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消息，今年33岁的卫艳茹，是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的一名殡葬礼仪师。22岁接触殡仪专业，此后的10余年间，她累计主持了上万场遗体告别仪式。

每天接触死亡，但她说自己并未“麻木”。每当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时，她都会打心里难过，但职业性质又时刻提醒着她，必须学会冷静、刻制——庄重地主持完告别仪式，陪逝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是对他们起码的尊重”。

她很在意自己的职业给他人带来的不适感，不主动与家属握手，怕被说晦气，当别人问起所从事的职业时，她会说，自己是干“民政”的。

卫艳茹把殡葬礼仪师比作“摆渡人”，未来不打算像大学同学那样转行。她说，干殡葬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它连接着生与死的尽头，我们是扶着逝者、送他们往上抬升的送行者”。

6点半到岗十一年如一日

5点40分，柏油马路上的夜灯仍照拂着北京三环旁的太平桥西里，卫艳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换上了殡葬礼服，准备出门上班。

从她家到大兴区殡仪馆，30公里路程，开车约40分钟。

“我们一般6点半就要到岗，很多家属讲究中午之前要下葬，遗体不能见光。”

早饭前后是殡葬礼仪师们的工作“早高峰”，这样的作息她坚持了11年。

最多的时候，卫艳茹一上午主持过9场葬礼，“结束时，眼前一片黑，真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吃早饭”。

接待家属、核对逝者信息、安排家属站位，紧接着主持告别仪式……60平米的告别厅里，卫艳茹站在遗体的右前侧，正式开始前，她闭眼做了个深呼吸。

“婚礼可以彩排，但葬礼只有一次。”从业11年，卫艳茹最害怕的就是环节出错，“比如念错名字、挂错遗相、烧错尸，这都是大事，不能给自己和逝者留下遗憾”。

哀乐毕，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卫艳茹面对家属，声音洪亮地念完悼词，深深地鞠了一躬，“因为长时间扯着嗓子念词，像金嗓子喉片、龙角散喉糖，我们都是随时揣在兜里的”。

她介绍说，每场葬礼的进行时间不一定，往往会根据家属及来宾人数、悼词长短等因素，适当调整，“短的十几分钟，最长的也有持续一个多小时的”。

卫艳茹主持葬礼还有个小习惯，那就是念的悼词从来不用“模板”。工作正式开始前，她都会与家属沟通准确，了解逝者生平，然后为逝者写上一份“专属”的告别词，并逐字熟读后才上场，“逝者把人生最后一程交给我，想让人家走得安详、体面”。

整场仪式下来，卫艳茹常感筋疲力尽，“鞠躬再起来，眼前突然一抹黑，回到殡仪室就瘫在那儿”。

但休息10分后，她对着镜子，整理好妆发，又投入到下一场葬礼，“干殡葬不是个随心所欲的活儿，今天不舒服了，我请个假，或者表情、状态不太对，这都是不行的”。

“干殡葬积德行善”

“我爷爷说，干殡葬是积德行善的事，这是好事。”但卫艳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毕业后有份工作”。

2004年，当时还在老家吉林通化读高中的卫艳茹高考失利，进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仪系学习。

她报考的专业，名叫“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全国仅5所院校开设该专业，供需失衡和100％的就业率吸引了并不打算复读的卫艳茹。

按她的理解，“毕业后进入殡仪馆，坐办公室，当文员”，可现实却比理想骨感，“我们不仅要学习卫生、防腐、心理学，连火化机的原理都要学，我当时其实是有些迷茫的”。

2006年，卫艳茹和其他12名同学来到大兴区殡仪馆实习，她做过引导员、烧过火化炉。直到两周后，一具被火车撞裂的40岁男性遗体送入馆里，卫艳茹才真正感受到“职业感”。

“因为当时大兴区殡仪馆负责接收北京地区所有的铁路事故遗体，所以经常能看到一些意外去世的人，那时候跟着师傅做遗体葬前化妆，第一次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她清晰地记得那天，推开停尸房的门，一股刺鼻气味扑来，“戴了几层口罩都挡不住，因为化妆前要清理身体，师傅就让我先拿下肾脏，说实话，当时并没有觉得害怕，想到学了几年的专业能够派上用处，自己的价值好像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有成就感“。

