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烧烤店里，多名男子集体殴打妇女事件让全社会震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共场所里，施暴者无所顾忌地、持续不断地对妇女施暴，在女性已然倒地，毫无反抗能力之后，仍然在施暴：扇耳光，脚踹，拉头发拖行，用椅子打砸……隔着屏幕就能感到那种满满的残忍和绝望。
目前，据唐山警方的最新通报，已经有5个涉案人员落网，警方已赴外省对其他4人实施抓捕，等待行凶者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在法律之外，我想谈一个心理问题：施暴者为何不知羞耻？
施暴者明明知道这是在公共场所，是在众人的审视之下，也知道是在监控探头之下，对于毫无抵抗能力的女性持续施暴，却毫不知羞耻，这为什么？
一般认为，羞耻政治会催生一种自我监督（self-surveillance）机制。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通过自我批评产生内疚和忏悔，来纠正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文化中，羞耻感远比罪恶感强烈。“羞”，主要是对于主观的羞耻感的一种个人的不安，“耻”，这种情感具有道德的、政治、公共的属性，因此更加贴近外部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羞愧的观念与“脸面”也是一致的。脸面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在道德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道德的性别双重标准，羞耻政治（the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所谓什么是“羞”，什么是“耻”的伦理道德，对于男女来说对应不一样的要求。羞耻这种情感，主要是针对各种过失的社会惩罚的内在化形式。这些社会惩罚通常包含了一种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同时还意味着自觉的自我评价。
但是，在父权文化体系保护下，性别暴力很难让施暴者产生忏悔，甚至会让施暴者产生“男性气概”的自我满足感。这就是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人在施暴了自己的女友、妻子之后，还在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够爷们”的原因。从心理机制上说，施暴者可能想通过公然的对女性施暴，让周遭的人觉得自己“够爷们”，而这种对女性施暴的心理动机，又是和涉黑恶犯罪“镇得住场子”的心理需求高度契合。
好莱坞的商业片就喜好描绘刻板的“男性阳性气质”，女性在电影中，往往是等待被救赎者的被动形象。将男女权力关系和两性差异作为叙事电影再现的效果，也就是阴柔气质和阳刚气质的建构过程，女性成了男人用来实现“荣誉”与“英雄主义”的工具，这又挑唆了更多唐山那样的行凶者去主动骚扰女性。
而在性别暴力中的女性体验，则往往会因为文化原因产生羞耻感。羞耻这种情感，主要是针对各种过失的社会惩罚的内在化形式实施的，比如，很多妻子羞于承认自己被家暴，因为这种述说在具体的小圈子，可能带来的不是同情，而是社会更严厉的惩罚。
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场景，在性别暴力当中，施暴者往往沾沾自喜，到处夸耀，被害人则羞于启齿。男性权威和一套的厌女症体系，制造了很多刻板印象，对女性权利进行诋毁，也给强奸和性骚扰等针对女性的暴力提供“宽容”的场所。
当然，审视这种基于父权文化的性别暴力，不是要向矛头引向男性、引向性别对立。相反， 消除对女性的暴力，需要更多的男性的参与。约克大学的博士生候选人Pamela Clark在《男性可以支持女性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里提出：“请充分利用自己的男性身份制止性别歧视。”“请不要做性别歧视的线上旁观者”。昨天，还有男性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作为一个体型不算小的男性，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安全感，在女性的视角却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在畸形的男权意识下，施暴者无需道德自律，或者产生内疚（guilty），这恐怕就是无论是家暴还是性侵者，会重复施暴的原因之一。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曾在访谈中说：“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也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改变的前提之一就是质问：施暴者，你为何不知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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