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消息，花白的头发，雪白的衬衣，87岁的厉以宁教授一进会场，所有人起身鼓掌，经久不息。

8月1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落成，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受邀发表主题演讲。

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泰斗，是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人称“厉股份”，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从教62年，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尽管已是耄耋老人，但他仍在调研和思考，仍在丰富和完善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思想。

“今天我讲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不寒暄客套、穿靴戴帽，他的“创新与观念转变”演讲直入主题。

谈人才流动

提醒注意“评职称”留人

好多年以前，广东省首先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它是两句话：第一句“引进资金，不如引进技术”；第二句，“引进技术，还不如先引进人才。”

当时这个很流行。我最近到过广东好几次，发现这两句话跟现在的形势不符合了。广东自己在说，现在这个人才不容易来了，有些谈好了，最后还是不来。

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优惠政策，没给人家优惠政策，即使谈好了他不也来。对人才来说，你给优惠政策说明政府有诚意，是欢迎他们去的。

二是更好的投资和吸引人才的环境。没有环境他不来，谈得再好也不来。这个环境包含着什么呢？首先是市场意识，市场吸引人来；其次是解决职称问题；第三要有好的研究机构；第四个要给予生活上的照顾。这些就是人才市场上反映出来的问题。

在当前条件下，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引进技术，也不是引进人才，而是要想办法让人才生根，把家都搬来，政府要表现出诚意。

广东现在也是这样。第一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市场各个方面都按照规律来做，规则来做。第二就是要给优惠政策，该减税的就要减税，该奖励的就要奖励，各种优惠政策。第三要帮忙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评职称的问题，评职称的问题不解决，他会觉得在这里干活，干五年十年白干了，这是一个新情况。

谈创新

发明家与企业结合还缺“中间人”

一百多年以前，熊彼特提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组。一百年来他的观点还是对的，但是人们发现，现在的情况跟一百年前已经不一样了。“生产要素重组就是创新”适用于工业化前期，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后期了，不能再依赖这个观念了。

现在的创新重在信息的重组，而不再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了信息的重组，他就可以在战略上占领主要地位。

除此以外，熊彼特认为如果不能把科学家、发明家引入创新领域，那创新始终是“两块皮”，他一生都在呼吁发明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组合，但还是低效率的。

不是发明家不去帮助企业家，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去，而是发明家有发明家的规则，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规则，需要一个中间人，把企业家跟发明家的路子打通，这点才是重要的。

政府该做什么呢？除了做投资的改善，除了帮助企业家解决评职称等方面，还必须要打通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的通道。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一百年前的年轻人，大量的青年人在走向创意、创新、创业的舞台，他们了解情况，无数的中间人就产生于这里。

现在对融资问题看得更重，但是也不像当年熊彼特提出来那样。当年熊彼特认为，创新需要融资，不融资创新就成功不了，所以企业要跟银行搞好关系。

今天的问题不在这里。今天重要的是要有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业。如果你真正是有了创意了，资金自然就到，这就是当前的情况。

过去熊彼特的时代，人们把军事工业看得最重要，因为最新的发明是军事上开始的，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行业的最新技术。现在的情况变了，民间的发明创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大量的军工是民间进去的，因为民营经济的信息更灵通，人才更集中。所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么民营跟军工如何合作的问题。光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光靠军工部门的拉动是不够，要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新的，就是产业链的形成速度远远快于一百年前。一百年前要形成一个产业链是很难的，要经过成功、失败、成功、失败。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只要你有发明，只要有项目，产业链很快就形成了。

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家族式民企也要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到后面越难。当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就有人说没必要“去产能”“去库存”了，之前已经关闭了一些小煤窑、一些旧的炼钢厂，他们说没必要再关了。

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要前进，必须从供给侧出手。需求侧当然也重要，但需求侧的问题在于老的做法太多。如果从这一侧着手的话，费的功夫越来越大，受到的抵制就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

第一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放松，必须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按行业分类、分开改革更有效，有些行业是特殊行业，特殊行业有特殊行业的办法。国企业改革一般型的都应该走混合经济的道路。

第二个是民营企业也要转型。我们感觉到中国民营经济有它的弱点。我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苏都做过调查，家族企业往往是两本账目。为什么是两本账？因为它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要赚钱，算经济帐；第二个目标，赚到钱来帮助本家族的人，比如孤儿寡母等弱势群体，让他们也能够生活下去，这是社会账。

渐渐的就出问题了。你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把经济帐做好，你要让家族人不挨饿，一定也要把家族的福利搞好，但被救助的人出现了懒惰、不干活、打牌甚至嫖娼、吸毒的情况，另外的人就感到不平了。每过若干年，家族内部会起一次风波，要求分家，不分家整天的闹。如果说制度不改，可以想像这样的情况会重复出现。

