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在电视剧《鹿鼎记》中：云南提督张勇是韦小宝的结拜兄弟，在吴三桂反清时站在韦小宝一边，还替他送信，后为人所伤，腿部残疾。而《鹿鼎记》小说中这样写道：“原来张勇在甘肃、宁夏一带大破吴三桂军，屡立大功……官爵已远在韦小宝之上。”显然，原著的描述要更符合史实。

《鹿鼎记》中很多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同韦小宝结拜的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四人，他们在清朝后期被誉为“河西四将”，其中张勇位列四将之首，《清史稿》评价：“世称河西四将，以勇为冠”。“河西四将”中，张勇是平定“王辅臣之乱”的第一功臣；赵良栋、王进宝是南下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人物；孙思克是康熙三十五年清朝击败漠西蒙古噶尔丹关键之役“昭莫多之战”的重要人物。张勇是清朝在西北的第一代军事将领，为清朝培养了一批军事将才，“河西四将”中的其他三人都曾受张勇的领导和提携。

《鹿鼎记》中的张勇剧照

平定“三藩之乱”

关于张勇的籍贯，嘉庆朝《大清一统志》、嘉庆朝《长安县志》、康熙朝《陕西通志》、《四库全书总目》有不同的记载。通过综合比对分析相关史料可知，张勇出生于陕西洋县、后定居陕西西安。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西安市长安区郊区发现了张勇的墓地，即“张侯墓”。

陕西西安长安区张勇墓残留石刻

张勇最初是明朝军队的副将，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率师抵达江西九江时，张勇率领七百余人投降了清军。后来，他被派遣至陕西总督孟乔芳督标下任职；顺治六年，担任甘肃总兵官；顺治十三年，南下在洪承畴账下任职；顺治十七年，为镇守云南、临元、广西等处总兵官，很快又升任云南提督；康熙二年，调回甘肃，担任甘肃提督；康熙十四年，授靖逆将军；康熙十六年晋封靖逆侯；康熙二十三年，张勇逝于军中，其子张云冀将其运回西安入葬。

明朝时，明廷在中国北方设有“九边”，用以抵御边外部落的侵袭。随着清朝定鼎中原，原先同明朝为敌的漠南蒙古臣服清朝，“九边”的地位严重下降，但有些边镇却是例外，例如甘肃镇。清初，甘肃边外的青海蒙古、套西厄鲁特蒙古乃至漠西蒙古尚未完全臣服清朝，甘肃边内也动荡不安。顺治五年，回族士兵丁国栋、米喇印等在甘肃发动起义，陕西总督命张勇领兵镇压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张勇一马当先、屡立战功，先是擒杀了为起义军所拥立的明朝王室延长王朱识，之后又先后俘虏了米喇印和丁国栋，最终镇压了顺治朝西北地区最大的反清起义，而张勇也因此被提拔为甘肃总兵官。

西安张候坟村张氏家族所藏张勇像

张勇得以名垂青史源于其在“三藩之乱”中的表现。清人所著《庭闻录》评价：“三桂僭号，逆久驻衡州……西招张勇不应；东招耿、尚二藩皆不得志。徘徊日蹙，惨惨悲伤。”将西边的张勇同东边的耿、尚并立，可见张勇对彼时时局的重要影响。

“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是对张勇是寄予巨大期望的。顺治末、康熙初，张勇为云南提督，而云南又恰恰是吴三桂的地盘。张勇并非吴三桂派系，且深得朝廷信任，清廷让张勇担任云南提督，显然是在云南安插耳目，用以监视和制约吴三桂。吴三桂也意识到清廷的用意，便努力结交张勇，试图将张勇纳入自己的阵营。《庭闻录》记载：“故勇之在滇也，三桂待之有加礼。藩下诸少年不平，召勇食，烹蚓杂面中戏之，勇以是怒。”细节不一定真实，但反映出一个信息，即吴三桂对任职云南提督的张勇十分恭敬，以至于吴三桂的属下感到愤慨，觉得吴三桂对张勇太过礼遇。不过，在“三藩之乱”爆发的前十年即康熙二年，因为甘肃沿边地区不太安宁，张勇又调回了甘肃。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后，吴三桂为了打开局面，打算在陕甘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南下平叛的清军。吴三桂首先想到的便是时任甘肃提督的张勇和陕西提督的王辅臣，二者掌握着陕西和甘肃的绿旗兵且都曾在云南任职，特别是王辅臣，曾在吴三桂麾下供事，深得吴三桂信任。康熙帝亦预料到吴三桂的图谋，宣谕张勇和王辅臣，“逆贼吴三桂倘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上闻。尔等皆朕擢任股肱之臣，捍御边境，绥辑军民，惟尔等是赖。”。康熙帝的做法显然是有点不自信，一是因为陕甘地区的地位实在重要，若失去陕甘，清朝同吴三桂的力量对比将出现逆转；二是“三藩之乱”时，众多绿旗将领反叛，使得康熙帝对绿旗将领的忠诚度产生怀疑。

