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王鸣岐教授

9月6日，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家属区。

空调的冷凝水顺着管道，嘀嘀嗒嗒地敲打在遮雨棚上，像是在给窗外的蝉声伴奏。购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挂钟还没退休，时针奋力朝着23点的方向走去。

98岁的王鸣岐一只手抱着平板电脑，一只手举着放大镜，屏幕上关于呼吸内科的最新医疗论文让他热泪盈眶。“我经常和科室的医生探讨，我和他们说，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要多发表论文，这样国内的医疗才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夜深了，书房的灯还没有熄，透过那缕微光，你还能看到那个有些佝偻的身影在忙着什么。

这个身影就是中国著名肺科专家、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内科）创始人、重医附一院及重医附二院原副院长、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原副院长。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的西迁大军中，王鸣岐教授无疑是其中的典范。从医52年来，哪里需要他，他就打起背包去哪里。”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王鸣岐老先生用一台借来的X光机，开办起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肺科专科。

接过父辈从医旗帜初识重庆

△年轻时的王鸣岐教授

1921年4月，一个男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那时候穷呀，家里靠刮海盐为生。”由于食盐精贵，尽管家里卖盐，但王鸣岐一家人和大多数人家一样，吃不上盐。

王鸣岐的长辈们认为，正是因为穷，才吃不起盐，也就没了健康。所以王鸣岐的祖母决定让孩子学医，救民于水火。

1923年，王鸣岐两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居上海。王鸣岐的父亲通过在德国人办的医院里半工半读，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与同伴创办了一家诊所。

1939年，18岁的王鸣岐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老实讲，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那时候当医生很有身份，责任感很强。父亲在我上学前和我讲，你以后是要救人的啊。”

然而，刚入学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大举进犯中国，上海很快沦陷了。更让王鸣岐气愤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校门口设立岗哨，规定学生进出必须鞠躬。“我和同学不愿意低头、鞠躬，我恨他们，然后我们就发誓，宁可不上学，也不向日本人鞠躬。”

不鞠躬就不能上学，王鸣岐和同学们不出意外的被辍学了。

直到1942年春，已迁至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对外发出消息，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前往重庆入学，共兴抗日救亡之大业。

王鸣岐和同学们兴奋不已，他们成群结队，互相帮衬，闯过日本人的重重关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来到了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的临时驻地小山村龙洞湾。

1945年，王鸣岐以优异成绩毕业。为实践救死扶伤的梦想，毕业后的他去了璧山、铜梁等重庆远郊医院就职，为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医治病痛。

1946年，抗战胜利，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在亲人的召唤下，王鸣岐回到故土，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历任肺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生、讲师、副教授。

开办西部最早的肺科专科病床

1955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医药卫生事业落后状况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上海第一医学院被一分为二，部分内迁重庆。

消息传来，上海第一医学院顿时炸开了锅，从当时的“东方巴黎”上海，去到穷乡僻壤的重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的钱悳（dé 二声同德）找到了王鸣岐，期望他带头西迁，支援刚刚组建的重庆医学院。王鸣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从大处说，此去重庆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小处讲是为了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

就这样，在钱悳、王鸣岐等教授的带领下，一批批年轻人报了名。

1958年8月16日，402名西迁教职员工陆续到达重庆，同年9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王鸣岐一边上课教学，一边坐诊，并开办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肺科专科，有20个病床。

20世纪50年代肺结核流行，重医没有研究肺结核的设备，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下班后打起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查。

一番检查下来，王鸣岐发现14%的受检人被查出不正常。由于医院病床不够，王鸣岐就带领当地的工作人员创立“地段自办疗养室”，将病情较轻的病人安置于此。“地段自办疗养室”不仅治疗了大部分病人，还为当地培养出一批医务人员。

“我那个时候还是青年医生，王鸣岐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人群聚集地，去搜集地上的痰液。”重医附一院原肺科主任吴亚梅教授回忆说，为了做科研，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在他们眼里就像宝贝一样。他们趴在地上，把痰液做成标本后，带回医院化验。

