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消息，消费主义浪潮袭来，七夕早已经被定位为“中国情人节”，以牛郎织女的一期一会象征人间情侣的恩爱和睦。实际上，把七夕看做“情人节”是当代人大开脑洞的结果，因为从先秦到清代，七夕的核心都不是爱情，而是乞巧。女孩子们在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洒扫庭除、摆上几案、放置蔬果，祈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所以七夕又名女节、女儿节和乞巧节。

根据民俗文化专家侯杰、秦方的考证，直到明清时期，七夕依然是民间的重要节日，在全国各地都有庆祝的风俗。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曹雪芹对元宵、中秋、重阳等节日均着墨颇多，而颇有“女儿崇拜”精神的他却偏偏对七夕并不上心，甚至全书未出现对七夕节的正面描写。其中原因何在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不妨回顾一下《红楼梦》中涉及到七夕的几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十八回、第三十一回、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第七十六回和第七十八回。

在第十八回中，元春封妃后回家省亲，此时正值元宵佳节，元妃点了自年少时便喜欢的《乞巧》这出戏。《乞巧》出自清初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讲述了唐玄宗与杨玉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盟誓。根据脂砚斋批注，此处乃是以杨贵妃之死“伏元妃之死”。

元春省亲

在四十二回中，刘姥姥为生于七夕的凤姐女儿起名为“巧哥儿”，是全书唯一一次明确点出七夕时令。此外的几处描写，曹雪芹都是在酒令、对诗、悼词中嵌入牛郎织女传说，并无直接着笔，都是点到为止的侧面描写。比如，薛姨妈行酒令“织女牛郎会七夕”；黛玉与湘云对诗时说“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宝玉以《芙蓉女儿诔》祭奠晴雯——“楼空鳷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

通过这些诗文悼词，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对七夕并非不熟悉，而是不愿写。至于为何不愿写，根据学者考证和《红楼梦》原文，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七在古代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七夕乃是“双七”，世家大族故而有所忌讳。在《红楼梦》中，凤姐的女儿生于七月七日，凤姐特意请来贫苦出身的刘姥姥帮忙起名，理由是女儿“养的日子不好”、时常生病，想借贫苦人“压一压”。刘姥姥便给孩子起名为“巧哥儿”，用这种“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保佑她逢凶化吉、长命百岁。由此可见，在《红楼梦》的语境中，七夕并不是个好日子，也间接表明了曹雪芹对这一节日的态度。

刘姥姥给凤姐女儿起名

根据北京大学民间文学教授陈连山的研究，古代正月初七是人日节，是上天创造人类的日子。《淮南子》中也曾记载：“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从子到午、从午到子都是七天。阳气代表生，阴气代表死，所以“七”不仅跟生有关，也跟死有关。不少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为亡者“做七”的习俗——从死者过世之日开始算起，从“头七”到“七七”共四十九天，完成祭奠后亡者才能入土为安，再次印证了“七”是生死之数。所以，贾府等名门望族不庆祝七夕也是情理之中。

除了对数字“七”的忌讳， 牛郎织女的故事本身也是个聚少离多的爱情悲剧。《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标题中出现了“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双星”指的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虽然红学家们对标题的内涵尚无定论，但基本倾向于认为它预示了史湘云的不幸命运，即与心爱之人分隔两地，不能白头偕老。曹雪芹或许似宝玉一般，也怀揣着姐妹们永远同住大观园的希冀。因此，透过七夕，他看到的不是“金粉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相聚之欢，而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分离之苦。七夕背后的悲剧意蕴可能也是曹雪芹不愿着意于此日的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两条原因，曹雪芹本人对“乞巧”的民间习俗可能不太感冒。陈连山指出，七夕是乞巧的节日，所谓“乞巧”，就是妇女为完成自己的社会分工，而祈求心灵手巧、增益“妇功”（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这正是曹雪芹所反对的。史料显示，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七夕风俗包括参拜织女星、月下穿针取巧等等，主要目的都是祈求灵巧，请织女保佑自己成为宜室宜家的贤惠女子，能够更好地配合丈夫完成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这种祭拜背后，是“三从四德”的逻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约，与曹雪芹笔下锦心绣口、提笔成章的“女才子”们并不相符——这大概便是曹雪芹不愿写七夕的第三个原因了。

（原标题：《红楼梦》写元宵写中秋写重阳 为何偏偏不写七夕？）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