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消息，导演耿军的新片《东北虎》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爵奖，这个自称“寒带导演”“便衣导演”的男人，以及他身后的鹤岗故事正在被人瞩目。
“说我是东北导演，不如说我是寒带导演，范围能稍微扩大一些。”耿军摸着光头哈哈大笑。被他一同归为“寒带导演”的，还有他喜欢的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和芬兰的考里斯马基。
耿军的第四部“寒带电影”长片《东北虎》于1月14日上映，入行20年，这是他的作品首次登陆院线。《东北虎》里依旧是他的老家鹤岗，依旧是边境小城的冰天雪地，依旧是几个失败者的故事。不过这次，他将视角从无业游民转向了小市民。
荒废、悲伤、黑色幽默，这是耿军现阶段作品中的显著情绪。与耿军有近20年交往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耿军的电影充满人物之间的互嘲，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冷漠的基础上的。《东北虎》的编剧刘兵说，冷漠、互害背后却总有温情。耿军把东北的幽默基因与后工业时代的迷茫嫁接在了一起。
《东北虎》剧照：马丽饰美玲。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去年6月，《东北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最高奖最佳影片金爵奖，之后，耿军连续三周都在参加各种庆功宴，经常在椅子上睡着。好几次半梦半醒之间，他跟身旁的编剧刘兵说，“好生活啊，都是幻觉。”
他意识到，创作需要“大面积的平静和空白”。现在，大奖在握的他依然没觉得自己融入了这个行业，“到了四十多岁，融进哪儿、混进哪儿这件事，其实没那么刺激了。最有兴趣的可能是持续地能做作品。”
被困住的东北虎
《东北虎》的故事要从十年前讲起。十年前的大年初二，耿军在鹤岗车站遇到朋友徐刚，徐刚寄养在别人家的狗被吃了，他正在等车去新华镇报仇。耿军清晰地记得，徐刚当时穿着一件黑色旧夹克，夹克的毛领起了球，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正是走亲访友的日子，一个中年人却为了一只狗去复仇，非常荒诞，又有些林冲风雪山神庙的况味。
那种味道立刻勾住了耿军，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写进了剧本，这就是《东北虎》的前一半。他的创作往往都是从这种具体的人物和画面出发，不断伸展繁衍，直至形成整个故事。
电影里另一个有关讨债的人物，也跟徐刚有关。徐刚干过铲车，但总是收不回来钱，有好几年春节，耿军都跟着徐刚去要账。他还记得那个公司的楼道里站着的全是要账的人，会计一来，所有人就“嗡”地涌上去，但欠钱的老板确实没钱。这种欠账、讨账循环往复的生活，成了他们的日常。
除了为狗复仇的男人和被追债的男人，《东北虎》里还有一个独自侦查丈夫出轨的孕妇。他们都是动物园里那只东北虎的“分身”。东北虎过十九岁生日的时候，市电视台还特意播送了新闻。喜庆的另一面是悲伤：它已经被困了整整十九年。而主角们也因为债务、仇恨、婚姻危机而被困住、被套牢，无法挣脱。这来自耿军的现实感受，“我们都是被困的人，这就是这个人生阶段要面对的东西”。
这十年间，他的电影事业逐步有了起色，陆续在中国台湾金马影展、圣丹斯电影节上收获肯定，电影技法也越发纯熟。2018年，他正式启动这个电影，当年11月到2019年1月，《东北虎》在寒冷彻骨的鹤岗拍摄完成。扮演徐刚那个角色的是演员章宇，马丽饰演他的妻子，徐刚自己也出演了角色，一个精神病诗人。
耿军。
章宇见耿军之前，先看了他的前作《轻松+愉快》，他问耿军拍了多长时间，耿军说拍了50多天。章宇说，别的导演20多天就能拍完。耿军说，我比较笨。章宇笑了，我也笨，这个节奏好。《东北虎》拍了整整60天，期间经常会短暂停下来想，导演、编剧、演员凑在一起，一琢磨就是半宿。章宇感叹，创作环境太奢侈了。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新导演身上，已经拍到第四部长片的耿军，却依然经常面临这种卡顿，他归结为缺少专业训练。《东北虎》开拍前几天，他还突然慌了一下，感觉自己啥都不会了。“我到今天还不会按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样的流程写剧本。”耿军说，专业的方式是先有故事梗概，再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填充内容，而他自己还是上手就写，也不知道最后会写到哪个方向，所以废稿极多，用时漫长。
“我的笨拙还是很明显的。”耿军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以特别专业的方式进入一个电影，还是以普通观众的方式看电影”。
这已经是耿军成为导演的第20年。中专出身的他，一直被称为“野生导演”，他称自己为“便衣导演”，总之不在体系之内。“我没感觉自己在体系内，我们跟行业做的是同样的事儿，但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得奖半年了，情况也没多大变化，趁着得奖的热度认识了不少影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都来问新项目，但会不会投钱还不一定，因为行业冲动已经消退。
