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保安的化学反应

“只要能去北大，有机会在重点大学旁听，哪怕是打扫卫生我也愿意。”

在2017年高考季，“北大保安”成为热词。一份得到北大保安大队长王桂明认可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北大保安考上大学的数量增加到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还有12名研究生。

近日挂在网上的一则北大保安招聘信息，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北大保安)还可以参加北京市的成人高考和自考，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耽误。”“近几年来，北大保安大队有百余名保安员靠自学和成考，拿到大专或本科学历。”

到北大当保安

江斌是在2011年成为北大保安的。

在到北大报到一周前，江斌在网上看到一条“保安北大讲《论语》”的新闻。

一位名叫谭景伟的高中毕业生，在北京当了十年保安，2002年开始读《论语》，2006年写成20余万字的《论语布衣解》，后改名为《一位保安的〈论语〉心得》出版。2007年5月，谭景伟在北大讲论语，有人说他“糟蹋经典”，他说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江斌读着他的故事，反复咀嚼这句话，心神震荡。1988年出生的江斌来自西北某省一个偏僻的村庄，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麓。高中毕业后，他在西安某民办学校读大专。有时候，他对着校园里的湖发呆，满心不甘。这个民办大学发的学位证国家不承认，他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依然只能挣扎在社会底层。

他看到了一个励志故事——湖北广水山区的高考落榜生甘相伟，在北大当保安期间成功考取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在四年后因出版《站着上北大》一书而声名鹊起。

甘相伟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的故事，成为了中国高考作文十大素材之一。他本人被评为“中国教育2011年度十大影响人物”。

2010年，江斌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能去北大，有机会在重点大学旁听，哪怕是打扫卫生我也愿意。”江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未名湖巡逻了一天，江斌被分配到东门站岗。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早班是7点半至下午两点半，中班是下午两点半至晚上10点；夜班是10点至次日7点半。由于缺人，需要经常加班，一小时加班费3.7元，最忙的时候连续24小时都无法休息。

刚工作那段时间，江斌好几次想要放弃。他发现，在北大当保安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要想统筹好学习和工作，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站岗时无法开小差，即便下了班，时间也无法自由支配，需要在宿舍备勤，即不经请假不能擅离宿舍。

几周后，他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方法。由于四人一班岗，两人一组，在门口站两小时后，轮换为传达室内的坐岗，负责登记来访游客的身份证，坐岗和站岗交替进行。于是他利用两小时的坐岗时间读书学习。 那时候，他还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只觉得知识重要，于是拼命读书读报。

他书读得很杂，文学、哲学、法律、历史均有涉猎。还常有教授把自己出版的著作或闲余的书籍送给他们，他都会认真去读。

由于工作努力，他被提升为班长，随后调至东北门站岗，手下管着十个人。

成为班长后，他更忙了，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和读书。两个小时的坐岗期间，他要分配工作，协调突发状况；如果保安和人产生矛盾，他还要调解；晚上要查岗和巡夜；周末更忙，遇到游客众多的日子，经常焦头烂额。

2011年4月，因为表现优异，队里要提江斌做分队长，推荐他申报北京市保安系统先进个人。他交了申请，也通过了。但对于是否做分队长，江斌很纠结——如果做，工作会更忙，投入会更多，离他的大学梦可能越来越远；如果辞职专心学习，又没有收入支撑。

恰在此时，东北门打扫卫生的一位老人给了他一个建议。

这位大爷是陕西省某小学退休校长，儿子在北大读博士后，现已留校做讲师。他推荐江斌去各院系办公楼里当保安，工作较保卫队更清闲，室内坐岗，学习时间多。

北大在安保工作上采取外聘制，具体业务外包给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文安分公司和各个物业公司。其中，保卫部隶属于文安公司，归管部门是北京市公安局，队长王桂明同时也是文安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工会副主席，下辖保卫大队和各分队，主要负责校门的驻守和校园内的巡逻工作。

而大部分教学楼和院系办公楼里的安保，则由物业公司负责。 每个院系办公楼一般配备3~4名物业，分属不同的物业公司。与保卫队的保安一样，这些物业人员同样是合同工，没有三方协议，没有五险一金。

