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生活

2015年，为此案奔走呼号十余年的朱中道因病去世。章一鹏说，李锦莲案不平反，他死不瞑目。但改判之后，他内心仍不得平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冤案？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冤案，会花这么长时间来纠正？”

李锦莲父女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了，来得太慢了。”

李锦莲家屋前的田目前尚未要回来。

二十年沧海桑田，出狱后的李锦莲需要面对的是几乎陌生的世界，很多地方、故人他都不记得了，一个人出门会迷路。李春兰说，父亲最难适应的是无家可归，东歇一下西歇一下，来来回回换过几个地方，总归是寄人篱下。

李锦莲说，在狱中除了子女和母亲，没有人来看过他，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来。刚回来时，他宁愿住宾馆，也不想回村里见他们。

李春兰说，如果不是过世的家人葬在村里，她一辈子都不想回去，那是个伤心的地方。她觉得自己家破人亡，跟当年作假证的村民也有关系。

但李锦莲还是想回村里住，想要回被邻居占了的田地。他过去在山上种的茶籽、板栗等，多被村民采摘。他现在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很难像以前一样劳动。

李锦莲望着弟弟的房子感慨，如果没入狱，现在的自己肯定跟他们一样，拥有漂亮的房子，过着无忧的生活。

“他现在也没有朋友，这么大年纪了，重新建立一个朋友群很难。我也希望给我爸找个老伴，有个人说话心情会好一点，主要得从阴影里走出来。”李春兰说。

6月1日，从法庭无罪释放后，李锦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扔掉那件印着“4317”编号的囚服。只是心里的“囚服”，他还扔不掉。

刚出来那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在狱中瘦了30斤，落下了肠胃炎和胆囊炎，吃得稍好一些就拉肚子。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很快会醒来。

他心里还有太多事放不下。住房，赔偿，妻子的死因，三个孩子的未来，还有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道歉。

目前，李锦莲与省高院关于赔偿金额协商了三次，尚未达成一致。

申请的4140万元国家赔偿中，其中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是李锦莲提的。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两个亿”也无法弥补。

恰恰是那些无法弥补的最折磨他。

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的母亲，事发时七十多岁，正是要尽孝的时候。2002年，老母亲驼着背到南昌监狱看他，桌上摆着饭菜，谁都没吃，哭了两个小时。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母亲去世，李锦莲儿女们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出狱那天，他才得知母亲已去世多年，跪在坟前，哭得喘不过气。

李锦莲在母亲坟前哭诉。

大儿子结婚他不知道，本该由他操办，却“一点忙没帮上”，没摆酒，也没给彩礼。儿媳娘家至今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大儿子曾带妻子和孩子来看他，当时孙子一两岁，隔着玻璃打电话说：“爷爷爷爷，快回来，带我去北京。”他嘴上应着“好好”，心里却更苦涩。孙子现在五六岁了，没见过第二面。

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李华，七岁没爹没娘，像孤儿一样长大，一个本来聪明调皮的孩子，变得内向封闭，沉默寡言。案发后李华曾被带去乡政府问话两天，后来李春兰不在家，也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怕得躲在河边草丛中，天黑了才敢回家。

女儿更不必说，为了他放弃前程，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至今还单身一人。“我就希望这个女儿，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女儿了。”

出狱后的李锦莲仍无法摆脱痛苦。

李春兰说，小弟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她一个人去开的，坐在教室里，她是最年轻的家长。

她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四十多了，生育风险大，还不一定能怀上。这些年她不曾好好对待过自己的身体，体重从没超过100斤。

她害怕与同龄人来往，怕徒增伤心。7月下旬，她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这是她二十年来第二次参加同学聚会，第一次也是在改判后。在饭桌上，大伙儿互相敬酒、七嘴八舌的时候，李春兰都是全场最安静的人，或低头吃菜，或默默看着，偶尔露出的笑容也显得拘谨。

同学夸她以前优秀又漂亮，是“校花”，她听了更加难过。出事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没有心思打扮自己，现在还在穿当年的校服和厂服。因常年在外跑，怕热怕晒，她买了三件长袖的白衬衫，轮着穿，配黑色长裤，被人说没有女人味。

她不会用微信，不懂智能手机，一直用老式机，很多字打不出来。因为手汗多，她习惯用透明塑料袋把手机包起来，放进另一个装材料、换洗衣服等随身物品的塑料袋里。她没买过包，走到哪儿都抱着那个塑料袋。

李春兰在夏天的常规打扮，以及那个一直被她抱在手里的塑料袋。

她目前没有工作，仍需借钱度日。她希望尽早结束所有的事情，也许她就能放下包袱，认真生活。为自己而活。

她时常想起，当年去厦门打工时，把高中书本也带了过去，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曾经每一刻都在朝着大学梦、朝着更好的人生努力。

原标题：1998，被冤案改写的三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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