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微信公众号消息，在大足石刻历史长河之中，工匠的身影早已凝固在那些精湛绝伦的造像之中。虽然早在初唐永徽（650—655年）年间，摩崖造像就已开凿，但是直到300余年后的北宋初期，才在坚硬的石头上出现第一位工匠的名字，由此在大足石刻最为鼎盛的两宋时期，拉开了工匠署名的风气。而如今，工匠们殚心竭虑精雕细刻的作品，成为了中国雕塑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

六代献艺大足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冬天，三位身着朴素的工匠，凝视着即将完工的陀罗尼经幢，欣悦之情溢于眉梢，不仅怦然心动，在这件经幢遍刻着经文的幢身上，刻下了他们的名字——文昌，以及其子文惟简、文惟一的姓名！

大足石刻博物馆内的陀罗尼经幢

历史的细节场景，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是这寥寥数字，却记载了迄今大足石刻发现最早的工匠题名，而且，也开启了其后两宋时期百余年工匠署名的风气。

今天，铭刻着文昌姓名的雕刻作品，作为大足石刻弥足珍贵的作品展示在博物馆之中，它是一件残缺的陀罗尼构件，在仅有48厘米高的八角形幢身上，文昌的名字仅出现在微不足道的一角。不过，他的后代们，在大足一地陡峭的崖壁上，将他们的籍贯、名字等更为自由地留存在石像之旁。

其后，文昌的两位儿子继续从事着父辈的职业。大约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开始，文惟简与其子文居安、文居礼等，在石篆山雕刻出我国早期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造像龛，一直持续到绍圣三年（1096年）。在石门山，文惟一和他的儿子文居道开凿了此地最初的造像，迄今在释迦佛、水月观音像旁还有他们的名字。至此，文氏工匠在大足一地已经有三代献艺了。

佛安桥石刻文氏工匠题记

其后，第四代的文仲璋与他的侄子文珆、文珠、文琇、文玠等，于1144年在妙高山开凿三教窟，1148年开凿了玉滩千佛洞等作品，其中第五代文玠有一则题记，在高达80、宽18厘米的崖壁壁面上，竖刻“东普攻镌处士文玠男文孟周乙卯绍兴二十九年孟冬月记”24字，与文昌题记相比，更能体现出匠师对作品的肯定。目前发现的文氏工匠最后一代，也就是第六代有文孟周，文孟通和文艺，其中文艺仅在灵岩寺出现一次，时间大约是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距离文昌署名的作品，已经是130多年。

文氏家族的作品，基本上散布在今大足中敖、三驱、珠溪、邮亭等乡镇之中，这些作品，儒、释、道三教题材皆有，甚至于还有石篆山、妙高山的三教融合造像，他们对中国石窟艺术三教合一造像的出现可谓是功不可没。

文氏工匠在署名前，往往要加上籍贯和称谓，如玉滩观音洞刻有“大宋东普攻镌文琇丁丑仲春记”，佛安桥石刻三教窟刻有“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等。籍贯上，有“岳阳”、“东普”、“普州”等，它们所指的都是今四川安岳，也就是说，文氏工匠不是大足本地人，他们可能迁徙至大足，六代献艺不绝！在他们多数作品中，署名前往往加上一种特殊的称谓，如“镌作文昌”、“攻镌文仲璋”，这类“攻镌”的称谓，既有一种职业的自称，也体现出一种对自身价值的认可！

仰望北山美神

公元892年开始，昌州刺史韦君靖在大足城北建永昌寨，并且还“招募良工”，开凿千手观音等造像，但是那些匠师的名字，却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一字未见。

晚唐是北山石刻的开创时期，随之其后的五代、两宋时期，当地的官吏、民众相继在此捐资开龛造像，由此形成了以佛湾为中心，周边散布多宝塔、营盘坡、观音坡等一处造像群。而工匠的题名，却出现在北山开凿之后两百余年的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此时的中原正在酝酿一场影响宋王朝的巨大动荡，但是，在西南地区僻静的大足北山清幽的佛湾内，几位伏姓的工匠却在这里精雕细琢。

伏姓工匠最初的题名，出现在进深603厘米的孔雀明王洞窟之中，在窟的正中，孔雀明王坐在一正展翅欲飞的孔雀上，在孔雀的背屏上竖刻“丙午年伏元俊男世能镌此一身”，简练的题记中可知，在1126年之际，伏元俊与其子伏世能在此雕凿的事实。

北山第155号伏氏工匠题记

伏氏工匠是大足宋代石刻雕凿的另一支重要家族，他们的署名往往加上“本州”二字，说明他们是当时昌州（州治大足）本地人氏。继孔雀明王之后，伏元俊和其子伏世能还在北山继续雕刻了弥勒下生经变相（第176号）、泗州大圣（第177号），从这些作品中可见，他们既可以处理复杂、繁缛的细节，又能以简练的刀法娴熟地表达出人物的神态。

