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朱艳春

前段时间德云社演员吴鹤臣的众筹事件还未平息，北京青年报记者又发现，在微博等平台不少用户公开售卖诊断证明、住院记录、病历本、B超报告单、CT片子等病历资料，花费150元即可购买一份“诊断证明”，并且“可以开任何病情”。这些夸大甚至杜撰事实的“骗捐”行为，使公众对网络众筹平台的质疑声越来越大。 (北京青年报，5月8日）

受益于移动互联网又远又广泛的传播优势，众筹募捐平台让不少困难家庭受益，及时并且高效的解决了不少大病患者的“意外”之灾，参与众筹募捐的寻求和提供实际的帮助人越来越多。 

据民政部在今年4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民政部依据《慈善法》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超过84.6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26.8%。其中最大的平台是腾讯公益募款17.25亿元、蚂蚁金服募款6.7亿元、阿里巴巴公益募款4.4亿元，而轻松公益、水滴公益募捐金额也达千万级。

然而，频频爆出的捏造病情、夸大筹款金额、隐瞒实际家庭背景、善款未专款专用、炒作营销等“营销”公众爱心的欺骗行为足以说明，众筹募捐平台还存在审核监管不规范的问题，爱心并未用到实处。

那么这些众筹募捐平台应该承担责任吗？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负责人叶盈表示，“个人有选择求助平台的权利，对于现有的网络筹款平台而言，有义务对个人求助信息进行审核，并对举报采取相应措施。”也就是说，这些众筹募捐平台有风险提示义务，但是只有平台方明知求助者发布虚假信息骗捐，仍然允许该求助信息被传播的情况下，才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信息不实，由发起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可以看出，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相关法律处于模糊地带，并且由于运行机制的不成熟及信息的不对称性，要实现高效准确的审核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众筹募捐平台在流程设计和审核把控上做的是不够的，才给了那些道德水准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偷奸耍滑之人以生存的空间。 

因此，笔者认为，众筹平台必须切实履行起审核义务，强化各个环节的监管。一方面，可以逐步建立对公打款机制，也就是说要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监管。诸如假病历等事件其实是防不胜防，但可以抓紧资金使用这一关键环节，比如直接支付到医院，并要求医院提高发票等环节，确保专款专用。

另一方面，明确关键信息提示，重罚诈捐行为。这意味着平台要尽量完善申请流程，虽然网络平台不能对信息真实性负无限责任，但也应该确保发起人提供详细全面证明要件，强化“信息由个人负责”机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让发起人意识到责任边界及违规后果。

最后，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发挥社会监管功能。比如德云社演员众筹百万的事情就是信息公开之后公众监督的结果，再严格的平台审核制度都无法做到百分之百，最好的办法是强化资金管理及信息公开。捐赠者的知情权要充分保障，包括设置好“后悔权”，即当筹款人信息不真实时，保留追溯的权利。

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公众的爱心资源也不能被无限制的透支，虽然网络众筹让爱心有了更多出处，但并没有让爱有放心的归途。由于网络众筹募捐平台一些缺陷而导致的道德缺失的欺诈行为，将严重透支人们对众筹平台的信任，最终损害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因此，网络众捐平台的成长还需要在完善法、加强监管、优化平台上多下功夫，才能真正肃清行业乱象，才能让这个爱心平台真正惠及最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作者盘和林，知名经济学者，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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