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7日，红岩医疗队成立。

2003年，原第324医院野战医疗所成员赴京抗非。

2008年，原第324医院野战医疗所队员徒步进入北川抗震救灾。    通讯员 罗杨 冉春燕

2018年9月，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转隶陆军军医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958医院。11月27日，新成立的958医院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成立“红岩医疗队”，这是958医院的军医们送给刚刚诞生的958医院的礼物，“以‘红岩’为名，是因为传承红岩精神，也是希望这支医疗队更多地为老百姓服务。”

红岩医疗队的队员大多来自于原第324医院野战医疗所。几十年来，野战医疗所一次次承担起在重庆、在中国、在国际上维护生命尊严的任务。

井喷中的开县

“可能有去无回 但我们必须去”

65岁的崔建新已经退休。退休前，她是原第324医院的副院长。

当军医几十年，很多任务，崔建新已经记不清细节，但十几年前的一次任务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那一次任务，是她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

2003年12月23日，开县（今开州区）高桥镇罗家寨发生特大井喷事故，富含硫化氢的天然气猛烈喷射30多米高，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向四周弥漫，附近的4个乡镇数万居民受灾。

12月25日晚，刚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的崔建新接到警备区电话，“开县井喷灾害还在继续，伤情严重，抽组医疗队紧急支援！”崔建新一边了解灾情，一边迅速抽调野战医疗所的精英力量。当晚11点，23名成员集结完毕，连夜向开县开拔。

集合后，崔建新简单讲述了开县井喷的情况，“我们要去的地方离井喷点不到100米，随时可能爆炸。”崔建新看着自己的队员，顿了顿，“可能有去无回，但我们是军人，我们必须去。”

队员们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和家里联系说明情况，随后出发。忙上忙下的崔建新没有时间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哪里，害怕手术伤口因长时间颠簸开裂，她悄悄在腰上缠上了3层纱布。

12月26日凌晨两点左右，医疗队出发前往开县事故发生地。从开县县城到事发地的上山道路狭窄弯曲，一边还是悬崖，医疗队的车队走走停停，行进很慢。

车队旁都是从山上撤下来的受灾群众和抢险车辆，“火还凶，受伤的多得很！”有下撤的人在讨论，这让队员们更加心焦，“井喷后，空气中有害气体多，不及时救治，伤员情况恶化会很快。”

经过12小时的插图跋涉，医疗队终于到达了井喷现场。这里的空气中，天然气的浓度很高，不到100米外，熊熊的火焰还在燃烧，“脸上能感受到灼热的气息在流动。”

在这个离井喷点最近的地方，崔建新带着医疗队开始对附近的居民点、办公点一一排查。有的伤员年龄太大，宁死不上救护车，队员们只能一边救护，一边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持续吸入有害气体，有的队员开始呕吐，崔建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只能硬起心肠，催促着队员们迅速调整，不能休息，“那会儿也没有水喝，也没吃东西，我心里着急，但知道只能硬抗。”

崔建新随着救护车一趟趟护送伤员下山，下山的路车多路陡，坐在车上，看着身边的悬崖，崔建新说不出地害怕，“能怎么办呢？害怕也不能撤，这是命令！”

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崔建新才带着医疗队撤离，成为除压井人员之外，最后一批下撤的抢险人员。

非典中的小汤山

“去之前只在论文中认识过‘SARS’”

2003年12月，50岁的崔建新带队去了开县。那时，原第324医院野战医疗所的“小年轻”揭晓明才从北京回来半年。那一年，揭晓明33岁，是一名传染科医生，去北京，是因为一个让全世界都闻风丧胆的词——非典。

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成为至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随后的四个月，非典病毒迅速扩散，中国香港、广东、山西陆续发现疫情。

根据统计，截至2003年4月29日，北京确诊非典患者超过千例，疫情严重。4月底，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正式成立，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医务人员前往小汤山。324医院野战医疗所接到了任务，几天后，揭晓明所在的医疗小组坐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

接到任务之前，非典对于揭晓明来说，只是出现在论文、新闻中的词汇，他没有见过病人，也没有亲自研究过病毒本身，“但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每天都会关注相关的进展。”

来到小汤山，揭晓明进入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超强度的工作，作为军医的揭晓明已经习惯，但高度紧张心理和高压的环境，却是揭晓明第一次体会。“当时，重庆本地的传染病防疫措施还很一般，可能接触肺结核病人就带个一般的棉纱口罩就去了。”但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医生们必须全副武装。