王辅臣剧照

王辅臣和张勇最初都拒绝了吴三桂的“招抚”，但不久后王辅臣率陕西绿旗兵反清，吴三桂派兵攻陷汉中，策应王辅臣。一时间，“秦州、兰州、巩昌、定边、靖边、临洮、庆阳、绥德、延安、花马池相继失”，而甘肃边外的部落亦乘机侵扰甘肃，陕西、甘肃局面极为严峻。不过好在张勇忠于清朝，多次拒绝了的吴三桂的招降，在王辅臣叛乱之初，便开始组织平叛，并夺回了兰州、巩昌等地，把王辅臣军同吴三桂军隔离开来。随着八旗、蒙古大军相继抵达陕西、甘肃，失去援助的王辅臣在甘肃平凉被重重围住，最终势穷投降。王辅臣之乱结束后，清廷命张勇坐镇西北，应对边内外局势，而张勇则推荐王进宝、赵良栋等人南下平叛，并取得了重大战果。

坐镇西北

“三藩之乱”爆发后，吴三桂积极联络青海蒙古，怂恿他们进攻已陷入危局的西北地区。在吴三桂的怂恿下，边外部落也注意到甘肃沿边地区兵力短缺、防御空虚，因此，同清军发生了多次战事。康熙十四年，张勇上疏提到：“乃自王逆变乱后，臣率兵东征，海彝复乘内地有事，肆行蠢动，侵我边陲，掠我人畜，伤亡我官兵，在在告急，人心惶惑。”可见，彼时青海蒙古同清朝的关系有所恶化。后来，随着王辅臣的投降以及张勇坐镇甘肃甘州，局势又安定下来，正如康熙帝所言：“张勇久任边镇，素着威名，彝人慑服”。

张勇的威信不仅仅在青海蒙古中传播，就连远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也知道。康熙十六年，张勇从青海蒙古口中得知了漠西蒙古的情形，认为漠西蒙古是清朝西北的潜在边患，他上疏提到：“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彼时，漠西蒙古同清朝维持着通贡关系，尚无冲突，张勇提示戒备漠西蒙古，眼光是有前瞻性的。

噶尔丹画像

康熙十八年，噶尔丹遣心腹致书张勇。他在信中提到自己一直都想同张勇联络，因为事情繁忙所以没顾上，这次特地派人带来礼物送给张将军，还说青海地区曾是他祖先管辖的地方，自己准备恢复祖先的疆域，“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噶尔丹一方面表明了自己对青海的意图，另一方面又提到因为张勇坐镇甘肃，自己不敢轻举妄动。

张勇也向边外青海蒙古、哈密等地派出了多批会蒙古语的探子，秘密收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后来探子汇报张勇，提到噶尔丹的正值壮年，为人凶狠，一直想吞并青海蒙古，但因为张勇坐镇西北，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综合自己所收集到的情报，张勇上疏康熙帝：“详视噶尔丹情形，尚无兴兵之举，河西地方，似可无患。”他认为，彼时噶尔丹尚无同清朝决裂的可能，不会真正派兵侵扰甘肃。他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彼时漠西蒙古内部还不稳定，噶尔丹还不具备同清朝翻脸的条件，直到康熙中期东侵漠北蒙古、深入漠南蒙古时，漠西蒙古同清朝的关系才完全恶化。

康熙十八年九月，经噶尔丹请求，康熙帝同意承认噶尔丹的“博硕克图汗”称号。“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先为达赖喇嘛所赐，清朝承认此汗号算是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但显然此前张勇提供的关于噶尔丹去情报成为康熙帝决策的重要参考。

“汉将之首”

研究康熙前期的西北历史，“河西四将”是绕不过去的人物，特别是张勇，其功绩甚多，最得清朝皇帝的信赖。实际上，张勇是清朝前期最受清帝信任的绿旗将领，如《晚晴簃诗汇》评价张勇：“襄壮杖策从军，立功秦陇……为入关后汉将之首。”认为张勇是影响清初时局的关键人物，是清朝入关后的“汉将之首”。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盖两朝受知之深，诸将无逾于勇者。”两朝即是顺治朝和康熙朝，认为张勇是顺康两朝最受清廷重视的绿旗将领。顺治十三年，张勇即将调任南方，顺治帝下谕张勇，提到“当今良将，如卿者甚少”；康熙帝对张勇更是信任，“授为靖逆侯，今无级可加，应准纪功一次。”