2007年，卫艳茹从职校毕业，因普通话好、形象气质佳，她成为了大兴区殡仪馆的殡葬礼仪师，负责接待、主持馆内大大小小的丧事。

大兴殡仪馆的“劳模”榜单上，卫艳茹永远名列前排。她曾拿过北京殡葬礼仪师业务能力竞赛第二名，也曾代表全北京市的殡仪从业人员，参加全国职业竞赛，荣获二等奖。

卫艳茹几乎每天6点半到岗。

见陌生人避讳提职业

卫艳茹主持殡葬，常常站在家属角度思考问题，会尽可能地满足家属要求，“面对亲人离去，他们的感受很重要”。

卫艳茹有次搭手从灵车上搬运遗体，一名中年男子因被要求按流程缴纳殡葬费，产生不满，情绪激动地指着骂她，“是赚死人钱的”。

“我当时其实挺难过的，但转念一想，干服务行业，哪有不受气的。”她说，很多家属面对丧亲之痛，情绪失控在所难免，“我很理解的”。

对于殡葬行业，有很多“行业禁语”。卫艳茹说，她从不主动与逝者家属握手、打招呼，“会有人忌讳，说我们晦气”。

渐渐地，卫艳茹避讳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职业，当有人问起，她会心一笑，“在民政部门工作”。她坦言，倒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好，是不想给被人带来麻烦。

两周前，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因疾病过世，来送行的两位老人满头银发。告别会结束，老两口向卫艳茹鞠了一躬，她说，每次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都是难受的，而这样的场景，在她一年主持多达千场的仪式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场。

2017年11月，北京大兴火灾，19名遇难者遗体被送入大兴区殡仪馆。卫艳茹接到任务，去给一位9岁的女孩做告别仪式。

那天，卫艳茹情绪凝重，亲自给小女孩写了份悼词，面对哭得撕心裂肺的女孩父母，她克制着情绪，像往常一样，完整地走完了整个流程。结束后，她哭得不能自己。

与其他职业不同，殡葬礼仪师的行业规则是“殡仪庄重”，而这种职业性质也对他们提出了要求——冷静、克制。

卫艳茹说，她现在不会像2007年刚工作时，每天跟着家属哭。她说，现在每天仍然接触生离死别，变得不悲不喜，并非是变得麻木，没有感情了，“而是学会把工作、生活分得开了”。

“情绪还是有的，但不能外显，家属悲，但你不能跟着悲，你要掌控全局，这才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卫艳茹说。

虽然月薪才4000元，但是卫艳茹觉得生活很幸福。

月薪四千但生活幸福

2013年，曾鼓励卫艳茹入行的爷爷去世了。卫艳茹说，“走的前两分钟还跟人抽烟、聊天。然后忽然就说抽不下去，自己要死了。走的时候没有痛苦。”

卫艳茹一直记得爷爷生前说的，他的葬礼要由她亲手操办。

告别仪式上，卫艳茹代表家人讲述爷爷一生的生活与不易。整个葬礼仪式过程，她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主持的节奏，因为她深知爷爷的嘱托，不能给爷爷丢脸。

“他特别有威严，懂得很多，读这个专业就是爷爷支持我的。每次过年回家，我都会陪他，捏捏肩捶捶腿。”

最终，爷爷的葬礼仪式结束了，卫艳茹终于不需要再克制，尽情地放声大哭起来。

现在每天下班回到家，卫艳茹都会抱着6岁的女儿一会儿，“是那种紧紧搂着，不舍得撒手的感觉”。

也正是殡仪工作的特殊性，带给卫艳茹很多审视死亡的机会，也让她在女儿的生死观教育问题上显得更加开放。

家里有条鱼死了，她带着女儿将它埋在了楼下的花丛间。她告诉女儿，“每个生命都有一个完结的过程，好好埋葬它，明年就可以长出一朵花来”。

她从不忌讳带孩子去墓地扫墓和来自己工作的殡仪馆玩，“我觉得这种场所是很好的能够对孩子的生死观进行建构的教育基地”。

工作11年，她仍然是殡仪馆的临时工，拿着4000余元的月薪。

读书时，班上的50名同学近些年纷纷转行了，但她还在坚持，“我是学这个的，也属于专业对口，养家的事也不需要我管。而且我现在30多岁了，你让我去干别的，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会干什么”。

北漂10年，她完成了所有社会角色的转型，从工作到结婚、生子。卫艳茹觉得自己很幸福，她渐渐地寻找到在这所偌大城市里的存在感。

20点的北京夜色朦胧，陪女儿写完作业，卫艳茹望向窗外亮如白昼的西三环高架，她说，“感恩生命，想一直努力、快乐、洒脱的活着”。

原标题：殡葬礼仪师11年“摆渡”万名逝者：不主动与家属握手怕被说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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