医院里狭长的走廊让人感觉到压抑，隔离区内设22个病区，每个病区又分为医护人员的工作区和病房。医护人员和病人分别使用不同的通道，防止交叉感染，医护人员向病房传递物品都要通过走廊与病房之间的双门密闭传递窗，如果病房里需要什么物品，外面的人先是给值班护士，再由护士传送到病房里。”

查房的近一个小时里，医生们需要穿着3层防护服，头戴护目镜，全身不能有一点外露，“当时，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虽然有空调，但不一会儿全身就湿透了。”揭晓明还记得，穿着防护服，他能听见自己每一声沉重的呼吸，护眼的防护镜上，有时会有一层薄薄的雾气。

长时间不见天日，很多病人开始烦躁，但作为医生，揭晓明没有时间烦躁，大多数时候，他坐在自己全封闭的工作间里，查看着病人们的各类数据，“这个病死亡率不算特别高，但病情变化迅速。”每天，医生们会给病人量四次体温，查看病人体温数据是最为紧张的时刻，“比高考查分还紧张。”因为体温出现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代表着病人病情的恶化，病情严重的病人要第一时间转到重症区。

2003年6月20日上午，最后18名病人痊愈出院，标志着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救治非典患者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

揭晓明在小汤山生活了不到两个月。这期间，除了工作，揭晓明只见过小汤山医院自己宿舍和办公室外的景色，但年轻的他却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

埃博拉侵袭的利比里亚

“只有中国医生才能救我的命”

2015年，在利比里亚抗埃的蔡颖。

12月4日下午，揭晓明回忆着自己在小汤山经历的点点滴滴。坐在一旁的传染科主任蔡颖打趣，“你厉害，你是野战医疗所的老资格！”揭晓明看着她笑道，“没有你厉害，你还去维和过。”

原第324医院野战医疗所成立的数十年间，前后加起来有上千名军医在其中执行过任务。

2010年后，中国军医越来越多地执行起国际任务。2015年，揭晓明就和蔡颖一起，前往非洲利比里亚进行抗击埃博拉的援助。埃博拉传染性极强，死亡率高达90％以上，极难控制。

出发前，蔡颖剪去了多年的长发，“给自己一种仪式感吧。”2015年1月19日，蔡颖跟随医疗队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宿舍就是体育馆的各个办公室，医院是在体育馆空地上搭建的板房。”

蔡颖被安排在治疗区工作，整个治疗区11名医师，只有两名女医师。这是最危险的部门，每天都要和已经确诊的埃博拉患者打交道，直接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传染源。

2月14日，情人节傍晚，蔡颖和同事接到了特殊的情人节礼物——救治确诊病人Muluba，她不仅感染埃博拉而且还患有糖尿病，治疗难度很大。经过精心治疗，Muluba病情逐渐恢复,当被告知痊愈出院时，她在病房里兴奋得跳起了舞蹈。

另一位重症埃博拉病人Karwayu让蔡颖印象更加深刻。他是一名外科医生，给一名埃博拉患者缝合伤口后出现高热、呕吐、腹泻症状。按照规定，他应该在当地医疗中心治疗，但他坚决要求去中国医疗队治疗，说“只有中国医生才能救我的命。”

回到国内，蔡颖时不时会回想起那段没有硝烟的战斗经历。作为传染专业军医，感觉一切既紧张平凡又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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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红岩” 为身边的老百姓 多做些事儿

几个月前，医院门口的标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九五八医院”，对于整个医院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时，大家希望给新的医院一个“礼物”，组建一支为民服务医疗队的想法逐渐成型。

“过去，我们大部分医疗任务都是战备任务。以后，我们希望能为驻地的普通百姓多做些事儿，用另一种方式练兵备战。”

很快，医院的医护人员陆续前来报名，报名太过火热，第958医院进行了筛选，大部分被编入过野战医疗所的医生成了医疗队的队员。

医疗队要成立了，叫个什么名字呢？此时，离11.27纪念日很近了，有医生提建议，“要不然用‘红岩’吧，和重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爱国奉献的红岩精神，不正是军人需要的吗！”最终，就在11月27日，“红岩医疗队”成立了。

蔡颖、揭晓明和同事们又有了新的身份。但对他们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里面穿的是绿军装，军人就是保卫人民；外面穿的是白大褂，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职。”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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