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报告》同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第一次正式作为一大会议的文件向公众展出。

重庆日报消息，建立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这里面有重庆革命前辈的贡献——在中共一大的档案中有《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

如今，南湖革命纪念馆将《重庆报告》正式列入该馆中共一大史料陈列，确认了《重庆报告》是中共一大会议文件，重庆组织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的空白，也证明了一个真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如星星之火、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庆报告》有哪些内容？它的发现和对它的研究背后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它对于中共和重庆的意义何在？为此，重庆日报记者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专家辗转重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地调查采访，为本报今年的“重走”系列报道画上句号。

《重庆报告》俄译稿。

珍贵档案第一次公开展出

12月23日，浙江嘉兴南湖，一条红船静卧水面，湖岸不远处，便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2.73公顷，外观呈“工”字形。

序厅里，栩栩如生的红船雕塑与镰刀锤头图案交相辉映。“新馆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关心支持下建设和展陈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陈伟平介绍。

新馆的基本陈列分《开天辟地》和《光辉历程》两大主题，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和97年建设发展历程，展出的实物、档案史料800多件（组），全面、权威、细致地展示了主题，规模大大超过上海一大会址展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展馆“中共一大会议”展区，详细展现了一大会议地点、会场照片、13名正式代表照片、每天的会议议程、会议文件等。在会议第一天议程和会场展板下方的玻璃展柜里，《重庆报告》同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第一次正式作为一大会议的文件向公众展出。会议议程明确记载，7月23日上午“开幕，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

“我们1959年建馆，但有关一大的档案史料很少。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这几份中共一大档案并加以陈列，这应该是有关一大比较珍贵的史料。”陈伟平说。

《重庆报告》共3027字，7个部分，分别为四川的最近历史、我们组织的任务、我们组织的历史、我们组织的机构、成员人数、运动、我们组织的发展。《重庆报告》明确记载，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成立。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并主张建立一支红军队伍。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李蓉研究《重庆报告》多年，她说：“《重庆报告》入列南湖展览，让普通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这份珍贵档案的真面目。”

董必武审阅了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后给中央档案馆亲笔写下了复函。

中共党史研究重要新进展

这份《重庆报告》从何而来？为什么中共党史没有记载？

同去考察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道出了其中原委：“《重庆报告》来自设立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馆。它的发现和入列中共一大展览，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新进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没有留下关于一大的档案。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了一批档案，其中就包括中共一大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京、广州、重庆三个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俄译稿，以及由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些档案一直密藏在中央档案馆。

“对北京和广州组织报告的研究比较顺利，但《重庆报告》却迷雾笼罩。”周勇说。这是因为报告是俄译稿，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收发机关和时间。最重要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北京和广州的代表，但没有四川代表。加上时空限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因此研究工作困难重重。有的学者甚至质疑《重庆报告》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实性。因此，破解《重庆报告》这个难题，就要从确定报告的真实性入手。

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作的批示。

历时六十载确认《重庆报告》真实性

“经过60年来几代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可以肯定地说，《重庆报告》是真实可靠的。”周勇说。

1981年，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发表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引起轰动。1982年，中央档案馆披露了包括《重庆报告》在内的中共一大档案俄译稿的内容。当时正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周勇开始关注这一课题。

弄清重庆党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真相是重庆党史工作者的责任。2003年以后，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酝酿启动这一研究，由时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牵头攻关。

要弄清真相，必须研究原件，发掘新的史料。经过努力，研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2010年周勇在中央档案馆见到了《重庆报告》的俄译件、中译手稿和毛泽东的批示、董必武的证明信。

经过研究，周勇揭开了60年前的那段密史。“这批中共一大档案经过了毛泽东、董必武的鉴证，是真实无误的。”周勇摊开这几份珍贵的档案复印件，一一道来。

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4份主要文件翻译成中文。1958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将其以内部简报的形式，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1958年6月，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于6月3日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审阅后给中央档案馆亲笔写下复函：“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从而也证实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此后，中央档案馆又把重庆、北京、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报告译成中文，于1982年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题，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重庆报告》与北京、广州报告一起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组成部分。

2011年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中央文献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对报告的真实性进一步形成了共识。

周勇说：“《重庆报告》真实性的确立，为破解难题奠定了前提与基础。”

一批专家学者也赞同周勇的观点。

对《重庆报告》的真实性，邵维正给出三点理由：首先，它是由苏联共产党移交给中国的，是共产国际保存的原始档案，造不了假。其次，从报告内容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以及出版部，还有相应的活动。第三，吴玉章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讲到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

“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创立是一个群星竞放、交相辉映、万流归宗的过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认为，《重庆报告》没有作者，这不奇怪。中共一大的主要文件都没有作者。或许是因为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要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或许是因为中文翻译成俄文，俄文再翻译成中文过程中忽略轶失，所以，《重庆报告》作者不明确，并不影响其真实性。

“正是基于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南湖革命纪念馆将三个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一并列入中共一大史料陈列，是科学严谨的举措，体现了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深邃的历史观。”周勇说。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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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报告》是一座富矿需要持续不断地研究

“仔细阅读《重庆报告》，我们不能不为革命先辈的科学、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折服。”周勇对《重庆报告》做了详细解读。

周勇称，《重庆报告》披露，“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这种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之前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8月成立于上海，但重庆组织在1920年3月就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了。

“这批先进的重庆青年具有远见卓识。”周勇介绍，《重庆报告》称：“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出版部。”“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他们更有强烈的“走出去”意愿，一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二是“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他们还非常务实，提出要“改善人民的处境”，提出把“发展工业”和“建立红军”两项计划作为自己的任务。

周勇认为，《重庆报告》证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它地处中国内陆，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时间、空间、创建的新证，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研究这份近百年前的历史档案究竟意义何在？它给当下又有怎样的启示？

对此，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说：“从史料价值看，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和早期组织史的珍贵史料；从思想价值论，这份报告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及其规律有更深入的认识。”

“研究《重庆报告》，特别是它正式列入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史料陈列，意义非常重大。”李蓉认为，“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全面了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及其活动，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都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对重庆乃至国内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学者们的长期努力终于得到了承认。”

“《重庆报告》入列中共一大议程，就确认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肯定了重庆组织与中共一大是直接相连的关系，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这一运动版图上西部地区的空白。”周勇认为，重庆组织既是国内发现成立时间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重庆报告》又是中共一大会议文件。“这是重庆革命前辈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更是今天全体重庆共产党员的无上荣光。同时也是重庆党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不渝、持续不断、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舍身为国、公而忘私的家国情怀，蕴含着共产党员在前进道路上所不能忘记的初心和方向，这种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李蓉建议，应该对重庆和四川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立项研究，对《重庆报告》做持续深入的研究，例如，加强对共产国际刊物和共产国际新闻通讯刊物的研究，组织专家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即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

“《重庆报告》是一座历史内涵十分丰富的精神富矿，除了研究报告本身以外，还可以找到一些佐证材料。”邵维正称，因为历史久远，亲历者基本不可能在世，但可以从他们的儿子、孙子那里了解情况找到佐证，进一步挖掘史料。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匡丽娜拍摄、翻拍

原标题：《重庆报告》 在南湖红船边亮相 珍贵档案被确认为中共一大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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