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深入艰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南方局曾多次派出秘密使者华岗、田一平等人去做西康王刘文辉、云南王龙云以及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刘文辉、龙云处成功地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话、保持联系，对了解其动响、促成其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1年春，南方局派《新华日报》原总编华岗——化名华仲修到西康王刘文辉处开展统战工作。秘密使者华岗与夫人来到雅安，在一家收购羊毛的富华公司做秘书。这里特务横行，为了掩护，华岗除了埋头看书，也陪公司经理及太太打打麻将。然而公司太小，难以起到掩护作用，华岗又到雅安中学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安定下来，很快与皖南事变后疏散到此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联系上，并与西康王刘文辉见了面。这位留着小平头、戴一副近视镜，两道浓眉，操一口大邑腔的军阀对华岗这位中共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
华岗在雅安中学教历史课，课时不多，刘文辉随即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军官训练班里当政治教官，彼此的接触自然便公开化、合法化了。平时刘文辉派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与华岗单线联系，遇有重大问题则直接与华岗会晤。华岗给他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抗日救国的道路，说明当前中共的方针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华岗给他谈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和革命任务，指出中共的政策是一方面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力量，一方面反对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希望刘文辉对川康地方力量加强团结，并促进整个西南地方力量的团结。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都应予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在此方面，中共会在政治上给予坚决支持。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前进力量。雨纷纷时节，华岗便授课，与刘文辉会晤，当然还著文宣传抗日。他的文章大多以化名发表在刘文辉女婿办的《健康日报》上。
历史前进的步伐有它自身的规律。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寓所秘密会见了西康王刘文辉。刘文辉感触地说，经过与华岗的多次接触，已与中共的关系从一般联系进入实际配合阶段。他提出能否建立电台保持上层的经常性接触。周恩来会心地笑了，水到渠成。华岗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周恩来当即同意，并与刘文辉商讨好了建立电台的全部细节。
1942年5月，华岗奉召回到重庆的红岩村。6月，南方局派出王少春夫妇前往雅安在刘文辉处建立秘密电台，刘文辉与中共中央延安直接建立了联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野、二野进军西南，刘文辉于12月9日通电在彭县起义，并派兵阻击胡宗南、王陵基残部南逃，配合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刘文辉终于在南方局的感召下回到了人民的阵营。
1943年春夏之交，身体羸弱的华岗再次奉命离渝赴滇执行秘密使命。汽车行驶在山峦起伏的简易公路上，沿途路面狭窄，山路崎岖不平，常把华岗从座位上弹起来碰到车顶。行路漫漫，饮食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顿，几天下来，华岗的胃溃疡病再次发作了，胃部大量出血，他昏迷了。夫人谈宾若急忙把华岗送进了医院。
南方局得知华岗病倒的消息后，很快派人前来接应。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华岗夫妇再度起程，终于顺利到达昆明，住在西郊岗头村养病。
云南地下党的刘浩很快便前来与华岗联系了。刘浩的公开身份是昆明《民国日报》的记者，他与龙云同为彝族且有亲戚关系，曾以个人名义向龙云提出由中共云南地下省委拟定的关于粉碎蒋介石向云南渗透的阴谋，坚持抗战，搞好云南工作的十点建议，为龙云所采纳。
1943年8月，在各方面的推动下，龙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罗隆基会谈时，要其设法邀请周恩来来滇共商国事。中共云南省工委立即将此消息向南方局做了汇报，南方局决定派华岗为代表前往云南，并电刘浩，告知一切，嘱其通过有关人士安排华岗与龙云见面之事。刘浩邀华岗进城到自己家中相见，安排好了华岗与居停主人（龙云）见面的事情。
当华岗第一次与龙云在省政府的客厅见面时，这位身材矮小的云南王只是坐在长餐桌的另一头，将藏在眼镜里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华岗，听他说明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却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临别时，龙云告诉华岗以后有事可通过他的副官长杨立德联系，客客气气地把华岗送了出来。华岗略带疑惑地对刘浩说：“他要我们来，见了面却又不谈自己的意图，是何道理？”
