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图据新华社

于敏：核弹征程舞忠魂

（原文刊于2015年1月10日科技日报）

于敏（图据科技日报）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于敏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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