出钱，有的买些米，有的买棉衣，委托善堂、保甲代行善事。
春节前，几乎所有善堂，都会向穷人发放自印的慈善券。上书“凭票领棉衣X件（或米面若干）”，穷人凭票前往善堂兑现。
这种善行，冬至前后为一波，春节年关前又有一波。重庆的善人们，会为难以度岁的孤老贫幼，在节前特别布施一次。
这个习俗的根由，就普通百姓而言，一是还愿，二是求保佑。还愿，是指今年曾经许了愿，又碰巧实现了愿望的朋友，通过救助穷人来还愿；求保佑，则是提前做好事，希望天上的各路神仙都看到，如果来年有啥子不顺，可要保佑我这个好人。当然，还有很多人，纯是基于恻隐之心。
善堂，就是专门帮助善人们实现善举的地方。
目前查到重庆最老的善堂，出现于乾隆时期。之前也应该有，不过历经明末清初战乱，估计毁得差不多了。
善堂的设立，通常是乡绅注资，购买田地、房屋，靠租金维持常年费用。民国前后，善堂的资金开始进入钱庄、银行生息，依靠生息维持日常善事所需经费。
重庆的善堂，有纯民间的，也有官民合办的。
体仁堂是重庆最早也曾经是最大的一个善堂，成立于乾隆4年，由重庆人韩帝简、周琰、龙象昭等十人，各捐100两银子成立，管理机构设在江北城的潮音寺。开始，主要是设立义冢和白骨塔，收葬无主尸体。后来，尤其是嘉庆年间的川东道严士鋐、重庆知府石韫玉也捐金倡导后，扩展迅速。
高峰时，每年的租金收入高达7000多两银子，但是支出常在8000两左右。不足部分，每年劝募善人填补。
体仁堂成立后，慈善业务迅速扩张，曾经赡养节妇200名、孤老200名，再育婴100名。还在江上设置救生红船，捡葬浮尸、掩埋枯骨；为穷人家庭开办义学，解决穷苦儿童就学难问题；岁末施舍寒衣棺木，为穷人家庭发放过年钱等等。
此外，重庆的善堂，还有乾隆3年在佛图关成立的养济院（民妇张沈氏捐献）、道光24年在天灯街成立的体心堂（每年支出善款4400元）、道光24年在铜鼓台街设立的存心堂（年支出善款6000元）、咸丰9年在瓷器街设立的至善堂（年支出善款15000元），以及育婴堂、保节堂、培善堂、义济堂、尊德堂等等。
1935年，重庆市政府成立市区公益委员会时，在市里一调查，仅仅渝中半岛，就有40多家各类善堂，而且各个乡镇还有好几十所。以至于民国《巴县志》感叹道：“（重庆这地方）富而好行其德者，尤多有之。治城之内，善举迭兴”——这意思就是，重庆人都是活雷锋。有点钱就行善的人，实在太多了。
纵观史书，发现对重庆的评价很有意思。一是认为重庆这地方，不太重礼教关防，让很多老夫子看不惯。大约是指重庆女孩子地位历来较高，不像其它地方那样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是敢于抛头露面；二是重庆这地方有钱人比较多，民间舍得花钱，相互攀比比较严重；三就是民间行善之风盛行。
这三个评价，从乾隆时期到民国，几乎没有怎么变过。
可见，从清初开始，重庆都是一个性格外露的城市，大气、张扬，但是善良。
原标题：海棠溪义渡——重庆最大的义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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