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龄女子为追随爱人而甘愿狱中相伴；两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监狱外的天空竟是在刑场！一家四口的灭门惨案记录下了那永远也无法抹杀掉的罪恶……
王振华（1909－1949），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肄业。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40年5月第二次被捕，狱中受共产党员影响，积极参加狱中斗争。1949年11月27日殉难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黎洁霜（1920－1949）女，广西梧州人。1936年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西大读书会”。1940年来渝，入重庆女师学院，宣传抗日，思想进步。1941年因恋人王振华关系被捕，在狱中经与当局抗争，实现了结为伉俪的愿望，同囚一室，生两子王小华、王幼华。1949年11月27日，一家四口同时殉难于重庆白公馆大屠杀。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屠杀。
1949年11月27日晚，秋风凛冽，雾障暗浓。
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几个特务押着一男一女往树林深处走去。男的约有40岁，很瘦弱，有点驼背，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小孩；女的有30来岁，同样很孱弱，也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他们在特务的驱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消失在松林坡的夜幕中。
树林深处，传出低沉有力的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尖厉的枪声撕破了歌乐山的静谧……
这对死难的男女，是一对夫妻。男的叫王振华，女的叫黎洁霜，与他们同时遇难的是他们俩在狱中所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狱外天空的两个孩子：王小华和王幼华。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他们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王振华一家四口殉难后的遗体
王振华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之手，他被迫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十分仇视。1934年，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后来，他串联了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坚决要求抗日，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学籍。此后，他转到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国，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出狱，在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又转赴香港。
在香港期间，王振华与同在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黎洁霜相识，两人彼此倾慕，相见恨晚，结为知音。
黎洁霜从少女时代就同情封建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深怀不满，并逐步树立起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解放自立的思想。初中毕业后，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她参加过广西第一届学生军，读高中期间，积极参加了团结抗日的示威游行，还参加了梧州爱国话剧社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
后来，王振华和黎洁霜结伴从香港回到广西梧州。不久，王振华应邀赴重庆进入《新蜀报》当记者，黎洁霜为追随王振华，也于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
在重庆，王振华除当记者外，还与其他人创办刊物，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欢迎。王振华在“抗日、救中国”的信念支持下，对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甚至甘冒任何危险。他的同事赵芳举后来回忆说：一次，我们俩一共带了三十多份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大去散发，他说“咱们的刊物出得不易，送出去要本本收效才行。”
我们以会见学生为名，进入了中央大学学生宿舍区，学生都去上课了。在一长排厕所的半墙上放过几本之后，我们又转身进了宿舍弄道。他从宿舍的后窗翻进房间，把刊物放置在学生的枕头下面，连翻十余个房间。我说：“危险哪！”他却说：“怕什么！”
这时天气已经热了，他穿的是从复兴面粉厂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一套旧的草绿色中山服，这天是第一次穿上。
回到城里，我们走到陕西街赣江街口，正要右转下坡，对面走来两个武装宪兵。一瞬间，我已想到最坏的结果。我和振华身上都剩有几本刊物。我走在他的左侧，他用手指抵着我的右腹部向后一顶，在人流中我跟他拉开了约五尺的距离，向左边一闪，宪兵上来了。
一个宪兵指着王振华的胸膛：“你是军人吗？”
“不是。”
“为什么穿军服？”
“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这是中山服。”
“胡说！脱下来！”
“我里面没穿多的衣服，脱了咋好回去。我回去染了就是。”
“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
宪兵把王振华拥进了对面的茶馆，拿了帐房柜台的毛笔，把他满身画得象虎皮一般。走出茶馆，惹得路人一阵大笑：“缺德！缺德！”我们回到住处，才算松了一口气。当时只要脱下上衣，扎在腰上的刊物就全暴露了。
1940年5月，王振华因从事地下活动，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定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王振华被捕后，特务从其住处搜查出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将正在重庆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黎洁霜也逮捕了。黎洁霜被捕后，想尽快同王振华见面，就主动声称自己是王振华的同路人，并已和王振华结婚，特务就将她和王振华关在同一个监狱。
△王振华一家人被囚处──白公馆牢房
王振华和黎洁霜二人被捕后，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贵州息烽监狱，后又转回白公馆关押。1946年转回白公馆后，经难友们斗争和努力争取，狱方被迫同意王振华和黎洁霜同居一室，正式结为夫妻。1947年，他们生下了大儿子王小华，1949年生下小儿子王幼华。在生下小华后，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曾要黎洁霜写悔过书，取保出去，黎洁霜坚决拒绝了。她既不愿意离开亲爱的丈夫，更不愿意背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后来，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见小华活泼可爱，就连骗带吓地要王振华把小华抱给他作儿子，黎洁霜愤恨地拒绝了，她说：“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给那个王八蛋作儿子！”
刚入狱时，夫妻俩对中国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参与狱内中共党员组织的活动，他们在细心地观察和思索。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跟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直到牺牲，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思想不断地受到冲击，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对共产党员逐渐产生敬佩感，并公开赞扬共产党员的情操。后来，他们加入到难友们的活动中，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外，还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最终在思想与行动上完全跨入了革命者的战斗行列。夫妻俩在狱中面对敌人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
曾与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同狱关押、后来在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郭德贤女士，在1982年6月17日的回忆中讲述了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口惨遭灭门的详细情况：
“一一•二七”大屠杀时，特务把他俩拉到楼梯口，我听见两个娃娃的大哭声，听见黎洁霜说：“把娃娃留下，多打我几枪。”特务说：“不行，斩草除根！”男的说：“不要说了。”结果全家被屠杀。
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王振华和黎洁霜未被评为烈士，烈士在九泉之下被埋没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代初，“国民党军统集中营”被难人员复查工作小组做了大量调查工作，采访了很多当年王振华、黎洁霜的同狱难友。当年的同狱难友黄彤光曾回忆说：
黎洁霜，1943年我被关在贵州息烽义斋时，她与我同室……黎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为人正直，不打小报告，不整人……
当年的同狱难友毛晓初也回忆说：……记得大约是1949年10月初，不知王振华从哪里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十一”成立了……曾跑到我们窗口悄悄向罗广斌、陈然他们告诉了这个伟大喜讯，说明他是关心我们的，成立新中国他们是异常高兴的……
“国民党军统集中营”被难人员复查工作小组经过重新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王振华、黎洁霜确实是站在革命阵营里参加了对敌斗争的。根据这个结果，党的组织部门于1983年5月对他们做出了“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结论。
原标题：白公馆大屠杀中的灭门惨剧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