第三个是对于小微企业要助力。一个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摆摊子的，就没有人气，城市一定要有人气。人气谁维持，靠几个大工厂吗？有小微企业经济才能起来。

强调一个观点

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我要阐述一个重要的观点，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经济总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GDP的总量，一个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以来我们重GDP、重经济增长，实际上结构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当时中国打不过英国。中国的GDP总量在当时算，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但我们从经济结构看，英国1770年经历工业革命后，它的出口产品是蒸汽机、铁轨、各种机器设备、用机器纺织的棉布，是这些东西，全是机械化的。中国GDP虽然高，但结构不行，主要是农产品为主，手工业品为主。

再说人口结构，当时英国一千多万人，中国四万万同胞，虽然数量庞大，但是质量不行，结构不如英国。到1840年，英国全部普及了小学，中学办了很多，学也新添很多，很多人毕业出来是技术员、工程师、发明家、技工。中国呢？那个时候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还是四书五经，有几个人懂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技术？有几个人能懂现代的管理，现代的经营？这就表明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就促使以后怎么样来改。

我们在今天我们要牢记住这个问题。我们传统发展的方式，只要速度上去了，只要数量增加了我就成功了，这个不行的，要改。重质量，重效率，这个改革就要靠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谈精准扶贫

一定要跟市场化结合

我们现在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一定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精准扶贫的效果怎么体现？一定是能拿出新产品出来。拿出新产品，产量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有些地方搞大水满灌，效果不好，一定要精准扶贫，对于现金，无论是捐来的或者政府拨付的都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一定要跟产业化结合在一起。

中国有个问题很严重。2015年出去打工的人2.6亿到2.7亿，有 4千多万户是留守妇女，4千多万人是留守儿童，还有4千万人是留守老人。

我们在毕节看到很多地方在变化，很多务工的回来办小微企业。当然这个是好事，他们出去打工几年，学了技术，很多事搞懂了。有两个行业在那里很吃香，一个行业是做蛋糕、做面包。以前当地人从来不吃蛋糕，他不会做，也没地方买，务工的一回来，这个创业风气就形成了。还有一个行业也起来了，那个地方的人收入渐渐提高，想穿新衣服，出去打工的人跟着裁缝店学会了，回来就办服装店、时装店，他的时装完全是根据最新的上海所流行的服装来卖。还有就是办农家乐，有办农家乐，有办农民饭店、农民旅馆，农民修摩托车的，修小汽车的，渐渐就这样起来，所以很多情况都在变。

谈经济学新现象

“次优选择”更有可能共赢

最后再谈一个问题，这跟经济学有关。

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开始，一直奉行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人，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但是社会在变，冲突越来越多，要是每个人全都是只都顾自己，一定搞得两败俱伤，所以渐渐的就出现了一种次优选择，不是最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接受了次优选择，就从“经济人”假设，变为“社会人”假设；人就从理性人，变为现实人。“社会人”假设就是，第一协商，第二和解，第三是分享，第四是共赢。他知道最优是做不到的，我跟你硬碰是两败俱伤，咱们协商吧！各让一步，这样就取得了和解，和解了以后就分享，有什么好处大家分享，最后共赢。

这个改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懂得光靠“经济人”假设，光靠理性的假设在当前社会它都会搞成两败俱伤，而只有通过“社会人”假设，通过现实人假设才会有共赢这种情况。

什么叫社会人？举一个例子来说。AB两个城市，A成本低，收益高，B城市恰恰相反成本大收益小，假定是经济人投资一定选A，没有选B的。但实际上就偏偏有人选上了B，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图利润，可能是他喜爱他的故乡，现在发了财要在故乡办一些事情让大家都能够生活改善。这就是社会人。

讲故事

超常规效率来自于道德

最后讲个故事。我们老爱这样形容，就说我们这个企业“同甘共苦”。这个观点其实是错的，“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是两个东西，不要混在一起。

“同甘”靠制度。企业赚钱，赚钱必须靠制度，你不按章法办企业，管理就乱了。“共苦”靠精神，靠制度是不够用的，你都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了，你还要我在厂里边干，我不干了，走了。走了要罚钱？走就走，罚就罚。当大家有了一种认同感，互相帮助，有“同舟共济”感，才能“共苦”。

经济学能够培养更高的效率，但不要忘记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厂房好、设备好、劳动力素质好、原材料好，第二个基础就是道德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为国而战，大敌当前的时候，道德基础激发出爱国主义。同样的，面对巨大自然灾害，你看多少人自愿参加救济，鲜血、捐赠，这个是道德在干。

这些所有都表明只有技术基础不够，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就来自于道德基础，我们要懂得这一点。

川报观察记者 张守帅 阳帆

原标题：87岁厉以宁成都开讲 最新的思想成果在这里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