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档的院线片，吴京、章子怡主演的《攀登者》一上映就赢得了巨大的关注。除了阵容引人期待，它所讲述的那段背后的生死攀登故事，也成为不少影迷最期待的看点。

电影背后是人类登山史的一幅浮世绘长卷，国族与荣誉、伟大与奋斗，电影中的雪域冰晶折射出那个时代“登山”所背负的期望与重量。

《攀登者》剧照。

早在民国时期，也有人对喜马拉雅山感兴趣，不过是出于传统文人寄情山水、绘画写生的因素，并非现代意义的登山。1960年中国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事业几乎从零起步的，突破重重困境，培养出国内第一批职业登山运动员。而半个多世纪过去，在娱乐与消费不断发展的今天，“登山”这一行为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苦行式的攀登到时尚生活方式一般的体验，登山的历史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演变的？今天，我们就在电影之外，跟大家聊一聊登山在当下的种种象征与景观意味。

01

从苦行到“时尚”

通往珠峰之路  

珠穆朗玛峰是世上最难抵达的地方。

当人类征服了南极北极，穿越最大的沙漠，填满世界地图上的每一处空白，仍然没能登上珠峰——尘世距离天空最接近之处。

1852年一位英国探险家在喜马拉雅游荡，无意中到了珠峰山脚下，他赶紧回到印度殖民地的测量局，宣告自己发现了世界第一高峰，高达8839.917米。测量局的员工满脸狐疑，不相信地球上还有这么高的山峰。经过实地勘探、重新测绘，英国人确认这座山峰真实存在，而且海拔高度比探险家估量的还要更高，今天七岁孩子都能滚瓜烂熟地背出这个数字——8848米。

尽管珠穆朗玛峰的庐山真面目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半个世纪里，没有谁敢冒险攀爬。国民英雄、登山界的传奇人物乔治·马洛里，连续三次挑战珠峰，连续三次失败。乔治把高山当成终身的事业，他第一眼见到珠穆朗玛峰，将其描述为“梦境中最狂野的造物”。

纪录片《珠穆朗玛峰》剧照。

1924年英国人第三次出征，收到当地喇嘛不祥的预示：神会挖出登山者的心脏，用以祭献这座从未有凡人胆敢涉足的雪白山峰。厄运如期而至，马洛里不幸遇难，失去踪迹。失踪点跟珠峰顶峰相差仅仅244米，他距离成功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目睹山顶的风景了。

英国举国上下哀悼，登山界也因而志气受挫，直到三十年后，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瑞发起冲顶。1953年他与夏尔巴（尼泊尔的少数民族，以擅长登山闻名）向导顺利登上珠峰，安全返回，人类第一次把足迹留在世界之巅。

从1950、60年代，14 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已全部被人类征服。在世界登山史上，这段时间有个专有术语“喜马拉雅黄金时代”。1960年中国也加入竞赛行列，当年5月25日登山者成功抵达珠峰，但因证据不足，遭到西方登山界的质疑。十五年后中国队再次冲顶，并且留下视频证据，《攀登者》讲述的是中国人第二次登顶珠穆朗玛的事迹。

电影里有人问：“登山能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吗？” 

吴京饰演的主角回答：“几亿人民只能想着吃饭这点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呢？” 

《攀登者》剧照。

如果说彼时的攀登肩负者宏大的希望，而在今天的21世纪，登山则成为了一项时髦的生活方式运动。大家还记得今年5月的新闻吗？珠峰登山季出现交通堵塞的奇观。游客在海拔8000米的地带，排队等待登顶，仿佛故宫长城这样人满为患的旅游热点。300多人沿着路绳镶嵌在一起，一个紧挨一个，堵在通往珠峰山顶的路上。

在大众的设想中，喜马拉雅常年冷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登山者的脸庞被风雪刮过，饱经沧桑，他们的帐篷像原始部落那样简陋。但如今，如果你亲自来到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会发现这儿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帐篷里铺上了地毯，放着小书架，有24小时光伏充电板等各种电器。香蕉、橙子等新鲜水果按时供应，还能喝上手磨咖啡。如果你雇得起夏尔巴私人助手，他会为客户烧水、做饭、铺床、佩戴氧气瓶。

