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刻——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这则消息，来自3月2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这个消息很快在朋友圈刷屏。人们对公安部的专项行动寄予很高期望，期望这一段时间困扰公众的“拐卖妇女”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公安部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拐卖犯罪新形势新特点，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作为今年重点任务来抓，快侦快破拐卖现案，全力侦破拐卖积案，严惩一批拐卖犯罪分子，解救一批被拐妇女儿童，坚决铲除拐卖犯罪滋生土壤，建立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一体化工作机制。
众所周知，近段时间以来，拐卖妇女案件引发全国舆论聚焦。公安部提出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并明确将之作为“今年重点任务来抓”，这无疑是对于舆论关切和民意呼声的直接回应。
其实，外界可以明显感受到，近些年国家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力度明显升格。比如，去年1月开始，公安部就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行动”。
| 电影《失孤》剧照
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成功侦破拐卖儿童积案290余起，抓获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690余名，全年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0932名。包括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电影《亲爱的》中韩德忠的原型孙海洋成果找回孩子，都发生在这个周期内。
相对而言，此次专项行动，应更侧重于对拐卖妇女犯罪的打击；我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理解为是查找、解救被拐妇女版的“团圆行动”。
相较于儿童被拐，妇女被拐卖现象长期以来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明显更低，且不同于许多寻子父母的坚守往往引发社会共情，妇女被拐卖案件中的“受害者”往往处于更“沉默”甚至是“隐身”的状态。或也正因如此，在一些极端案件出现后，社会也更为震惊。
在此背景下，公安部牵头开展专项行动，代表着国家力量的主动介入，这是一种必要的治理跟进。毕竟，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拐卖妇女都是对法律和文明底线的双重突破。更何况，在拐卖妇女犯罪的链条上，一般还伴随着强制婚姻、拘禁、伤害、奸淫等多类恶行。对此，实在没有“手软”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部门还专门提到，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这种指向性，结合了一些案件暴露的现实情况，也为各级部门和地方开展查处和解救行动，指明了方向。
公安部还要求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这同样是对现实的一种遵循。
应该看到，不少妇女被拐卖现象，在当地熟人社会中并不“隐蔽”，但囿于传统乡土伦理的失守、基层治理的失灵，往往都被“默认”为正常，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足以遮蔽罪恶甚至为罪恶“洗白”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此次专项行动的效果要最大化，就必须尽力突破这一社会惯性力量的阻碍。
当然，地方政府的观念也要更新。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之所以对打击拐卖妇女犯罪表现得不那么积极，甚至睁只眼闭只眼，除了是对妇女权益的重视不足，也或是畸形的政绩观使然，如担心问题曝光后影响地方形象。但现实案例已经表明，纵容罪恶、推诿责任、掩盖问题，才是真正误伤、拖累地方形象。对此，不可不察。
此外，不能低估“全力侦破拐卖积案，严惩一批拐卖犯罪分子，解救一批被拐妇女儿童”的难度。公安部也明确提到，要“加强被拐妇女儿童的康复安置、关爱帮扶、隐私保护，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融入社会”，这就需要探索出一种充分尊重不同案件中的当事人的具体权益，又具备可复制性的综合治理方案。
专项治理，主要是致力于对陈年积案的“打捞”，也是以积极行动向全社会释放出保护妇女权益、严治拐卖犯罪的鲜明信号。但从长远来看，社会也更期待，在拂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历史尘埃，实现对“存量”罪恶清理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为相关治理体系的完善凝聚共识，扫清障碍。
事实上，就在最近，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拐卖妇女案先后发声，并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议案、建议和提案。
这些建议，主要集中于通过立法完善，实现“买卖同罪同罚”，提高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力度、把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以及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救助职责和执行机制，等等。
应该说，这些建议切实反映出了较为普遍的社会心声，也切中了时下拐卖人口犯罪治理中的短板，值得被严肃对待。总之，开展专项行动，推动积案查处之余，构建一套从预防、发现、打击到解救、安置等的全链条反拐、打拐治理的完善体系，还需要久久为功。
作者 朱昌俊（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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