但对于江斌而言，这的确是更好的选择。5月，江斌没有等到20号领工资，就和一帮在东北门站岗的兄弟一起去了法学院，成了一名物业管理人员。

江斌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此前他就对法律感兴趣，又在法学院工作，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在不上班的时间旁听。让他印象较深的有朱苏力教授的法理学、张千帆教授的宪法，以及薛军教授的民法等课程。

每天，在上午跑完步后，江斌回到宿舍或去二教自习看书。中饭后回宿舍练会儿书法，然后继续看书。晚饭后开始上班。他值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12点，在法学院凯原楼的前台值守，负责整理老师的快递，收发报刊杂志，做一些杂活。

他喜欢写书法，尤其是行草，大气自由。以前在东门和东北门站岗的时候，他都不忘带去自己的文房四宝。

有一天，一位法学院的在职研究生跑来跟他说：“我观察你好久了，如果真的喜欢法律，不如系统学习一下。”法学院的老师也建议他，与其这样旁听，不如考法学院的成人自考本科，踏踏实实地学。

他于是咨询了北大继续教育学院，领回了一套成人考试的教材。他开始给自己制定严密的学习计划，早上起来朗读，因为清晨的记忆力最好，适合背唐诗和文言文。下午复习英语语法，晚上上班间隙看《民法》，不懂的可以随时问路过的老师和同学。2013年9月，他顺利专升本，成为一名北大法学院的在职本科生。

“看你挺上进的，想帮帮你”

和江斌不一样，张俊成一开始并没有考学的想法，人生的转折源于一次遭遇外国人的经历。有一天，正在站岗的张俊成拦下了7个进北大观赏的外国游客。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试图用中文解释他们不符合进校条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听懂了，但见他们转身走到马路对面，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他正要扬起笑脸，不过一瞬，外国人的拇指朝下，做了一个鄙视动作。张俊成顿时感到血冲向了头顶。

张俊成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尊，更是出于北大保安与外宾沟通的需要。北大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及，1994年文保保安公司入驻北大时，保安经常遇到外国人问路的尴尬，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但大多只有初中学历的保安也听着像天书。

后来，王桂明发现有的保安开始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100句”。他向公司建议为保安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得到了支持。

2016年，《鲁豫有约》委托哈佛毕业生彭朗去北大测验保安的英语水平。被采访的四位保安，有两位不会英文；一位口语发音地道、流利，用英语聊天没有障碍；还有一位口语发音一般，但能顺利解决老外遇到的问题。

在被老外挫伤自尊的第二天，张俊成就去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初中用的英语教材。他底子薄，基础差，100分的初中英语试卷，他只能考7分。刚开始自学时瞎念瞎背，没有章法。

一天傍晚，他正在传达室里读英语，英语系的教授曹燕路过，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说：“小伙子很上进，但你这种学习方法不仅学不好，还会学坏。”

过了一段时间，曹燕突然把张俊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桌上摆着两张听课证，一张是北大英语强化班，一张是成人高考考前辅导班。

对于英语强化班，曹燕推荐了四门适合他的基础类课程。22年后，张俊成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四门分别是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英语精读和听力。

曹燕看着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想改变现状，光靠自己学是不行的。”

张俊成于是开始在老化学楼、老地学楼和西门之间奔跑。上午7点开始上课，中午12点临下课前，他提前离开，心里默数着时间，从教学楼跑到西门要八九分钟，快一点的话七八分钟。12点一到，他已经换好了衣服，站在西门的岗亭上，由学生变成了保安。值班到下午3点，他又匆匆忙忙跑去上下午的课，直到5点，再次跑回西门。

张俊成住在6个人的宿舍，每晚10点熄灯，一开始，他在熄灯后偷偷蒙在被子里拿手电筒看书。后来，他跟保卫队申请，希望可以到会议室自习，时间延续到11点。队里体谅他，同意了他的请求。

北大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北大的保安队为保安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求学的保安大开绿灯，帮他们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另外，北大工会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每年都会为保安留出20个听课名额。