夜里游客们一起吃饭、泡脚、打牌斗地主，身上脏了可以淋浴洗澡。如果遇到有队员过生日，旅游向导还会提前准备生日蛋糕。珠峰大本营熙熙攘攘，房地产大亨、互联网CEO、时尚潮人兴冲冲地慕名而来，络绎不绝。登山队向导带领客户到达海拔8848米的高度后，用流程化的语气说“恭喜登顶，赶紧拍照。”

《人物》杂志报道今年的珠峰交通堵塞，在珠峰大本营有一位“网红”，这位姑娘长得很可爱，下巴尖尖的，每天化妆一个小时，戴着白色的帽子，帽子上还有两个可爱的动物耳朵，之前没什么攀登经验，这次也登顶了顶峰。

早在2003年，珠穆朗玛峰就被盯上，成为商业运营炒作的噱头。搜狐老板张朝阳为了推广旗下的彩信，跟队员上珠峰，并且全程彩信直播报道登山活动。他在海拔五六千米上网，遥控指挥公司的日常工作，他还忙里偷闲，在山上打了一小会网络游戏。登顶珠峰的大佬还有《新周刊》创始人孙冕、创业怪才史玉柱，以及万科总裁王石。珠峰热随之带动，新中产们对爬山趋之若鹜。

绒布寺是珠峰大本营附近，少有的能够提供游客住宿的地方，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一百年来，西藏僧侣在苦寒之地修行，看到如今热闹的景象，绒布寺僧人表示：现在爬喜马拉雅成了时尚，我有什么话可说呢？ 

02

登山本就是很“中产”的运动？

乔治·马洛里率英国队第三次出征珠峰之前，记者问：在经历前两次失败后，为何如此执着，还要去珠穆朗玛。马洛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说道：“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

而现在问人们“为什么要登山”，中产阶级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答案“为了净化心灵”，“为了挑战自己”。微信鸡汤号会以抒情的语气缓缓叙述，“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完全置身于钢筋水泥玻璃中，会迷失自己，何不去山上瞧瞧，到了山顶上头，你会发现世间的名不是真的，利不是真的，只有眼前的景色是真的。”

在消费主义的塑造下，登山成为一项高档的爱好。根据社会学名著《景观社会》的说法，在消费社会里，人的身份主要是通过消费来定义的。中产阶级早餐吃牛油果色拉、夜晚香薰瑜伽，拍照发朋友圈，塑造出“景观”。

舆论看待一个人，不是看他创造了什么，而是看他消费了什么。即便是身价上亿的富翁，因为兴趣爱好土鳖，也会遭到月薪六七千的网友嘲笑。

像马云那样，喜好打太极这种不够中产的运动，而且找来吴京，甄子丹，李连杰众多高手，拍个小电影，圆自己的武侠梦，结果成了笑料和表情包。《功守道》播出后，评论区都是“土豪有钱任性”“天下武功，为富不破”之类。

《功守道》剧照。

相反的，如果富豪像王石那样爱登山，或者像潘石屹那样爱跑马拉松，各家自媒体会换上恭敬的态度，写道《成功的商业人士，都高度自律》《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 

当爬珠峰的人日渐增多，中产阶级自觉维持身份，跟那些花钱靠夏尔巴人抬上山的土老板区分开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一个名为宋玉江的户外运动培训师，他说：“这些企业家来登山基本是两种想法，他们人生很成功，还想寻找另一方面的成功，从别的方面证明自己有实力。” 

据宋玉江的接触观察，新中产群体普遍有教养，素质高，登山前大多练过跑步、马拉松、铁人三项，身体能力强。他们在山上也守规矩，服从向导的指挥。而另外一些有钱人脾气大，颐指气使，登珠峰只是为了刷经历。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陈述登珠峰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对生命和死亡的一种感悟，“攀登关乎人性、自我、勇气和尊严”。除了登山外，王石还有另一项洋气的运动爱好一一赛艇。在剑桥访学期间，62岁的王石每天早上6点起床，参加赛艇集训。他还当选了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计划将来在中国100所大学，推广组建赛艇队。

某种程度上，王石登山恢复了古老的传统，因为近代登山运动本来就专属于中产阶级。西方登山运动起源于19世纪初，欧洲人在阿尔卑斯山区，逐步改良技术，使用钢锥、铁索、绳结等先进工具，形成了正规体系。

