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上游新闻推出“辛亥革命在重庆”系列报道，本期带读者了解“蜀中同盟会会章”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枚存世仅一枚的会章，它不仅见证着百余年前重庆成为同盟会西方支部所在地，还见证了重庆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门户城市。
早在百余年前，经济发达的重庆，就成为了西部地区革命思想的最早诞生地。邹容的《革命军》横空出世，为民族民主的思想开辟先河。
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震动了全国，也极大地鼓舞了家乡的进步青年。此时，杨沧白等创立的公强会已成立，在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下，公强会加紧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倡言革命”，使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时间“先后加盟于‘公强会’者，日以浸盛”，以公强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重庆资产阶级革命。
1906年，公强会“推杨庶堪（即杨沧白）与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
同盟会重庆支部，成为了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周勇说，同盟会支部成立以后，首先从学堂入手，以教职员和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逐渐控制了重庆教育界，使之成为领导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
1909年-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人陆续聚集重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教育机关，使之成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基地。
首先，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重庆的教育机构。由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朱蕴章任巴县中学堂监督，杨霖任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朱之洪任巴县女子学堂监督及重庆教育会会长，谢持任女校教习，周国琛任体育学堂校长。商业中学堂监督舒兴渭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与杨庶堪等“极相友善，声气可通，全无隔阂”。
由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均在府中学堂任教，该校革命基础较好，因而支部机关设在府中学堂。此外，重庆支部的董鸿词、吴骏英、张象乾等担任了巡警教练所教职员；董宪章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教习，负责联络成都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梅际郇任夔府中学堂监督，负责联系下川东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各校均有一批教职员和学生陆续成为了同盟会会员。
周勇说，这一时期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活动，为辛亥时期川东地区的保路运动、武装起义和独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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