张俊成于1995年10月考上了北大法学院专科。回忆起当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初曹燕老师把两个听课证放到他眼前时，最初他是婉拒的。英语培训班一学期的学费是3600元，成人高考是1800多元。那时候，他每月的工资只有214元，根本上不起。

曹燕当时就说，已经跟老师说好了，了解了他的情况，让他免费听。“看你挺上进的，阿姨想帮帮你。”

张俊成哭了。不仅是感动和感激，更因为对于一个背井离乡的少年而言，这份温暖太难得。

考上北大后，张俊成的睡眠时间更少。在三年法学院求学期间，他周一到周五白天上课，晚上值夜班，从十点到次日七点。周末没有课，全天值班。平均每天睡三个小时。

问到他如何坚持下来，他淡淡地说：“习惯成自然。”

没有围墙的校园

王谦手捧《国家人物历史》，看得入迷，桌上摊开的还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史学月刊》等文史类学术期刊。曾在山西当过初三化学老师的他，已经在北大历史系待了近四年。

王谦是山西大学中文系2004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当过老师，兼职过酒店大堂助理，还和朋友一起做过转运煤的生意，最多时候月入7000元。直到2014年，他来到北京。

在参观了几次北大后，王谦觉得这里“恬静又温暖”。他自称不喜欢忙忙碌碌的快节奏生活，正好历史系的一位保安刚离职，于是王谦就留在北大，当起了保安。

进入校园后，王谦发现北大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以前觉得北大很神圣，就像琼楼玉宇，现在觉得很朴素。”

从北大教授身上，他最能感受这种朴素的美。这些在他眼里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大多为人谦虚、真诚，穿着也低调含蓄，对保安讲话也不会盛气凌人。

王谦喜欢和这些教授们交流。以前，他只能在百度上看到他们的照片，现在，教授们进进出出，图片变成了真人。他对上一个，就打一声招呼：“××老师您好，我拜读过您的×××。”

一来二去，历史系的教授们也对这个懂历史的小伙子上了心。

他经常收到历史系老师的赠书，有宋成有教授送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李新峰教授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以及王元周教授的《小中华意识的嬗变》等。王谦希望通过大量阅读文史类书籍和期刊，加深文史修养，为以后的工作做好铺垫。

白天上班有空的时候，他就看文史杂志和国学著作，下班后一个人在宿舍，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承认，很多史学领域细而深，专业论文很难看懂，“自学起来很吃力”。

由于怕老师觉得问题幼稚，他很少提问。有时，他看一篇学报上的文章需要两天时间，在不懂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自己反复研究。他戏称自己是在“练功”，只不过目前功力尚浅，仍需努力。

江斌也收到过老师的赠书，有张千帆教授的《宪法导论》、汪建成教授的《刑事诉讼法》，以及陈瑞华教授赠送的司法考试教材。遇到看不懂的，他会主动问老师和同学。

有一次，法学泰斗江平来北大作讲座，主题是“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江斌回忆，当时的报告厅里人山人海，走廊和过道处全是人，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站在最后，听完了整场。

直到现在，江斌还能活灵活现地模仿江平老师的语气，说出那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如果国家对法治不采取什么措施，最后只有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江斌说着便笑了。

张俊成还记得和北大西语系教授张玉书一起遛弯儿的日子。那时候，张玉书爱拉着他绕未名湖散步，边走路边讲马哲、讲黑格尔。张俊成一开始还不懂，后来才意识到，他在以这种方式给自己上课。

他努力集中精神听，什么唯物唯心，萨特尼采，哲学实在艰深，他不懂，也不敢问。后来熟了，他慢慢鼓起勇气打断张教授的话，提出自己的困惑，他发现张教授不仅不会不耐烦，还会深入浅出地讲解。

后来，他也做了别人的老师。升任分队长后，张俊成每周都会组织一两次学习，利用保安们在传达室坐岗的时间开展教学。他有时教英语，有时就某个他能讲清的文史哲或社会类话题组织大家讨论。有路过的教授看到，经常会给予他们指导或参与讨论。