在此之前，人们出于宗教朝圣、或者隐居的理由登山，真正把登山当成专业的运动项目还是从1786 年算起，科学家、探险家索绪尔登上西欧最高峰——勃朗峰。1857 年，世界第一个国家性的登山组织，英国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这家俱乐部是不折不扣的中产俱乐部，首批成员281人，律师数目奇多，后来英国挑战珠峰的登山队，成员大多拥有牛剑背景。

在中产阶级的认知中，登山是郊游的一种扩展，只不过危险系数高了很多倍。索绪尔在阿尔卑斯之旅中携带红酒和丰盛的美食，到了山顶，开酒庆祝，结果香槟里的泡沫比正常更加多，喝起来非常呛口，这是因为海拔高的缘故。

瑞士山区原本人迹罕至，在英国登山者的带动下，成为旅游热点，学者西蒙·沙玛把这个现象称为“伦敦化Cocknification”。19世纪中期，阿尔卑斯俱乐部的主席莱斯利·斯蒂芬说：所有品质优良、见识博学的男人必然热爱群山。

在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理想的男性样板发生了转变。1813年《傲慢与偏见》主人公达西是一个慵懒，不沾俗务的翩翩佳公子。1847年《简·爱》主人公成了充满激情斗志的工业主罗切斯特。中国学者程魏做了一个比喻，达西是伦敦蝴蝶，罗切斯特是帝国鹰，《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背景，局限在德比郡乡村的一亩三分地，而《简·爱》的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它的多数人物来自海外殖民地（如罗切斯特、疯女人、梅森、简·爱的叔叔），要么即将去殖民地（如圣约翰），小说留下不少海外风俗、风物的痕迹。

《简·爱》电影剧照。

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扩张，冒险精神获得推崇。荣赫鹏远赴雪域，在喜马拉雅群山间攀爬；戴维·利文斯敦深入非洲腹地，在陌生的野蛮部落包围中幸存下来；罗伯特·斯各特与挪威人角逐首先到达南极点的荣誉，并且献出了生命，在旅程的最后时刻，他用僵冷的手指写道：“这里的冰天雪地比温暖舒适的卧室好上一千倍。”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散发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后来经济学家哈耶克移民入籍，特意尝试登山运动，阅读探险类书籍，就是为了深入理解“19世纪伦敦知识界的氛围”。那时，中产阶级呈现出阳刚强健的精神面貌，大众舆论中的理想男性应当能文能武、野心勃勃，登山既呈现了欣赏大自然的美学价值，又检验了体力和意志力。 

荣赫鹏及其同伴在亚洲有过探险旅程，从东北长白山游历到中亚帕米尔高原，途中一遇高山，便忍不住技痒要去试下身手。“英国人只要看到山就一定要爬到最高处”（荣赫鹏著作《大洲之心》)，不过在别人眼里，登山丝毫没有意义。

《珠峰史诗》

喜马拉雅山脉道路陡峭，每小时最大风力达到189千米，夜晚低温降到零下几十摄氏度。外人登山会产生高原反应：疲劳、恶心、头疼眩晕，这还是轻度症状，当爬到海拔超过7000英尺的地区，空气稀薄，大脑在失眠与嗜睡交替，脑部肿胀，肺部积水。19世纪不少登山家，豪情满志上高山，结果下了黄泉，就算最后安然无恙下山，这些人通常留下永久性的脑损伤。

所以夏尔巴等居住在高山的民族，虽然经常翻越大山，天然具备适应户外运动的体格，但他们没有发展出现代登山运动。西方人所渴望的征服世界之巅，在当地人看来，就是“闲了没事干，花钱找罪受”。

索绪尔为了登顶勃朗峰，在山脚下的村子张贴告示，悬赏重金求向导，一直没人响应。三年后才有一个医生揭下告示，陪同索绪尔登山。

乔治·马洛里率队第二次攀登珠峰，西藏喇嘛劝他们打道回府。队员解释在我们英国有一种拜山的宗教信仰，必须来礼拜世界最高峰，这个解释勉强说服了喇嘛。

03

登山与消费主义

登山能帮现代人找到“诗和远方”吗？

到1990年代后，登山逐渐转为由消费市场支撑。商业化运营带来了更完善的医疗与紧急救援体系，总体上仍然有风险存在，谁也不知道喜马拉雅山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雪崩。爬上珠峰之顶消耗大量体力，需要付出艰苦的代价。不过正因为登山有挑战性，中产阶级才会趋之若鹜，就像牛油果正因为不好吃，才获得中产阶级的青睐。

