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本没有冬天，但华为在过冬。
众所周知，华为的冬天来自美、加、澳、英、日等国对其是否“信任”的问题。
对此，任正非说：客户愿买、敢买，政府接受、信任，这是“基本条件”。
在2019年致全体员工信中，任正非用了17个“可信”寄语华为，并对“可信”二字，制定了5年计划，且“拨出”初始资金20亿美元投入项目。
任正非还将这一“基本条件”的达成称之为“伟大的变革”。
任正非在世界贸易波谲云诡的当下，回到商业的起点：可信。
“可信”不仅是商业的起点，也是个常识。但反观2018年，却有那么多“不可信”褪下了底裤。
长生生物的疫苗，不可信到人神共愤。
权健的保健品与销售模式，不可信到成为笑话。
红黄蓝幼儿园针扎幼儿事件，连起码的人性都被抛弃。
300年来“必不敢减物力，必不敢省人工”的同仁堂，也将过期蜂蜜放进了原料库。
当然，还有手工作坊生产“名牌电视”的拼多多，以及若干例百亿级P2P爆雷事件，都丢失了“可信”这一重要资产。
这不是“不可信”的全貌，实际上，显性的不可信只表现在具体事件的产品、服务与人的行为上，显现一个，可以消灭一个。
但是，隐形的“不可信”才是最可怕的。诸如证券市场高达99.9%的股票用来质押的公司，在质押合同上签字的双方，难道就没有想过，当股票稍微下跌时，会出现的后果是什么?一个不懂金融的人，都可以用常识判断，这是一个问题。当其他因素叠加到市场，至2018年11月，有差不多7000亿质押股票，暴露风险。
这种离开基本常识的合谋，像千斤坠一样拉住A股，并将风险向整个经济体释放。
一切都基于“可信”或者“不可信”。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是贾跃亭的故事，贾跃亭还在继续起高楼。但在2018年，孙宏斌用一身叹息，将与“老假”的合作在内心画上了句号；而许家印与“老假”合作造车，却合作成了一场官司，虽然在新年前夜达成和解，却看不出谁是赢家。
在可信与不可信的选择上，2018年有一个人必须提到：王健林。
前首富王健林，在资本杠杆的选择上，一度将自己推向不可信的边缘，但在2018年，他以断臂求生的勇气，卖酒店、卖文旅、卖海外资产。卖卖卖的实质，是回到“可信”的大本营，在资本的寒冬得到休养生息。
如果说任正非用“伟大”在重新定义“可信”，那么王健林在用“对自己狠一点儿”阐释“可信”实现的路径。
基于宏观的“六个稳”是当下的经济主题，基于企业的“稳”，在当下其实只有一个：稳信用——基于产品的、基于资本的，让你的客户，让你的合作者“可信”。
不信回头看，信用饶过谁？
所以，在今年若干企业家的新年致辞中，最清醒的人应该是：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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