临危受命一身白衣呼啸沧桑

1959年冬，接上级通知，重庆医学院需要派人加入国家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赶赴四川甘孜、西藏昌都，跟随进藏部队实地考察研究。

重任再次落到了王鸣岐肩上。

这一次，王鸣岐又是二话没说，给科内同事交代完工作后，于1960年春出发了。

王鸣岐进藏走的道路是318线的前身，那时还是条简陋的泥石公路，路上有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虽然旅途艰苦，但王鸣岐没有丝毫怨言，他与大伙挤在车上睡觉，不分你我，让同行的年轻人既惊讶又敬佩。

途中，王鸣岐等人还要进行采样、化验工作，他们依靠一台手摇计算机进行血气分析工作，为高山病防治收集到第一手数据。

抵达甘孜，王鸣岐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极差，立马决定就地进行卫生教育和医学研究，举办卫生讲座，培训当地卫生人员，改变了老百姓的卫生观念。

川藏高原实地考察研究期间，王鸣岐不仅心系百姓，在待遇上也尽力为同事考虑。

当时，有两种出差补贴的计算方法可供研究小组选择：第一种是按个人月工资的30%计算发放补贴；第二种是每人每天1元。王鸣岐是副教授，每月工资168元，若按第一种计算方式，王鸣岐每月可得补贴50.4元，可是多数队员月工资仅30元上下，每月补贴只有9元钱左右。王鸣岐主动提出，大家出来工作都很辛苦，要采用第二种计算方式，每人每天1元。

川藏高原高山病研究小组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连同十多箱研究资料一并交给上级，为保障进藏人员的生命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作为相关领域专家，王鸣岐又被组织委以重任，赶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为此，王鸣岐数度赶赴格尔木等青藏高原腹地，跟随建筑部队进行艰苦的实地调研，提出了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相关措施，并在青藏铁路旅客运输中得到应用。

“我学医的初心就是治病救人”

1963年秋，王鸣岐结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巡回医疗，回到重庆。还没等王鸣岐喘过气来，钱悳又找到他。

“老院长对我说，鸣岐呀，刚从藏区回来，辛苦了！本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可这件事有点急，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所以来找你谈谈心。” 王鸣岐回忆，钱悳说这番话时笑容可掬，语调轻缓，他意识到又有新任务。

原来，钱悳希望王鸣岐去重医附二院，担任业务副院长。

20世纪60年代，重医附一院所处的大坪袁家岗一带还是农田和荒地，不利于治病救人。而位于渝中区临江门的重医附二院虽在中心区，但由于是以民营宽仁医院为基础成立的，基础薄弱，设施简陋。

这一次，王鸣岐同样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党和政府以及老百姓需要我去支援附二院建设，是考虑到渝中区人民有看病需求，我学医的初心就是治病救人，我有什么理由不去？”

王鸣岐义无反顾去了重医附二院，一头扎在医疗和教学之中。经过数年努力，重医附二院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当时破天荒地实行了24小时全天候接诊看病，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之一。

1974年，年逾五旬的王鸣岐又一次奉命离开了已颇具规模的重医附二院，回到重医附一院任副院长兼肺科教授，1980年至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91年7月，年届古稀的王鸣岐本应退休享受生活，但因德高望重，技不可缺，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的周雅德报请教育部批准，一直挽留他工作到76岁。

王鸣岐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医院和呼吸内科的发展。每年，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总会带着晚辈去看望他，他每次都会拉着晚辈们的手，给他讲医院的发展情况、科室的运行情况。

一次次探访中，王鸣岐常被晚辈们问及自己一生辗转多次，放弃更好的发展前程是否后悔。

每次，王鸣岐总会清清嗓子说：“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同事都如此，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建设绑定，以献身事业为光荣，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如今，很多人也许不理解，兴许认为我们那一代人太痴太傻。但是，若没有我们这些埋头苦干傻干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今天的重医，你们年轻一代仍然要把‘西迁精神’传承下去啊！”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曲鸿瑞 通讯员 李丹 唐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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