北山泗州大圣窟

伏姓的工匠还出现在北山佛湾与舒成岩等处。与北山佛湾遥相对应的多宝塔，营建于南宋绍兴十七年至二十五年间（1147—1155年），在塔内出现了工匠“伏小八”的题名；毗邻多宝塔的观音坡，有伏小六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雕凿地藏、引路王菩萨像的题名。在大足石刻中，伏氏工匠的题名除在北山一带之外，仅在中敖的舒成岩有发现，在这里，伏元俊、伏元信、伏麟等伏氏工匠，开凿了一处宋代道教石刻艺术珍品。

令人疑惑的是，在伏氏工匠造像区域内，未见有文氏工匠的出现；同样，文氏工匠造像区域也未见有伏氏工匠，他们似乎约定俗成着自己造像的区域。不过，伏氏造像区域内却出现了其它异姓工匠，其作品至今仍熠熠生辉！

北山转轮经藏窟日月观音

北山佛湾第136号转轮经藏窟，是一处雕刻于南宋绍兴十二至十六年（1142—1146年）的美神荟萃的洞窟，有着“中国宋代石窟艺术巅峰之作”的美誉，其内的普贤菩萨给人以娴静、端庄、秀雅之感，故有“东方维纳斯”美誉；日月观音繁复的花冠与丰腴的面颊相得益彰，衬托出观音的温和矜重……在窟内保存的题记中，可知这些作品来自“颖川”的“镌匠胥安”。

在转轮经藏窟的右边，有一处似乎不起眼的崖壁，其实这里“隐藏”着一幅精湛的线刻画。这幅画的原作是在一座寺院内，后来，一些有识之士担心原作损坏，在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之际，请来一位叫李大郎的画师重新临摹后，请工匠罗复明将它铭刻于此。由此，这幅据说为宋代著名画家石恪的作品，便流传至今。

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巧匠，在北山施展他们天才般才华，故有“观音造像陈列馆”等诸多赞誉！

宝顶匠师之谜

800多年前，在成都弥牟往大足的古道上，正疾走着一位年轻的僧人，他心中憧憬着回到故土的那一番事业，或许，就有选择一处岩石遍布的山湾，在崖壁上铭刻出他的理想！

这位僧人，就是出生于大足米粮里的一代高僧赵智凤（1159—？）。

宝顶山石刻局部

在其后南宋淳熙至淳祐（约1179—1252年）的岁月中，他精心设计、苦心经营，终于在宝顶山成就了一座大型的密宗道场，一座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然而，在规模宏伟的宝顶山石刻中，方圆5里内近万尊造像中，未见有一处关于工匠姓名的题刻。如此浩大的工程，仅凭赵智凤一人之力绝无可能，碑刻中也记载他回到大足后，“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明·刘畋人《重开宝顶石碑记》），可知宝顶山的确有工匠参与，那么，史失其载的工匠究竟是谁呢？

历史往往给我们带来一些猜想，比如宝顶山具体的雕刻者，当年在大足一地雕凿的文、伏家族及其弟子为主的工匠，就极可能是宝顶山石刻营造的重要力量。

先来看看宝顶山营建的1174—1252年间，大足境内的石刻情况。这一时期，大足境内极少有石刻开凿，目前所知只有灵岩寺、石壁寺等几处，它们不但规模极小，而且极少有工匠署名的造像，就比如灵岩寺而言，在一块巨石上开凿有9个小龛，造像均高不过1米，其中，第2号龛出现有“东普攻镌文惟简玄孙文艺刻”数字，他不但是文氏工匠最后一代（第六代）的题记，也是宋代大足石刻最后出现的工匠题名。由此来看，赵智凤营建宝顶山这一历史时期，其它造像的衰落，与之前的石刻造像盛行极为不吻合，或许，工匠们此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宝顶山石刻的营建之上。

宝顶山石刻局部

再来看看宝顶山的造像规模，可谓是在世界石窟艺术史上都是极为少见，所需工程量也极大。在其建造之前的大足石刻工匠，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支技艺娴熟、职业和活动区域都较为稳定的工匠队伍，宝顶山石刻无论雕刻技艺、选材布局等诸多方面，都在石窟开凿上有着空前的发展突破，在设计上，则要求工匠们对于石窟雕像有更深的认识和驾驭能力。因此，之前在大足境内活动的那些石刻工匠以及他们的后代、弟子们，无疑是胜任此项浩大工程的最佳人员。

历史有时候不仅给我们一个猜想，往往还会带来一连串的遐思。

如果关于宝顶山工匠的猜想，与历史真相不谋而合的话，那么，当年那位高僧赵智凤是如何将文、伏两支主要家族工匠，凝聚在一道，共同雕凿宝顶山那些艺术中又富有哲理的造像呢？

 时光的步履，早已经把昔日雕刻的场景，渗透在一尊尊精美的石像之间，随着风雨兼程的岁月一步一步地走过，这些崖壁上的石像，已成为一处独特的文化遗产。而今，秉承石刻工匠的精神，呵护与传承这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又开启了一道任重而道远的路途！

原标题：大宋“攻镌”——大足宋代石刻工匠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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