经过研究，华岗明白，龙云长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奋斗生存，加之他又潜心研究过中外政治，猜疑心很重。要取得他的信任和合作，必须以诚相待。使其觉得自身的利益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大道理上开导他，真心帮助他进步；同时，对龙云的少数民族习惯以至迷信这种小节，不但尊重，必要时还需顺着他，以便更好地进行接触和交流思想感情。
华岗以“林少侯“的化名通过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的帮助，在云南大学以社会学系教授的身份作为工作掩护。不过他的身份仍是半公开的。他是作为中共派到龙云处的代表，“任务是清理和收容长征时散失在云南各地的红军指战员”，实际上是“做龙云的工作”，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岗对昆明的民主运动和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和青年学生运动负有指导任务。
渐渐华岗对龙云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随着接触的逐渐增多，龙云对学者型的中共代表华岗有了好感，向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龙云一次对华岗说：“日本是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中国有什么力量和它抵抗，偏偏日本人自己倒霉。1941年12月8日要跑到珍珠港去戳一下，不然的话，在中国早成事了。”看来，龙云对抗战还缺乏信心。华岗便通过讲历史，全面讲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战争的性质，分析中日力量对比的基本因素，阐明中共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以及胜利的前途，帮助龙云提高了认识，对抗战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后，华岗又多次向龙云提出反对对日妥协、反对内战和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必要性，提醒他保持经济实力，不要被国民党掠夺掉，在军事上要防范国民党进驻云南的军队，对之加以限制。云南自己的军队不要过分集中一个地点，应适当分散在外围，以免发生不测。这些真诚关心龙云和云南的意见和建议，龙云都很赞成，有的就照华岗说的做了。
随着华岗工作的深人，龙云主动提出要中共在他那里设立一个秘密电台，以便更好地与中共中央联系，龙云并叫华岗搬到城里来住，以便有事时可随时找他。龙云指定作战科长作为联络员，要华岗指定一个联络员。
华岗把龙云提出设立电台的事报告了南方局，很快中共党组织将在龙云二路军指挥部当报务员的杨才（中共秘密党员）调来昆明，交与华岗单线领导。杨才是红岩派往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建成电台，便找了个工作隐蔽待命。华岗替杨才改了一个名字叫李清泉，与龙云的副官长杨立德谈妥，杨才便以远征军联络员的名义到五华山滇绥公署交通大队无线电中队当了上尉教官。
不久，由龙云出钱，杨才买了一台100瓦功率的电台，装在法源寺内。法源寺的围墙外有一水塘，塘边是龙云的灵源别墅、住着龙云的宪兵。别墅北边则住着国民党宪兵第十三团的教导营，监视着龙云的行动。龙云派来一个警卫班保护电台，还给了两个报务员，协助杨才。电台的主要任务是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电稿，华岗送给南方局的请示报告和一些重要情报也常借此电台发出。
1944年8月，此电台便与红岩南方局取得联系，后根据指示只与延安电台保持联系。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龙云曾通过此电台表示欢迎，毛泽东复电赞扬龙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鼓励他继续致力民主运动。后来因为安全原因，电台搬至城里圆通山后的小菜园八号龙云的一个车库里，直至1945年10月3日杜聿明解除龙云的武装，将其软禁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开和谈，但谈判艰难。华岗心中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华岗立即约见龙云。在威远街龙云公馆深处的一间密室里，华岗严肃提醒龙云：蒋介石对和谈缺乏诚意，昆明的部队调走后务必提高警惕，以防出现意外事变。但龙云却听不进去，正如他后来所说：“以为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一切做法必依理依法，而却忘了他原是一个市井流氓，阴险狠毒嫉妒成性的人，我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甚至连华岗的话“也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时龙云正幻想出国受降，扩大自己的实力。
华岗心中想着再去找一些人来做龙云的工作，使他正视眼前的危险，便马上约见了中共云南地下省工委的负责人郑伯克，商量应付突发事件的种种措施，并约见了杨才，告以如果发生事变应采取的措施和联系方法，给了杨才二个月的生活费。
两个星期后的10月3日，睡梦中的昆明市民忽被一阵阵的枪声惊醒，坦克从街上隆隆地驶过；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今社聿明按蒋介石密令，突然发动解决龙云武装的事变。龙云被蒋介石免去其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去担任空头的军事参议院院长，被软禁在重庆。
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华岗上了一辆美国军用卡车离开了昆明。华岗这位秘密使者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再次回到了红岩。
原标题：重庆珍档 南方局的统战密使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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