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家沱，重庆人脑子里立马想起一句言子儿：“亏起唐家沱，亏惨喽！”

但事实上，唐家沱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有着一段低调而沉重的抗战文化，就算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去了解过它。今天的节目，我们重新认识这座小镇，唐家沱。

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寇飞机开始对陪都重庆城区狂轰滥炸，一些政府官员、社会名人和群众纷纷迁往郊区暂住避难。而唐家沱就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地方。

在明清时期，唐家沱是重庆迎接外来客商的第一站，这里地处重庆东大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脚就是铜锣峡谷。抗战时期，老重庆城正遭受着日机轰炸，江北城也非常危险。

唐家沱离城市还是有一段距离，当时被划归为近郊的疏散区。这里乘船便利，是躲避轰炸、从事抗战工作非常理想的地点。1939年，国民政府在唐家沱修建了公教新村，供避难人员暂住。

据《唐家沱街道地方志》记载，公教新村共建西式房屋50多栋，可住三、四百家人，并在菜地、粮田与荒野草丛之中修了几条泥土小路，并取名民生路、民权路，上海路、天津路，胜利路、建国路……

抗战时期，小镇唐家沱名流云集。茅盾、曹禺等大批名人寓居于此，黄炎培、何香凝、廖承志等爱国人士也搬到了唐家沱公教新村，为抗战继续出谋划策，顿时让这方隽秀之地成为名噪一时的“小重庆”。

而茅盾就曾住在天津路一号楼（疑是现存的一号楼）。天津路一号原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国迅书店，书店特地为茅盾夫妇腾出了两间房屋。

乡村幽静、远离城市喧嚣，茅盾对四周的田园风光十分满意，认为这里是个写作的好地方。

他在《忆谢六逸兄》中曾描写过当时在唐家沱生活的景象：

那时我住在乡下，离重庆水路三十华里，长江边的小村，有人戏尊称之曰“中国海军根据地”的唐家沱是个烦嚣而又寂寞的怪地方。

停泊在“沱”面的几条小军舰不但使这小小的“疏建区”常常出现水兵，也使得这小小的“疏建区”的南京路上出现了福建人开发的菜馆、杂货店和理发铺。真是十足的五方杂居。

茅盾夫妇经常从后门出入。没多久，正对着后门的草坪搭起了一个草棚，里面摆了个杂货摊，出售香烟肥皂。后来才知道，这是中统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来监视茅公的行动。

茅盾在公教新村住了三年，是在特务的盯梢监视下度过的。由于茅公的社会声望颇高，当时特务们不敢妄下毒手，所以他与特务和平共处做了三年的邻居，有时见面还相互点头招呼，茅盾有时叫夫人孔德沚去买烟，故意同特务闲聊，听他说什么。

茅公曾说：“这个小特务辛辛苦苦住了三年草棚，没有捞到一点油水还充当了我的义务警卫员，我真为他抱屈。”

他在唐家沱新村简陋的寓所里挑灯夜战，写下了传世佳作《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有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辛奋斗、揭露官僚资本主义罪恶的剧本《清明前后》。他肩负使命，以纸笔作刀剑，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

同时，他还写下了《雾重庆的生活》回忆录，记录了他在公教新村生活的点点滴滴，念念不忘他在唐家沱的岁月。

和茅盾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著名作家曹禺，他住在民权路十四号，因为没有敌机的袭扰，曹禺在这里开始潜心于创作。据说，他常常坐在唐家沱老街的茶馆里，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在此他写出了《北京人》这部话剧。

著名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曾住天津路六号，携夫人和孩子住在这里，还在天津路一号开了家国迅书店。

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曾住建国路，后因不满四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遂愤然迁往五里坪林家大院也就是现在的五里坪小学。

著名数学家、民主斗士何鲁曾住该村民权路六号，并在唐家沱彭家祠堂创办载英中学（现重庆46中学），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汇集于此，以在校教书为掩护，满腔热忱从事革命工作。

解放后，唐家沱被划为重庆东风造船厂厂区，这几栋房子被分配给工厂的职工居住，这几户人家在这个近百年的楼房里住了大半辈子。

李卡嘉从孩童时期就在公教新村居住，从一栋房屋嫁到另一栋房屋，这里有着她全部的青春和人生，左邻右舍就像亲人一样互相照顾。她带我们参观了她的家。

这里是个二层小楼，129平方米，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推门就是长江。悬山式小青瓦屋面，砖柱夹壁，房屋内的楼梯和地板都是木质结构，据说这几十年地板十分严实，一滴水都不会漏。

如今的公教新村仍然残留着时光的印记，这几栋建筑也为我们研究重庆抗战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江北，承受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损失，同时也见证着英雄之城重庆，不屈不挠的斗志与精神。

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活动中，名人志士在唐家沱书写着民族的担当和不屈，爱国主义在唐家沱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这样一个即将被人遗忘的历史文化遗迹，值得让我们重拾记忆，追寻过去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和民族情怀。

江北新闻信息中心

原标题：这句重庆言子儿，唐家沱不服！丨这里是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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