他还要求参与学习的保安记笔记，每月参加月考，巩固知识。但他也坦承，由于保安均为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多数来自农村，教育程度低，没有定性，很多人一开始不太积极。 张俊成对他们说：“知识改变命运，道理你们都懂。但你们要想改变命运，得拿出实际行动。”

他感慨，北大的文化学术氛围浓厚，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那个时候，混日子的比较少，大多数保安都很珍惜在北大工作考学的机会。”

1998年，张俊成从北大法学院专科毕业。在他读书的三年期间，约有16名保安顺利通过成人高考考入北大。

有一首歌叫《未名湖是个海洋》。歌词写道：“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这首歌的专辑的名字是《没有围墙的校园》。

变和不变

有时候，江斌会觉得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保安队多数人来自农村，河北、河南、山东人较多，文化程度不高，怀抱考学目的的人占比很小，江斌和他们之间仿佛有一面无形的墙横亘其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王谦也很少和不爱学习的保安来往。他见过保安和领导争吵，见过有些保安难改痞子习气，有些人满嘴脏话。

相较而言，他更喜欢和学生交朋友。问他在当保安期间最感动的是什么事？他说是一顿饺子。

刚当保安没多久，王谦听说康博思的水饺很好吃，但保安的饭卡不能用。一次，他无意间跟新交的朋友阿城提起，阿城说：“这有什么，我带你去吃。”滚烫的饺子落肚，如同他的心，热乎乎的。

阿城是历史系博士生，后来王谦和他熟了，每隔一周就会去他那吃饭，他带去啤酒和小菜，两个人热热闹闹地吃火锅或烧烤。他说，这样的生活“干净又热烈”。

但有些现实也让他沮丧。在北大，保安只能在农园、艺园和畅春园一层吃饭，无法登录校园网，不能进图书馆。王谦每月的工资是2400元，没有奖金和加班费，也没有五险一金和社保。

2015年，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来自社会学系、中文系、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等19个院系61名本科和硕博研究生参与撰写的《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指出，承担北大校本部安全保卫任务的文安公司，没有为在北大工作年限在两年以下的任何一名保安缴纳过社会保险。保安的流动性非常高。

江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的保安来一段就走了，有的甚至早上八九点来了，中午饭吃完就走了。王谦回忆自己在北大历史系工作四年间，人文学苑的保安来来去去至少有50个人。

考入北大后，有半年时间，江斌发现自己“怎么都读不进去书”。那年他已经25岁，以前的同学多数已经成家立业。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说，你怎么还一个人孤零零漂着，多可怜。

而王谦则萌生了考研的想法，但父亲不赞成，认为到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成家立业，不适合再读书。

在老家的同学也劝他回去。一位同学在老家开了公司和酒店，年收入五六百万。王谦觉得，家乡人不懂他的追求。

“我就喜欢看书，越读书越感到自己无知。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

来北京后，王谦只告诉父母自己做物业工作，不敢提到工资。这几年，他一直用着以前攒下来的9万元存款。

毕业后的张俊成渐渐明白，北大毕业证书只是代表了一段学习经历，能否实现自己的抱负，还需要实际行动。

2015年，张俊成创办了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自己担任校长。现在，他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了。

江斌先后三次考研，都失败了。2017年1月，他拿到北大的专科毕业证，回老家参加公务员考试，也落榜了。现在，他打算继续考研。

王谦仍在历史系读书。不工作的时候，他喜欢在北京城闲逛。他去过五道口的酒吧，到工体看过球，参观过国家大剧院和外交部。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北京，发现公交坐反了。他一声不吭地下了车，默默走回来时的路。现在，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江斌有时会想起自己在北大当保安的同事——来自西安翻译学院的小方，从北大离职后自己开了公司，后来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佳佳，喜欢在水杯上画画；焦哥自己写了本书，叫《拯救中华》；从解放军侦察连退役的王哥在国际安全防卫学院学习过保镖技术，身手一等一的好；丁诗人笔名未名苦丁，发表过诸多诗作。

2015年，丁诗人写道：“莫道英姿晚，大器乃晚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江斌、王谦、李仁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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