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地连五省，沟通两江，向来是多元文化交织之地。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红十字运动之风便随着重庆开埠吹入山城。

1911年3月，经巴县府备案，大清红十字会核准，大清红十字会重庆分会（以下简称重庆分会）正式成立，后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分会”。而将这一切带过来的，是一位美国人——马嘉礼先生。

一座医院，见证中国西部现代医学横跨三个世纪的沧桑与革新

马嘉礼和学生合影

宽仁医院旧址（现重医附二院）

马嘉礼是美国俄亥俄州人，毕业于西储大学医学院，1890年11月受美国基督教新教美以会派遣来到中国，在重庆创办医院，传教行医。他的太太凯茜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1891年3月，马嘉礼的临时诊所开张。1892年，重庆综合医院（Chungking General Hospital）第一座大楼落成，中文名为“宽仁医院”，马嘉礼任院长。这是四川省第一所西医院，也是如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从社会动荡、民生疾苦的晚清，到如今国富民强、和谐安康的新世纪，这家医院见证了重庆乃至中国西部现代医学和重庆市红十字会横跨三个世纪的沧桑和革新。

通过为外国人史蒂文斯先生进行的一起眼科手术，马嘉礼医生成功在重庆建立了他的声望，通过开办医院、学校，为中国人治疗疟疾，帮助麻风病人，为平民免费检查和医治疾病，给儿童上音乐课，收养残疾人和弃婴等方式，帮助穷苦人民，并把红十字运动理念传入重庆。

当时，他为了帮助中国人戒除大烟，还专门印制了大批传单，请人到大街上沿途发放，称“凡愿看病或戒烟（鸦片）者，请至重庆府临江门戴家巷福音堂宽仁医院”。

1902年，发现中国女性看病非常不便，他又主导设立了宽仁女院。同年，中国第一例母子同时存活的剖宫产在这里诞生，结束了无法顺利分娩时“孕妇和胎儿只能保一个”的人伦惨剧。

其实，马嘉礼在重庆的行医之旅，开始并不顺利。当时，晚清官员保守顽固，对洋人既反感又畏惧，敬而远之。宽仁医院开业，马嘉礼向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衙门主官发出请柬，居然无一人敢于到场。市民则因封建思想影响，对异域事物深感恐惧，起初都不敢去看病。

为此，马嘉礼刻苦学习重庆话。突破语言关后，他首先与本埠官吏交往，取得好感，由官方动员绿营官兵来看病。有一位官兵暴食暴饮患上急腹症，肚子痛得要命，急症室替他灌肠洗胃，第二天就轻松了，此人逢人便说西医的好话。

一些市民也陆续前来就诊，马嘉礼又告诉他们，听诊器不是用于掏心摄魂，血压计并非吸血鬼，温度计仅仅为了量体温。据《华西教会新闻》1891年卷第122页记载，该年大概有5000人到医院看病，病人身份从官员到乞丐都有，仅手术就进行了250余台，住院病人达69人。

随后，美国教会又为宽仁医院陆续派来了外籍医护人员，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牙科的医师、教师等。1894年，马嘉礼医生开始培养中国医学生，首批培养了5名学生，到1896年扩大到8名。

一次倡议，点燃红十字运动在巴渝大地的蓬勃火焰

重庆市红十字会在民权路的办公场所

1910年2月27日，清廷降旨，同意签署《1906年7月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兵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正式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大清红十字会”，盛宣怀被公推为首任会长。此后，为了壮大和发展组织，大清红十字会通过媒体和函电等形式，向全国各省及大城市号召和呼吁创建红十字会分会。

1910年，马嘉礼首先倡议筹建重庆市红十字会，由商界首领李湛阳（又名“李颧枫”）出面号召，巨绅魏国平以经营画社筹集资金，廖焕庭、温少鹤、李湛阳，杨沧白等热心公益事业的开明人士和社会名流负责具体筹备。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积极筹备，筹备组认为成立重庆红十字会的工作已基本就绪，便向大清红十字会呈交了《关于成立大清红十字会重庆分会的报告》，同时向巴县府递交了《关于成立大清红十字会重庆分会的备案录》。

1911年3月经巴县府备案、大清红十字会核准，大清红十字会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挂牌市区临江门外给孤寺，李湛阳当选为第一届会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同年，“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大清红十字会重庆分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分会”。

1916年秋，马嘉礼退休，之后与夫人一直在重庆行医和做红十字会工作，直至1928年3月20日因病去世，葬于重庆江北嘴。

期间，他还在南岸马鞍山购地建房，于次年创办万国医院，共有病床30余张，是南岸区最早的西医院。

一段历史，成为今天我们高举旗帜奋力前行的指路明灯

抗战时期的刘伯承

抗战时期宽仁医院组织的红十字流动手术队

1917年，刘伯承率领川东护国军眼部身受重伤，被群众救下来，送到宽仁医院医治，马嘉礼和德籍眼科医生沃克一起亲自为刘伯承做手术。

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继续指挥战斗，刘伯承拒绝在做受伤眼球摘除手术时用麻药。深受震惊和感动的沃克医生称赞刘伯承：“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堪称军神！”

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日机轰炸，宽仁医院迁到沙坪坝歌乐山内，积极收治因日军突袭致伤的病员，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为医院题写“宽仁医院”院名。

1937年，陈独秀被捕出狱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居住，晚年仍坚持潜心著述、贫病交加，曾三次到宽仁医院住院治病，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重庆家中（现江津区南部五举乡鹤山坪陈独秀故居）。

抗日战争胜利后，宽仁医院重新搬回戴家巷恢复医疗工作。期间，许多名人志士的小孩选择在宽仁医院妇产科出生。巴金和肖珊的女儿李小林1945年出生在宽仁医院，沈钧儒把在宽仁医院出生的孙子取名沈宽，谢冰心全家曾长住宽仁医院。

1949年，全国解放，外国籍医务人员纷纷回国。1951年，宽仁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川东医院，1955年又改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1962年划归重庆医学院，现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已经成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年门诊量超过百万人次，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年光阴，弹指即逝。当年马嘉礼夫妇居住的小楼，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吹日晒，如今已成为危房，由当地政府出资修复，修旧如旧，再现那段沧桑历史。

而正如那小楼之下百年犹固的墙基，前辈先贤的光辉事迹不会被永远埋没，终有一天被后人挖掘出来，成为指引人们前进的明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原标题：一个老外在重庆37年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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