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却偏不稀罕锦衣玉食的豪门生活，她在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
康岱沙，女，1919年生，陕西城固人，生于北京。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后，相继在成都光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1946年后，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新闻处编辑、石家庄市公安局编辑。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副科长、外交部西欧司科长、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二秘、中国驻柬埔寨使馆一秘、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参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上世纪三十年代，重庆有一户人家，远近闻名，世人称羡。这不仅是因为其宽庭阔院、富丽堂皇的屋舍在那贫穷落后的年代显得异常醒目。更主要的是男主人慷慨豪爽、善于交际，家中总是宾朋满座、欢声笑语，一切在彼时重庆极为混乱动荡的时局下都显得很是特殊。这座世人眼中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宅邸便是位于重庆市城区内领事巷10号的“康宅”。
“康宅”的主人是康心之，当时重庆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与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内上层人士均为好友，康氏家族更是重庆当时赫赫有名的望族。
然而，不幸却降临到了康家——康心之的母亲突然病故，他的夫人也得了疾病卧床不起，最可怕的是他的二女儿康岱沙失踪了！一时间流言蜚语、众说纷纭：不会这么巧吧?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呢？十几岁的大闺女突然失踪了，是跟人私奔了，还是……？
不久便传出消息，“康心之家的二小姐康岱沙放着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不做，离家出走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了。”消息一出，顿时让当时重庆的上流社会炸开了锅。
康岱沙，1919年2月出生，是康心之的二女儿。在重庆读书时恰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亲眼目睹了日军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看到了广大同胞们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而自己呢？长在富豪之家，从小便过着优越的生活，年幼无知和物质上的富足让自己以前几乎从未思考过“苦难”二字的含义！如今，社会现实与自身生活状况的强烈对比让岱沙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她开始接受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甚至对自己“富家小姐”的身份感到厌烦。她更愿意和同学们待在一起，跟着她们到街道、到乡镇去做抗日宣传。后来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教育引导下康岱沙终于于1938年6月1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那时的岱沙虽然已经入党，却只是一个有着单纯爱国激情的青年，对于“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什么叫阶级？怎样才能救国？”没有明确的认识。入党后，康岱沙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却又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不允许她光明正大的与同学、老师讨论，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和同志探讨一下，别人也不一定完全搞得明白。岱沙迫切的想得到更多、更深的革命教育。后来，她看了从延安传过来的书报以及重庆的《新华日报》，其中提到的主张和观点令康岱沙十分赞佩。她越来越感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束缚和压抑。而最令她痛苦的还是和家庭的特殊关系——日常的生活离不开家庭，而家庭又是革命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于是她决心要到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去，到艰苦的环境里去接受锻炼，将自己从一位“千金小姐”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革命战士。
显然家人对于她的这一决定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父亲甚至以“登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最终康岱沙只能做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决定——于1938年6月底离家出走了！到延安后，岱沙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1939年夏季的一天，指导员突然通知岱沙，邓颖超大姐要见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康岱沙几乎吓得蹦了起来。久闻大名的革命前辈要找自己这样一个普通战士谈话，让她忐忑不安。
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岱沙刚将悬着的心放下，邓大姐却给她带来了一个噩耗——自己出走后，奶奶已经去世了，母亲也因为挂念自己而卧床不起！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康岱沙一时根本无法接受，与亲人相处的过往点滴不断在脑海里闪过，她情不自禁的捂着脸抽泣起来。邓颖超边安慰岱沙边对她说到：“你的父亲一再托恩来和林老（林伯渠），要我们转告你家人对你的思念。他希望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
原来，康岱沙的母亲对自己宝贝女儿的不告而别深感震惊,终日牵挂忧虑，一病不起。康心之虽嘴上不说,心中也甚是挂念,加之妻子病重,便托人多方打听，最终找到周恩来、林伯渠，婉言提出：“无论如何希望把女儿找回家。”
此时的岱沙怔住了，家中至亲的病故让她的心不住的绞痛。她很思念家乡的亲人，但真要回去吗？回到那个金碧辉煌的家？回去继续做自己的“大小姐”？回去按照父亲的安排出国留学，然后嫁个好丈夫，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夫教子，做一个无视民族危亡的“冷血人”……一想到这些，康岱沙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柱直窜到头顶，她下意识的摇头，并坚定地说：“我就是要到前方去抗日，不想回重庆那个家。”
邓大姐听了她的话温和地说：“你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决心很好，谁也不能阻拦。这就是恩来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由选择嘛！但是，我问你，干革命是人多好呢，还是人少好呢？是单枪匹马好，还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好呢？”岱沙说：“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啊！在延安，革命的人就很多。所以，我才到延安来。这里有党中央、边区政府，还有革命根据地，革命的人不是很多嘛！”邓大姐笑着说：“你打开地图看看，中国那么大，现在这些根据地一共才多大，才有多少人啊！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是要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但国民党政府却推行单纯军事抗战路线，这很不利于中国抗战事业，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动员一切人士，特别是大后方的各阶层人士加入这个事业中来，而你是有这个条件的。”邓大姐见岱沙沉默不语，又说到：“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当然也都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回重庆工作，是不是更具备优势？你可以利用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