“三藩之乱”后，汉人封王已不可能，汉人被封公爵，多为逝后；生前封侯爵，极为罕见。张勇的“靖逆侯”侯爵，后来被清廷定为可以世袭罔替，可谓“铁帽子侯”，这一爵位一直沿袭到了清末。乾隆帝对张勇的评价更高，说张勇“居然有古名将风”，把张勇提高到同古往名将一样的地位；嘉庆帝更是抱怨在围攻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时，没有张勇这样的“硬角色”，“带兵大员中若得图海、张勇诸人，自必早经竣事”。可见张勇其人的历史功绩给清朝诸帝以深刻的印象。

就连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曾记载张勇，其中的《土化兔》一篇写道：“靖逆侯张勇镇兰州时，出猎获兔甚多，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虽然所载十分荒谬，但从侧面反映了张勇在清朝的知名度。

“张侯府”与大观园

张勇深得清朝诸帝信任，其子张云翼、孙张宗仁、曾孙张谦承袭了“靖逆侯”爵位，其中张云翼深得清朝重用，曾担任江南提督。张勇及其子孙曾在北京和南京建造“张侯府”，这些府邸至今为重要的名胜古迹，且同后世诸多历史名人产生了联系。

张勇很可能在北京拥有宅子，这一点从史料中可得到间接印证。顺治十二年，张勇即将调任南方，他上疏提到：“臣卫注西安，妻子或仍住陕西，或搬移至京，统祈皇上睿鉴，敕部议覆施行。”可见，张勇有迁家至北京的想法。而康熙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张勇之子张云翼在北京先后担任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等职，故在北京建有“张侯府”是很有可能的。清朝笔记《增旧园记》记载：“增旧园名天春园，在安定门街东铁狮子胡同，乃康熙间靖逆候张勇之故宅也。”该书描绘了宅院的规模：“园中有停琴馆、舒啸台、山色四围亭、松岫庐、古莓堞、凌云阁、井梧秋月轩、妙香阁等八景”。

张勇的故居，后来经过分割、改造，成为诸多名人的居住之所。到清末民初时，增旧园已被划分为多个院落。抗战后，铁狮子坟路改名为张自忠路，其中铁狮子胡同5号即张自忠路23号宅邸，曾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私邸。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居住在顾维钧的私邸并最终逝世于该宅。目前该宅为 “孙中山行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张自忠路3号宅院曾为民国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解放后为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及人大清史所所在地。

张自忠路3号：原段祺瑞执政府、人大老校区

张勇去世后，张勇之子张云翼继承了“靖逆侯”的爵位，后来升任江南提督并定居南京，康熙四十八年“赠故江南提督一等侯张云翼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予祭葬，谥恪定”。清人钱泳所著《履园丛话》记载：“张侯府园在江宁府城东，国初为靖逆侯张勇所建，今为刘观察承书得之。园不甚广，大厅东偏，有赐书楼一座最高，可以望远，万家烟火，俱在目前，亦胜地也。”该府或为张勇所建，或为其子张云翼所建。而红学界有“张侯府”乃《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说。张云翼担任江南提督时，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定的交集，后来曹雪芹出生后，也因这层关系有机会进入张侯府中参观，此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甚至有学者提出，红楼梦中的不少情节反映了张勇后人的家世。

如今的张侯府介绍

《封疆大吏张勇与甘肃》一文提到了曹寅与张云翼的交情，以及“张侯府”对曹雪芹构思“大观园”的影响。张勇幼子张云翰曾担任宁国府知府，有红学家认为，这是“宁国府”的原型。《南京发现清一等侯张谦家族遗存》一文，依据新发现的遗存碑刻等文物，对张侯府同大观园的联系作了一些考证，认为“张侯府”为大观园原型之说，有一定的依据。《江南园林志》记载：“张侯府园在城东，清初张勇建。清末归李氏，旋赠张氏。”该文提到红学家严中先生的考证，即文中所言李氏即为李鸿章，张氏即为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而张佩纶为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据民国《首都志》记载：“张侯府在大中桥襄府（张勇封靖逆襄壮侯，故名）巷内……按侯府后为张佩纶购居，民国来屡次驻兵，今为立法院址，系向张氏后人租赁者。”可见，张侯府此后曾为民国时的立法院所有。

综合而论，当下有关张勇的研究十分有限，同他的历史地位不匹配。张勇作为清代西北地区的第一代军事将领，作为清初西北“变局”的平定者、和平局势的维持者，为清朝培养了一批军事将才，对清初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建于北京和南京的宅邸，后来成为诸多清朝及民国历史人物的居所，如今皆为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南京的宅邸，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

（原标题：“韦小宝结拜兄弟”张勇的官邸是大观园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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