不论从奖项的肯定，还是拍摄条件的成熟，或者与专业演员合作，《东北虎》都是耿军导演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张献民认为，《东北虎》最大的突破，是耿军将视野从无业阶层转向市民阶层，物质生活和家庭生活相对稳定。而他的黑色幽默一以贯之，从无业阶层的互嘲变为市民阶层的互嘲，“我首先认为这是创作者指向自己的嘲讽，对自己的生活或存在方式的一种无奈”。
宿命的、悲观的底色
编剧刘兵对耿军电影最初的印象是“生动而有趣”，充满来自生活的热腾腾的细节。这最初的印象来自耿军2003年的长片处女作《烧烤》，影像非常粗粝，一共只花了5000元。“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讲述底层的故事，人物塑造得都很生动，都是来源于现实的生动内容。”刘兵说。
耿军早期作品都是类似的风格，既是因为生活中比比皆是鲜活素材，也受到当代小说和DV独立电影潮流的影响。在北京晃荡的前十年，他见证了DV时代的到来，这是个转折性的巨变，拍电影不再需要经过制片厂。一时间，大量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涌现出来，吴文光、杨荔娜等掀起DV纪录片热潮。他看了很多独立电影的放映，在电影组织“实践社”的放映中，对一些故弄玄虚的实验电影起了反感，更坚定了以后要好好讲故事的艺术立场。
拍《烧烤》的时候，他还是个晚报的广告员，他陆续在北京做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员等职业，从未接近过精英阶层的世界。在鹤岗，他最初的十几年在父母和学校的“放养”中过得很快乐。1993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中专学了两年俄语，打算毕业后去做俄罗斯边境贸易，但毕业时对俄贸易形势就不好了。那时他听摇滚乐、读小说，留起长发，成了无所事事的文艺青年，并且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在市图书馆看到刘恒剧本集，被《秋菊打官司》《本命年》等剧本吸引住了。
《东北虎》剧照。
为了与电影发生点关系，中专毕业那年他就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当时身边有个朋友杜春峰因为喜欢黑豹、唐朝乐队，要去北京搞摇滚，1996年，耿军跟他一起到了北京。杜春峰后来成了耿军的录音师，合作至今。耿军直接拿着剧本去了中戏、北电，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北电的老师告诉他可以来旁听。他一边打工一边在电影学院旁听了三年，那时学校非常开放，大课都可以蹭，他一直觉得自己欠着电影学院的人情。
在2008年专职搞电影之前，他在北京做了12年各种其他工作。北漂的日子并不全是苦涩。在西郊宾馆当客房服务员时，他一个月能赚将近一千元，那是1997年，而且住宿都不用花钱。他差点就沉迷在“财务自由”中，幸好宾馆及时开除了他。然后他跟人合伙在南城开了个台球厅，把攒的钱亏完了，又去晚报当广告业务员。最终还是死亡的恐惧唤醒了他的电影梦，2002年，他在一次雪夜暴走之后得了肺结核，大口咳血，担心一事无成地死去，终于决定要抓紧时间拍电影。
在老家养病期间，他找到两个当地做婚礼录像的人，带着DV机给他当摄影，拍了短片《山楂》，遭到了朋友们无情的打击。第二年他拍摄了长片《烧烤》，原型故事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两个没钱回家的男人绑架了一个陪聊的女性，其中一个人爱上了她。他找了两个摇滚乐手和一个女群演，在京郊的一个小院里拍了出来。第一次在北师大阶梯教室放映的时候，他误以为观众的笑声是嘲笑。
2003年，首届北京国际DV论坛在北京举办，他的第二部短片《散装日记》获得剧情片优秀奖，拿下大奖的是万玛才旦和韩杰。那次论坛让他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张献民。后来张献民长期关注耿军，也成为他几部长片的监制。他推荐《烧烤》进入了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让耿军进入了国际电影节的视野。
耿军一直将镜头对准身边的人，他们大多是失败者、贫困者和游民，受困于生活的泥潭。有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发现朋友们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起长大的好几个人都死了。有的为情自杀，有的从建筑工地摔下来，还有人为朋友喝点酒出去跟人打架，残了。他把这些故事写进了2006年拍摄的长片《青年》。“这些人在人生最壮烈的青年阶段就死了，（对我）内心还是有很大的创伤。”他说。
《青年》是他至今最掏心窝子的一次创作，把关于青春最生猛、最直接的感受都放到了里面。他的电影都有一层悲剧的底色，回想这种世界观的来源时，他说，北漂的苦对他没有丝毫改变，而六岁时的一次经历对他影响至今。那年，一个猎户邻居的妻子突然去世，那是他第一次面对死亡。“才知道人竟然是会死的呀！看到一个人死了之后，人们那么悲伤。再往后长辈陆续离去，对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可能那种宿命的、悲观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底色”。