邓大姐的一席话让康岱沙茅塞顿开，以前总对自己的家庭情况讳莫如深，她不愿也不好意思提及家人。虽然家中长辈都还算是民主人士，但家里毕竟保留了一些封建富豪家庭的陋习。经过延安的学习，岱沙更加清晰的认识到那觥筹交错的舞会、热闹非凡的牌局仅是一些粉饰太平的道具，真实的祖国已经是满目疮痍。因此她有责任去影响家人，去唤起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重庆上层社会开展统战工作。
于是，1940年5月，康岱沙随周恩来回到了重庆。党组织要求她表面上继续当好自己的“千金小姐”，在对周边人群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尽一切可能了解国民党内的相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等，并不定期直接向周恩来汇报。我党将岱沙提供的一些消息情报甚至是闲闻杂谈、花边趣闻汇集到一起，再从中梳理、挖掘重点，便能掌握一些国民党高层的动态，为国统区工作开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周恩来、邓颖超也通过岱沙扩大了统战工作的范围：他们约见久居于康家的于右任、邵力子，与其畅谈时事，传达我党“联合抗日”的进步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邀请岱沙的叔父康心远（宝丰公司总经理）和婶母（岱沙的婶母与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到饭馆吃了顿便饭，除了聊叙同学情谊外，更是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希望他们做有利于抗战的进步商人……
渐渐的，位于重庆领事巷10号的“康宅”成为了民主人士聚集的场所，在这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正式成立。一大批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团结在了我党的周围。
1941年，康心之调成都工作，康岱沙转到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读书，继续利用自身优势为党收集情报。一切本风平浪静，但1943年夏季却发生了一个重大意外……
一个星期六，康岱沙如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快到青羊宫的时候突然被两个男人从车上拽下来塞进了一辆汽车。康岱沙初以为自己是被绑票了！正当她寻思对策时，汽车却开进了警察局，她被扣押起来。
虽然不知道被抓的原因，但岱沙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知道地方警察局的局长跟自己父亲颇有交情，便想打电话给他告知自己的身份，以争取获救的希望。可没想到警察所的人根本不允许她用电话，并把她眼睛蒙上，转投到了一所有武装看守、戒备森严的监狱。
当岱沙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到了阴暗潮湿的大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她终于明白，这不是绑票，而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原来，她在成都的活动早就被盯上，但由于抗战的大环境和康心之的社会影响，特务轻易不敢动手，到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要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国内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既然“时机”已经成熟，特务自然对“关注”已久的康岱沙下手了。
面对紧锁的牢门，康岱沙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现在不是恐惧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了，要迅速想办法。”她很快镇静下来，面对监狱内的多次审问，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一名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学生，其它的一概不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康家人得知女儿从学校离开后一直下落不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寻找，却没有一丝线索。
正当家人一筹莫展，同时，康岱沙以坚强的意志度日如年般坚守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狱中看守竟成为了康岱沙的大救星。
原来，这位看守见岱沙穿着大方得体，且听说她在警察所里要求用电话，便揣摩出她肯定是一位大家小姐。这等势利小人怎会放过“攀权附贵”、“挣表现”的机会？他寻机向岱沙讨好，主动要帮她联系家人。就这样，康家人知道了岱沙被捕的消息，并托岱沙的姻伯李伯申（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以“身家性命”担保，才将在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星期的岱沙营救出狱。人虽然是出来了，但国民党也将岱沙列入了“黑名单”，由省特委会对她出狱后的一切行动实行管训，如“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成都40华里”；要按时、按要求到指定地点汇报情况、报送“学习心得”等等，否则岱沙就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康岱沙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后经组织指示，康岱沙转学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她一直未按国民党要求报送思想汇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终于对她失去了“耐心”，竟于数天内先后给她寄去了两封内容相似的警告信，要岱沙于6月下旬的某天到某地去汇报思想，如不到场，后果自负。看来特务是对她下“最后通牒了”，情况非常紧急。
为了保证康岱沙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她送回延安！1945年2月，岱沙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组织上对她在国统区期间开展工作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位豪门小姐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建国后，康岱沙曾陪随丈夫陈叔亮出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岱沙作为我国女外交官的前辈人物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为中、柬两国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一位杰出的“女大使”。
从豪门千金到新中国“女大使”，康岱沙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世人讲述了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原标题：从“豪门闺秀”到新中国“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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