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王平叔 （1922年摄于北平）

《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书影

近日，西南师大出版社推出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这些写于1922-1940年间已经泛黄的旧式书信，让一位重庆先贤王平叔的形象浮出水面，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人物如张澜、陈铭枢、白崇禧等，都和他有过交集。

出生于原巴县姜家场的王平叔，是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最早的贴身大弟子，参加过北伐，也是川渝五四运动和乡村教育的先驱人物，曾创办北碚勉仁中学，1940年42岁病逝并葬于校园中。

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其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还原这位“知行合一”的重庆大儒和一代乡贤的文化形象，填补重庆城市文化史的一段空白。

一堆信

“外公这堆信，老火惨了，繁体字，堆头大，又是毛笔字，很多都花了。还有涉及当时的人物和历史，艰巨浩繁，他哪里晓得我这个不肖子孙，才疏学浅嘛！”在王平叔的外孙、重庆晨报专栏记者李炼先生看来，整理书信、老照片并吐槽叫苦，是他走近外公撒娇的唯一路径。他说，“我1962年出生，外公已经走了22年。小时候，因为外公是民国人士，家中的大人，很少提起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才第一次看到外公的样子——从梁漱溟寄给大舅王治和的老相片上，“有一张外公的照片，可能是1923年在北京拍的，大舅加印了很多给我们，我才算‘见到’了外公，他当时大约24岁。”

梁漱溟去世16年后，2004年初，其长子梁培宽在编注《梁漱溟全集》，给李家寄来一个无比珍贵的包裹。“里面是外公写给梁漱溟等人的几十封信，是原件，时间是1922年到1940年。梁漱溟生前就委托我大舅转交重庆图书馆永久保存。在转交图书馆之前，我把信件全部翻拍了，以作纪念。”

2008年，李炼在北碚举办的一次梁漱溟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家大公子梁培宽、二公子梁培恕。“他们给我讲了外公的好多故事，还嘱咐我好好研究一下外公写给梁漱溟的那批信件。两位先生回到北京后，又给我寄来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和梁培恕撰写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2014年秋天，我开始梳理外公这批书信，两年之间，与舅舅王治森和表哥王家伟反复讨论，共同修改，几易其稿。培宽先生写的《关于王维彻先生早年所写的一批书信》及《王维彻先生书信目录》，就成了我的指路明灯，2015年春天，已经九十高龄的培宽先生，又专门为本书写了序言。”

辞职信

28封书信头两封非常有趣，第一封是辞职信，第二封是求职信。收信人一个是张澜，一个是梁漱溟，都是近代史上的大人物。

王平叔大名王维徹，字平叔，1898“戊戌变法”那年生在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姜家场，父亲靠抬滑竿养家，后来做一点小买卖。1919年21岁时恰逢“五四”爆发，王平叔已在成都高等师范读大学，非常活跃，曾任四川省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的主编，写了许多时评。1921年春，王平叔在张澜任校长的南充中学教国文，仍然像大学时一样活跃。

张澜字表方（现南充建华职中门前那条街叫表方街），前清秀才出身，曾留学日本，曾任四川省省长，民盟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06年他留日回国在顺庆府中学堂任监督（校长）；1920年他创办南充中学（即现在南充河对门鹤鸣山麓的白塔中学）。

但王平叔和张澜是同事关系，所以这封写于1922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下半夜三时”的辞职信，行文无“礼”而生猛：“一向来生活烦闷，达于极点！何以至此？其中详情，值此仓忙中，万难毕述。撮要言之，即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兼之家庭境况，逼我过甚，此皆造成我烦闷生活之紧要原因也。四月九日，曾在白塔附近，持刀自杀，为秀熟、柬之所救得免。自是以来，稍能领得人生兴趣。然心境一日万变，仍无定向。”

校长张澜可能也吃惊：平时看上去白面文静的王老师，居然“持刀自杀”！李炼说：“其实张澜不晓得，我外公自杀不止一回，前前后后搞过三回，都遭同事夺刀救下。‘五四’一代的愤青血啊，‘五四’把他们旧的偶像除脱了，但新的信仰又没有找到，外公的‘烦闷’，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都有的。”

夺刀的同事和同学张秀熟，1926年入党的四川老革命，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他当时救了王平叔的命，而张澜想留住王平叔的人。南充乡邦文献有记载：张澜对王平叔“再三挽留都未能使其听从”，此人非但不从，其辞职信末尾更提出估吃霸赊的无理要求：“徹此行路费一钱莫有，徹有书籍数十百种，学校都要得着，可值百圆上下，我只以五十圆出售，半赠半卖，不知学校能买否？今我在重庆寄存之图书，悉行卖去，又可得四五十圆，如此则路费强勉可用至北京，先生可为主张否？”

李炼说：“你看我外公，24岁的天棒崽儿，真是又天真又可爱又可笑，自己要辞职，‘去志急切，未能面辞，诸祈原恕’，连老板的面都不敢见，还非要老板买下他的书籍，以解决‘路费一钱莫有’的窘境。”

张澜从没有呢？王平叔在写给“新老板”梁漱溟的“求职信”里透露：“此事后来竟如此办去，所有书籍皆由学校收买。”

求职信

王平叔从“上家”张表方那里走得如此决绝，如此“抠门”，是不是“下家”梁漱溟那边已经搞定了呢？实际上，他和梁漱溟素不相识，1922年6月的一天，在重庆开往汉口的客船上，他才给梁先生写第一封信：

“我这次从交通极不便利的四川出来，经过将近万里的路程，一点别的意思没有，只是敬慕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特将我现在的一切生活丢开，来与先生同处，为亲炙的弟子。藉先生的人格精神，把我现在打算要走的生活路向，及所欲持的生活态度，重习陶铸，使他有个确定的把握。这就是我此行排万难而不顾的意思，不知先生能够允许我这样不？我现在决意，真正的决意要走的生活路向，及决意要抱的生活态度，与先生全同。”

外公如此生猛，都是梁漱溟一本“武林秘籍”惹出来的，这本“秘籍”，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1920年时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1921年出版，就在王平叔这一代寻找新偶像的苦闷青年中风靡一时。在“求职信”中，王平叔谈到梁氏“秘籍”对他的影响：“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我已详细看过三次，于我生活上的救济，实在很大，我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日者，全赖此耳。”李炼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先生的这本书，不但救了我外公的心，也救了他的身，成为他人生迷途中的指路明灯。”

当时北大和“五四”都是全盘西化的天下，梁漱溟偏偏顶风作案，盘点中、西、印三路文化之优劣，鼓吹“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强调传统和民族本位。他还在“秘籍”第3版（1922年商务版）的《我的告白二》中打了一个响片，广招门生：“凡我所知所能都愿贡献给人，如来共学，我即尽力帮忙；不拘程度年岁，亦不分科目，不订年限；大家对我自由纳费，不规定数目，即不纳亦无不可；先以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我寓所为通信处，如果人渐多再另觅讲习集会地方。”

现在我们清楚了，外公先辞后就，并非鲁莽之辈，而是“下家”梁先生早就白纸黑字，明文相招，而他也一意孤行，认定梁先生，有钱帮个钱场，无钱帮个人场，一头扎向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梁氏门下。欲知梁先生收不收他，我们下周再说。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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