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迪支版画 《桂林北站1944年大撤退》

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才一年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在民国影响力最大的《大公报》这所文化大家庭中一路成长，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九死一生，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老爷子传奇般的大公报和新华印务生涯。

别父母

大公报人在抗日烽火之中，仍坚持自己的数字化生存。查《大公报大事记》：“1941年3月15日，《大公报》创办桂林版，期号接续昨日香港版，为第13310号；1944年9月12日，桂柳会战打响，《大公报》桂林版出版第14583号后宣布停刊。”戴光斗说：“我们是印完最后一张报纸才走的。”

1943年底到1944年初，长沙失守，衡阳被围，日军兵临桂林，全城开始疏散。

大公报也开始撤退。“第一批从天津来的老职工和家属，就开始往柳州独山、都匀、贵阳撤走，大公报沿途都有办事处。最后进入强迫疏散了，但报纸还没有停刊。自愿报名留下来出最后三张报纸的，工资一天顶三天。留下来的，大都是像我和我大哥这种本地人。我们印完报纸，也自行解散。”

留下来的人有敢死队的感觉。“第一天印完了报纸，留下来的20多个人，就在报馆里面到处旋，到处看，好像要把报馆看到收到脑子里面藏起带走。我看见墙上有人用粉笔写着‘再见了，桂林！再见了，桂林大公报！’我也触景生情，找不到粉笔了，就找到烧过的木炭，我就写了‘再见了，家乡！再见了，爹娘！打倒日本强盗！’”

第二天印完第二张报纸，留守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又招集大家在季鸾堂开会。“他们说，今天是倒数第二张报纸了，今明两天大家聚餐。聚餐的菜很丰富，但大家都不开腔，就你碰一下我碰一下杯，笑一下，就算了。”

第三天，印完最后一张报纸。聚餐时大家都不想吃了。“背包已经打好。都到饭堂随便吃了一点，厨师龙师傅想得很周到，用废报纸包了很多卤菜。我们就一人抓了几包走。从报馆走出来，大概有两三米的地方，一个斜坡，我们都回过头去看报馆，大家都流下了眼泪，舍不得呀。”

头天晚上回去告别父母的情景，也很惨。“我跟大哥回去跟老汉、妈告别。他们也在收拾东西，到乡下叔伯娘家去躲一下。二哥当时在机器厂当学徒，跑到西北去了。父亲说，你们要走要留，自己决定，出了问题，都是自己选择的，我不管。当时我受了文化界的影响，就说坚决不当亡国奴，往后方走。我要走，大哥也要跟我走，也好照顾我。妈妈一听就嚎啕大哭，父亲很冷静，把桌子一拍，说娃儿出门，要图个吉利，你哭啥子！但父亲的脸，卡白。”

撞火车

大公报名记何毓昌带着最后一帮人去找火车。“不到30个人，有几个还是天津大公报的老职工。我们是已经解散了的，和大公报已经没有关系了，但还是跟到走。何毓昌带着我们走到桂林火车北站，根本看不到火车，全是人堆堆，人把火车盖住了。人把自己捆在火车车厢上，车顶上也坐满了人，火车头两边都坐有人，整个是一个人带。”

只有火车前面没坐人。“下午五六点钟天快黑了，我们坐在一小山包上，出去找车的人回来说今天没有办法，只有等明天天亮再说。大家把背包里的卤菜拿出来吃，这才发现没看见龙师傅，不晓得他到哪去了！”

大家你靠我，我靠你，在山上露天靠着睡了一觉。“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看见城里大火冲天，都在感叹：日本人还没打起来，啷个就烧起来了哟！我们赶紧逃命，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一个岔路上，找到一列军车，从衡阳退下来的，就是方先觉的第十军，何毓昌去交涉，说我们是大公报的，他有点名气，军人就同意我们去扒车，说这里人还比较少一点，你们自己找位置。我们几个师兄弟都还小，看见一节平板车，上面停了一部军用卡车，用钢丝绳拉着的，我们就站在卡车边边，把到汽车，一松手就会掉下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火车才慢慢启动，从北站往南站滑行，出了南站，就离开了桂林，往重庆方向开。”

火车一动，大哥却跳下车，他不想走了。“他说一是回家去照顾父母，二是我们两个分开，总有一个可以活出来，两个都能够活出来更好，结果大哥回去被日本人抓住，生病后被日本人杀害了。”

从桂林到苏桥一共不到20公里，路上障碍物太多，军车走走停停，居然出轨了。“那个地方是一个转弯，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后面。突然一阵大乱，后面来了一列车，火车头撞到我们车子上了，我跑开了，据说死伤四五百人。我们报馆一个同事重伤，送到当地一个救护站，后来死了；一个头部轻伤，我就把我的一个汗背心，撕下来给他包起了。”

睡棺材板

火车彻底没有了，大家只有走路到重庆。“报馆的老职工很好，给我们一个人捐了几块钱，我们七个师兄弟就只有自己走了。我们走到独山，又去找大公报办事处。大公报还是好，又把我们接纳了，住了一个礼拜，管吃管住；我们又走，走到都勻大公报办事处，也是管吃管住两三天。”

这一群人里面，戴光斗最小，脚已经走肿了。“我穿的稻草编的草鞋，重庆人叫水巴郎，前面一个牛鼻子，走不了多久就会烂，脚起泡，都流血了。从都匀出来第二天我就走不得了，我就叫他们走得快的先走，我在后面追他们。”

“走了不晓得多久，天都黑完了。贵阳到重庆那段老公路，伸手不见五指。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路边有两栋房子，就吼我们的人，一吼就吼答应了，我就跟上了。”

同伴们早就把地方睡满了，今晚上我睡哪里呢？“房主有一副棺材，过去叫老方子，就停在堂屋里边。他把盖板取下来，翻过来，放在地上，给我铺上稻草、席子，说你怕不怕嘛？我不在乎，他拿一床老铺盖给我盖到，我就睡在那块棺材板上。”

棺材板上的觉真香甜，睡到第二天早上11点钟才起来。

在离贵阳还有五公里的时候，他们看见一部卡车开过来，上面有大公报的编辑、“我们一吼他们就把车停了，搭到贵阳。他们给重庆报馆挂电话，说我们从桂林步行跟到走，一点都没有麻烦报馆，已经到了贵阳，是不是照顾一下？当时日军兵临贵阳，大家都慌了，报馆就接纳了我们，找卡车弄到重庆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大公报。”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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