自媒体告诉你，优秀的人都在挑战自我，登顶山峰是一场修行，必须由内而外掌控自己，精神控制住肉体，在极致的艰苦中达到极致的愉悦。自媒体还会为新中产生活方式辩护，“不要用你的格局和眼界,去评判这个世界。一个人,看不惯的东西、人和事越多。这个人的境界也就越低,格局也就越小”。

电影《火战车》中的跑步镜头。

大众越是认为登山“花钱找罪受”，中产阶级越是认为登山超凡脱俗，在消费主义体系里，登山和健身、跑马拉松共同成为高档的运动项目。文章《中产的“跑步”新宗教:运动如何营造阶层属性?》揭露道：“这是中产阶级所惯于挪用的意识形态编码：文化区隔。怎么打篮球、踢足球不成为时下中产阶级的新宗教，而长跑、登山就能封神？相比于长跑、登山，篮球、足球显然没有足够的仪式性，长跑、登山则不同，仪式性十足，穿越终点，个个加冕。当然，这样的仪式性需要足够的物质支撑，掩藏在“重新认识自己”“长跑中孤独思考”之下的是什么呢？晒名贵跑鞋、晒iWatch计时器，晒你每小时收费三四百员的私人跑步教练。这当然是运动的阶级属性。”

登山的花费开销不亚于跑步，这项运动需要各类专业装备，仅氧气瓶就要3万元一瓶。2016年旅行社攀登珠峰的费用35万元左右，经过连年上涨，最新报价（2019年4月—5月）高达45.8万元/人。

旅行社的费用只包括食宿、登山的向导、运输、协作等等。个人的技术装备和服装还需要自备，高额费用侧面显示出客户的实力。攀登珠峰与其说是勇敢者的游戏，不如说是中产者的游戏。当一个人成功登上世界屋脊，无论是财力上，还是地理海拔上，他都高于芸芸众生。 

金钱是攀登珠峰的首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登山有天然的限制，珠穆朗玛峰一年中只有5月和10月适合登山，其余时间大风雨雪天气恶劣。能分配出时间，在登山季前往喜马拉雅的，通常是有闲阶级，他们能自由安排工作进度。

携程曾做过一项针对用户的调研，阻碍户外运动意愿的四大不便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可支配时间问题(65%)。其余因素是绿色空间到达不便捷(61%)，认为户外不安全(64%)，没有运动圈子，对户外产品不了解(56%)。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便，登山获得高级属性。有钱有闲才能登山，而健身跑步一年四季都可以，显示不出从事者的优渥闲暇。要有圈子才能熟悉登山技术，而健身跑步各地都有连锁店，显示不出从事者的交际圈。

《景观社会》

各项中产生活方式，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如果健身跑步就能轻易挤入中产阶级，那么门槛岂不是太低了？虽然同样是锻炼身体，户外运动更讲究心肺功能，大自然中吃喝住练出来的身体，跟健身房练出来的身体，是两种不同的身体。在崇山峻岭攀爬的风险，也远远高于在城市里的运动，因此无惧危险也成为中产标榜自己异于常人的重要指标。

布尔乔亚在平日里是个按部就班的公司职员，然而在攀登之旅中，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征服大自然、顶天立地的英雄。而老板、企业家在攀登世界屋脊后，有了傲视平辈的底气。王石在自传中写到：“正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商业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各项户外运动是简便彰显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与篮球、足球等集体运动相比，登山更能塑造英雄形象。企业家为了塑造出个人英雄主义，还要精心安排包装一番。

19世纪的登山者，表现出十分旺盛强健的精神意志，凭借原始简陋的装备，向未知的危险冲击。而21世纪的登山者，期望逃离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花大价钱寻找“诗和远方”，最终拍出一张人在顶峰的自拍，在朋友圈里打卡，完成精神境界的升华。

原标题：从《攀登者》说起：登山如何从“苦行”成为中产阶级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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