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心社消息，提起重庆，首先映入你脑海中的是什么？
火锅？串串？酸辣粉？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和这些美食一样，都曾是这座城市的标志。
只不过，火锅串串依然遍布大街小巷，人气鼎盛，而那个群体却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消逝。
他们就是，挑起过一个时代的，重庆棒棒军。
前几天，记录这个群体生活的一部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在全国电影院公映。
影片曾在2015年，上线过13集的版本 ，豆瓣上八千多人打出了9.7分的超高分，网络播放量超2000万。
导演名叫何苦， 2014年初从部队转业，把丰厚的退伍安置费留给了父母，自己只带着1300元钱，和一个从影楼找来的摄影师，开始了这次拍摄。
他踏进重庆自力巷53号，与棒棒们同吃同住，一起干苦力，以平视的视角，记录下了这个群体的生活。
△导演何苦 / 豆瓣剧照
或许是影片的话题较沉重，又或许因经费少，片子制作并不精良，公映的第七天，这部片子的票房才80多万，连大部分国产电影票房的零头都不到。
但正是这个片子，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山城棒棒军这个群体，从他们身上看到城市里最坚毅的一群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它不给你那些镜花水月的幻象，它给你一场皮开肉绽的、残酷的、荒芜的生活真相，有些人看过绝望，有些人却看到微光。”有人曾这么评价这部片子。
这群人的故事，理应被更多人看到。
1
老黄：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何苦加入棒棒军之初，跟着师傅老黄学习。
因此，老黄的故事，也是整部纪录片中分量最重的。
老黄，65岁，重庆江津人，1992年加入重庆棒棒军。
因为家庭原因，老黄年轻时，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后来，他娶了一个丧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好不容易，老黄有了自己的女儿——黄梅。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远行去东北赚钱。
再回来时，老黄却发现，那个家早已不是自己的家。
老婆和别人组了新家庭，叫老黄回来，只是希望他把女儿带走。
老黄当时想过一头扎进村口的池塘，但看看身边的女儿，发现“自己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了”。
因为教育的缺失，18岁的女儿黄梅，怀了网恋男孩的孩子，两人因此结婚。
老黄稀里糊涂当了外公。
但这两个大孩子根本照顾不了一个小孩，两人还在镇子上贷款买了套房子，负债20余万。
老黄只得当起了棒棒军。
刚到自力巷的时候，何苦住的是300元一月的房子，房东告诉他，这已经是这里最好的房子了。
在看完老黄的住处后，何苦说：“我觉得我住得有点奢侈。”
老黄干的多是按件计价的体力活。
五张双层铁床，每张七八十斤，从四楼搬到街对面的二楼，工钱总共25元。搬运时需要小心翼翼，不能损坏铁网。
在仔细查看后，老黄才发现其实是6张。
老黄一再要求，雇主才答应给30元。算下来，搬一张铁床，5元钱。
作为这个城市的万金油，棒棒们也会找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工作。
雇主家的铁勺掉进了下水道，急着用，老黄就把手伸进下水道去够，掏出勺子的时候，老黄的手上沾满了排泄物。
老黄用雇主家的香皂，洗了三遍手。
雇主告诉他：“这个香皂扔了吧，不要了。”脸上写满了嫌弃。
何苦跟着老黄学习的第一个月，讲好了不参与分钱，权当学费。
但到了月底，老黄还是第一时间把钱分给了何苦。
老黄会写的字不多，但是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尽管何苦百般推脱，老黄依然坚持，虽然赚的不多，但绝不肯多拿。
有一次，老黄和何苦两人，挑着价值几千块的美容用品，跟丢了雇主。
老黄就一直在原地等，最后实在等不到，只好将货物交给了流动警车。
雇主找回物品后，想多付80元的酬劳，老黄坚持只收了10元。
他说：“我等了你那么久，还淋了雨，至少要加10块钱工钱。”
老黄就是这样一个实在人，不肯占人便宜，也不愿意自己吃亏。
过年回家，是棒棒们一年中最向往的日子。
“赚钱不易，能省一块是一块。”为了省钱，老黄放弃了最快捷的回家路线，转了五趟车。
耗时一天，老黄总共节约了六块钱。
回家过年，最体面的马甲要穿在外面，皮鞋也里里外外刷了好几遍，平时干活他从来不穿这双鞋。
没有鞭炮，没有酒水，但和女儿女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就很温馨。
这也是老黄一年一度，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老黄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走路犯晕，去私人诊所一查，才发现血压已经高达200。
诊所医护人员都劝他去大医院查查，但为了省钱，老黄只买了些降压药。
有一次，老黄实在挺不住，晕倒在路边。
何苦背着他满大街找诊所，发现都关门了，便劝老黄去大医院看看，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结果老黄躺倒在了街边，“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老黄倔强得让人心疼。
2
老甘：60岁我就会转运了
“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左右了老甘的命运。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整整5年的未婚妻突然悔婚，老甘痛定思痛之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大事业，并发誓有朝一日，把大队长家的千金娶回家。”
