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申诉

“我妈走的时候，就比我现在大一岁。”李春兰红着眼说。她今年44岁，未婚。

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孩，为了考大学复读了两年。亲戚们劝李锦莲不要让她读书了，考上大学也是要嫁人的。但李锦莲不愿孩子跟他一样，“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读书，没钱我想办法。”

复读第二年，考的学校还是不理想。刚好一个堂舅从厦门回来，让李春兰跟他去厦门打工，说那边刚开放，好挣钱。家里不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父母会很辛苦，李春兰决定先出去打工，挣够学费再回来考大学。

1997年夏天，她进了厦门一家需高中学历的布厂，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很高，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她计划干两年，就能挣够学费了；哪怕继续在厂里干，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她的很多工友后来都自己开厂了。

1998年11月3日，李春兰接到叔叔去县城打来的电话，听闻两个噩耗，立马丢下工作直奔车站。4日上午到家，远远看见小弟，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披麻戴孝站在家门口，懵懂无措的样子，那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画面。母亲躺在棺材里，衣服已换了，仍渗染了血。而年幼的小弟不懂什么叫“死了”，还跟她撒娇要吃的。

她原本也是个会跟父母撒娇的孩子，从小家里家外什么事都不用她管，父母一心让她读书，衣服也是母亲帮她洗。但突然之间，发生了两个这么大的变故，那段时间，她感觉天就像塌了。

母亲下葬当晚，李春兰到山上找父亲，四处喊他。李锦莲听到女儿的声音，从高处走下来，他的解放鞋磨烂了，脚底被尖树杈刺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浑身又脏又湿。他一看见女儿就哭，半天说不出话来，“很委屈很委屈的表情，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

在李春兰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往后每年到了十月份，她都忍不住想，那二十多天父亲在山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李春兰望着母亲的遗像喃喃自语，最终掩面哭泣。

二十出头的李春兰什么都不懂，东碰西碰，律师还是表哥帮她找的。朱中道接下这个案子后，第一时间邀请了老同学章一鹏共同代理。

1997年，章一鹏从公诉处处长任上退休，李锦莲案的公诉机关正是他此前供职的吉安地区检察院。

两位老律师在村里调查了几天，写成书面意见，交给市里县里几个相关部门，希望能引起重视，查清此案。

1999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5月23日，省高院二审驳回李锦莲上诉，维持原判。

从上诉到二审，中间过了10个月，不过总算是有答复。而申诉没有期限。李春兰不知道，那会是如此漫长的一条路。

2000年8月初，李春兰带着小弟去北京申诉，住在地下招待所一个月，凡是她所知里有可能会管父亲案子的地方，都去了。弟弟天天跟着她跑，跑到两脚起泡，累了会闹脾气，李春兰就哄他，歇一下，再继续走。

有次距离目的地只有一站，她为了省一块钱走路过去，但没想到北京的一个站那么远，她顶着烈日感觉走了很久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头。这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时常会浮现于她疲惫不堪的心上。

二审之后，家里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基本花光了，她开始到南昌打工，方便探监和到省高院申诉。每攒一点钱就到北京申诉，这些年去了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大多时候得到的回应最多是让她把材料放下，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有的地方连材料都交不上去。

每次出门，她都会自带萝卜干，再买盒米饭或一个馒头，一顿就解决了。没钱住宾馆时，她会在火车站过夜，或者在人多的大街上溜达。有一次，她在北京把钱花光了，没钱买两百块的火车票，不得不逃票回家，提心吊胆十几个小时，躲在厕所里。

因经常旷工，她换工很频繁，最长的干了不到一年。有次她出门办事，没及时赶回来，老板当着别人的面骂她，骂得很难听，她低着头不吭声，不作任何解释，一回宿舍就哭了，好像长久积压的委屈一下涌了出来。

李春兰说自己从不跟人说申诉的事，包括亲戚。她曾跟亲戚借钱，没借到，便再没开过口。她向同学朋友几百几千地借，最少借过一百，至今欠了几十万没还上，有时也会被催。

此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供小弟上大学。

李春兰说，奶奶去世后，每次回家到处都是灰尘，大部分房间破得不能住人，她和弟弟就睡在二楼这个储藏室里，当年用于存放小吃、零食，他们三姐弟小时候最喜欢在这里玩。

李春兰说，以前奶奶每年生日，母亲都会记得，早上煮两个蛋给她吃。母亲死了之后，每逢生日，奶奶就会哭。奶奶经常哭，老是问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她总是说快了。

其实她心里也没底，但她从没想过放弃。每次见面，她能深刻感受到父亲的痛苦和渴望，“看着他，即使想放下，也放不下”。

申诉是李锦莲在狱中的精神支柱。狱友取笑他：“（如果）你是冤枉的，我们这里都是冤枉的。”他基本不跟狱友交往，有些人犯的罪很重，强奸杀人等等，他看不起他们。

12个人的牢房，鼾声此起彼伏，李锦莲总是失眠，躺在床上，睁眼闭眼都在想事。有时看到月光照进来，会对着月亮祈祷，为家里，也为自己。

李锦莲在狱中服刑，李春兰则在监外“服刑”。十九年来，她几乎天天在想案子，想办法，想突破口，常常想到失眠，连做梦都是案子。她花了无数时间学习法律知识、研究卷宗，几千页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哪些内容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她一下能找到。

别人劝她结婚，她总说等案子解决后再考虑。出事之前，她有不少追求者，有位同学还跟去了厦门向她表白，对方父母对她也很满意，出事之后，他父母就不同意了。他不死心，给她写了很多信，她没回，他又找到家里来询问她的地址，她没给。姑父说你怎么这么傻。过了两年，她听到他结婚的消息，终于彻底放下了。

打工这些年，也有人追求她，她都拒绝了。她的心里只剩下案子和家人，甚至做好了一辈子不结婚为父申诉的打算。

李锦莲看着破败的家垂头丧气。

真正痛苦的是案子没有进展。

这些年他们至少申诉了300次。2002年，省高院驳回申诉。申诉驳回还算有个说法，而更多的是石沉大海。

2003年，最高检将李锦莲申诉一案转交江西省检察院复查，省检察院的人曾对李锦莲说：“你这个案子好一点，应该很快会有个结果。”前后复查一年多，等来的结果是“不抗诉”。

2005年，最高法决定调卷审查，后指令江西省高院立案再审。之后又等了六年。

2011年，省高院第一次再审开庭。检方指出，本案“存在瑕疵”，证据不足并存在矛盾，唯一能证明李锦莲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他本人的有罪供述，且不排除刑讯逼供。同年11月，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维持原判。

那次再审，狱警还让李锦莲收拾好东西，说不会再回来了。他把申诉材料、法律书籍、报纸，装了一个大布袋，带去法庭交给女儿。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狱警干部怕李锦莲想不开，不敢把判决书拿给他看，特地安排了一个小房间让李春兰姐弟与他见面，劝了一上午。李锦莲完全崩溃了，哭着反复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而李春兰说自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绝望的人，她是父亲唯一的依靠，她不能被击倒。她一直劝慰父亲还有机会，“我们还要申诉，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2010年之前，李锦莲坚持不申请减刑，拒绝写报告。后来狱警瞒着他打申请报告，减了四次刑。如果这次没改判，明年他应该能刑满释放了。他曾打算出狱后不回家，直接去北京申诉。

李春兰也是同样的打算。她这么多年的坚持，目的不只是让父亲回家，更是想让父亲“清白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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