鹤岗朋友的生存状态，不仅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故事原型，也影响着作品的底色，这些故事和语言却有着极为生动的力量。有个同学曾在酒桌上非常失落地说，太难混了，如果有30个朋友，一个朋友家一个月去一回，我这一个月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仔细数了一下，没有那么多朋友。
耿军把这段话用到了短片《镰刀锤子都休息》里。徐刚扮演的劫匪说，我还差29个。张志勇扮演的骗子问，咋差那些呢？徐刚叹了口气，都荒废了。
“鹤岗宇宙”的荒废美学
徐刚是个铲车司机，张志勇在残联工作，薛宝鹤曾是电视台编导。这几位鹤岗老朋友，几乎出现在耿军的每一部电影里。某种程度上，这几张肥胖而生动的面孔，是耿军作品中最具风格化也是珍贵的那部分。他们以失败者的形象契合了影片荒诞又幽默的气质，也成了耿军“鹤岗宇宙”的代言人。
起初，耿军也不明白“鹤岗宇宙”是什么意思，这是观众对他作品的戏谑概括。不过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具有悲伤气质的宇宙。
这几年，因为三万块能全款买房，鹤岗在网上火了，成为“躺平”一族的精神家园、消极对抗现实的乌托邦。编剧刘兵第一次去鹤岗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小城的舒适，冬天下午三点半就天黑了，四点开始吃饭，喝了三场了才十点半。耿军说，鹤岗很小，打车20块钱能走到头，让人觉得可以掌控，而在大城市你只能去适应，无法掌控。
而“躺平”背后的真相是衰败。2000年之后，鹤岗经济随着煤矿停产和伐木衰退而凋敝，年轻人大量流失。前些年，挖矿形成的塌陷区实施改造，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被迅速抹去了，留下了后工业时代的荒废景观。他有意将这些景观收纳在电影里，让电影具备文献价值，也形成了一种荒废美学。
“它不单单是景物和环境，也是人内心的写照，是情感抵达的一个位置。”耿军解释，荒废美学带来的是悲伤气质。东北文艺曾经等同于小品、二人转等喜剧，但近年来随着工业衰退，又在文学、电影等领域催生了新的文艺风向。正如文学评论家黄平对“新东北作家群”的解读，他们体现的东北文艺，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耿军也用影像作为工具，构建着自己的乡愁，“我想用自己的视角来拍摄东北，是不同于小品、喜剧作品之外的另一个视角，首先是来自于对家乡的情感”。
相比于东北故事，他更想讲一些引发普遍共鸣的当代故事。那么，通过鹤岗这个艺术上的故乡，他希望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面对这个问题，耿军没有作出确定的概括，而是打了个比方，说电影就像酒后的世界，“在现实和艺术之间形成若即若离的张力”。在他眼里，那是一个充满鲜活人物形象和生命感受的世界，而不一定存在有力的理性阐释，或者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抗争。这也让他的电影在本质上萦绕在私人感受里，他坦言自己确实是“感性指引创作的人”。
《东北虎》剧照。
张献民将耿军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2014年的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为界，第二阶段不仅视觉上有明显提升，内在也由现实主义转向了荒诞现实主义，以黑色幽默和冷漠为特征。“他在写实主义期间，人和人之间是传统的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转向黑色幽默之后，人和人之间是建立在冷漠关系的基础上。”他说，“在我看起来，这个转变对耿军是关键的。前一阶段更多来自于直觉，而找到第二阶段就靠一种悟性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找到的”。
与耿军合作了两部长片，刘兵始终尊重耿军的判断，他看出耿军的作品里有温情存在。
耿军性格中温暖的那一面，总是体现在顾本彬身上。他是耿军的表弟，从小口齿不清，早年在教会做点杂事，学会了认字、唱歌。顾本彬每次都以“小二”的角色穿插在电影里。在《东北虎》里，张志勇深陷追债和复仇泥潭时，只有小二这个前员工来看他，送了他五百块钱、风筝和带鱼，“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太好，我来看看你。”然后就在雪地里跑走了，那是唯一一个给予而非索取的人。在《锤子镰刀都休息》里，小二的救赎意味更明显，他唱着教会歌曲把劫匪和骗子团结在饭桌上。如果在基督教氛围浓厚的文化中，他很容易被解读为基督的化身。这个外表残缺的人，却拥有最完整的灵魂。
但小二的救赎主要存在于象征意义上，在现实层面无法改变什么。“这种救赎其实也有一种虚妄感和荒诞感，因为小二本身是最无力的人，虽然被寄予了美好的意味，但他又能帮助到谁呢？”刘兵解释说。在耿军心里，小二就像黑暗中一点微弱的光，是注入温情的一个入口。小二始终没有被困，是轻松自在的，他希望让小二出现在以后的每一部电影里。
原标题：《东北虎》和“便衣导演”耿军的鹤岗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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