这是纪录片开篇，对老甘的一段描述。
和老黄一样，老甘也是命途多舛。
他在每一个似乎能转行发财的节点，都要被命运无情地戏弄。
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个小面馆，从银行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
第二个五年，他重新攒下25000块，在准备盘下一个杂货店时，小偷将这笔钱席卷一空。
老甘于是开始信命。
他专门请了十八梯的李半仙，认真地给自己算了一卦，结果是，自己会在60岁时开始转运。
后来，老甘给两个大排档干出摊的工作，一个早班，一个夜班。薪水不算高，还要包洗碗。
过年时，一晚上出摊能挣90块，有钱赚，老甘比吃什么都开心。
生意惨淡的时候，很多打工者都围着火烤红薯，顺便解决吃食。老甘说自己只旁观，绝不往上凑，他怕烤火闲聊错过雇主。
对他来说，有活干才有温暖。
后来，老甘打电话给夜摊老板，提出要么涨五块钱，要么不洗碗的要求。
老板没有说行也没说不行，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了这五块钱，老甘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
失业后的老甘，希望在美食城找到一个收碗、扫地的工作，可转了半天，都没看到有铺位招工。
但他找到了新的出路——捡吃的。
老甘和朋友老金，开始在美食城捡别人吃剩的。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只剩半串的绝对不要，只吃基本上还是干净的，吃完后，汤还要留着第二天继续煮面。
老甘说：“就节约而言，自力巷的同志们基本走在了全国前列。”
拍摄快结束的时候，老甘马上就60岁了，他想攒一万元钱给自己风风光光办个大寿，目前已经攒了700元。
3
河南：我有一个牌桌理想
在老黄、老甘这样兢兢业业的棒棒之外，还有一个与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的人——河南。
河南，是住在何苦楼上的邻居，因为棒棒中很少有中原人，所以河南所在的省份就成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河南今年44岁，在棒棒军里算比较年轻的。
他来重庆20年，前17年当棒棒，后来老板嫌他吃得多，就失业了。
失业后的河南，暂时没再找工作。
他觉得，做棒棒没有什么出息，迷恋上了街头赌博。
他说自己是有“牌桌理想”的，等有一天，自己的绿色腰包装满红色钞票后，他就去做点小生意。
装满那个腰包，目测要十万元。
有一次，河南手气不错，牌桌上的赌资堆到了1600元。
可最后一盘，又被人赢走了。
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挫折”，河南理了个光头。
然而这种输，是河南的常态。
即使身上只剩一个硬币，困窘到一天只吃一顿饭，还欠着几个月的房租，河南借钱也要打牌。
河南曾找何苦借过几百元，何苦说，没有想让他还，毕竟指望一个想在牌桌上发家致富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何苦和老黄劝河南趁着年轻去干活，河南振振有词地说，自己的圈子很好。
为了证明，河南当面给“圈子里的朋友们”打电话借钱，对方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何苦告诉河南：“你醒醒吧，你已经穷得没有朋友了。”
被圈子抛弃的河南，终于放弃“牌桌理想”。
刚开始，河南干起了“杂工”。后来互联网发展，他因为惊人的饭量，被节目挖去做起了直播，“桶哥”是他的外号。
可惜好景不长，节目才播了两期，河南就没能干下去。
不过最后，河南还是把欠的债都还上了。他说：“我不把这些钱还了，我睡觉都睡不好。”
4
山城里的棒棒正在消逝
但这个城市会留下他们的影子
老黄、老甘和河南，是这个城市棒棒们的缩影。
那么，棒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1980年代之初，重庆因为其多丘陵低山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这个特殊的行业——山城棒棒军。
他们帮人挑重物，爬坡上坎，负重前行。
“三十多年来，数十万棒棒大军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棒棒遭受着许多限制，商场不让走扶梯，怕把扶梯走坏了。
棒棒生活得很艰难，扛大米的后遗症，酸麻的颈部不能大幅度扭转，也不能剧烈运动。
“身为一名棒棒，你没有选择干什么业务的权力，也没有拈轻怕重的资格。想要挣钱想要有尊严的生活，你就必须挺起脊梁，亮出肩膀。”
纪录片上线后，棒棒这个群体的生活，被更多人看到。
曾经骗过这些棒棒钱的骗子，还悄悄还了部分钱，并写信说以后有钱会还清。
很多普通观众则说，看到他们赚钱赚得那么辛苦，还坚持着最基本的原则，觉得自己平时花钱，真的太奢侈浪费了。
2016年，纪录片拍摄完一年多，何苦请重庆三百多名棒棒一起过团年，每个人都发了红包。
这一年，老甘也刚刚满了60岁。
何苦还记得那时他说的话，想给自己风风光光办个60大寿，但后来因家庭原因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过团年的当天，三百多名棒棒一起给老甘唱生日歌，过了60大寿。
△棒棒们为老甘庆祝60岁生日 / 华龙网
故事的最后，每个棒棒的日子都似乎在一点点变好。
老黄又回到了自力巷看一看，好不容易还完房贷，老黄的女婿又买车了。女婿说：“老头，现在是新的时代了。”
自力巷变成了“未来公寓”摩天大楼，老黄老甘等人跟着老板一起俯瞰着整个山城。
时代不可避免地巨变了，如今的重庆街头，棒棒军越来越少，这个职业正在一步步消逝。
但这个曾经负重前行服务整个城市的群体，不该被遗忘。
他们曾挑起一个时代，山城将会永远留下他们的影子。
原标题：“卧底”13个月拍出心酸现实，想活就得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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