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
她是全国拥有最多历史文化名镇的区县。
她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行后、全市诞生的第一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她同时拥有“中华诗词城市”和首座“重庆诗城”两座桂冠。
……
江津的“文化”，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拥有深厚的先天积淀，并在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将其转化成现实发展的助力。
江津。重庆图库 吴朝荣 摄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一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江津区博物馆隆重举行。
冯骥才说，一个国家或城市怎么对待博物馆，体现它的现代文明程度。
江津，就是一座“尊重”博物馆的城市。
在活动隆重启动前夕，胖哥诚邀各位看官，到这座博物馆“探班”，和众多镇馆之宝来一场邂逅。在与文物的对话中，体验江津文化的源流——
壹·上古神韵
——在埋藏上古先民生活遗迹的土层下，在铸就古老巴人荣光的柳叶剑上，关于夏商周的记忆在这里一脉相承，从未“断代”。
江津的文明史很长，可上溯至中华文明的“少儿期”。
在江津区博物馆“远古记忆”展厅内，你可以见到一些陶器和陶土残片。
这些陶器多为素面，纹饰以原始绳纹为主，也有少量凹弦纹、刻划纹等其他纹饰，质地包括夹砂、泥质两种，包括小平底罐、绳纹罐、壶、盆、豆形器等器型。
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在外行人眼里，这些陶器不过是一些黄不溜秋的土疙瘩。
殊不知，这些“土疙瘩”却浓缩着江津、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上古文明发展的轨迹。
2007年2月，小南海电站库区沿岸，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三组，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工作队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偶然发现了一块富含陶器碎片的考古层。
经过剖面采集，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些陶片极有可能来自商周时期，最远可追溯至4000年前。
市文物考古所随即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
在遗址东北部的一座农舍前，考古队挖掘了一条探沟，又在探沟西面先后挖掘了三个探方，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上古陶片。
经过对这些陶片的分析，考古队对遗址形成时间进行了研判。
结果再次令人惊喜：“出土陶器具有三星堆文化中早期特征，且外形多以平底、圜底为主，基本不见尖底器，说明遗址时间下限不晚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即夏商时期！”
也就是说，这处遗址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向东辐射延展的遗存，是当时川东鄂西不同文明形态交互影响的证据，同时也再次证明江津乃至重庆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文明。
大土遗址
这，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土遗址。
将目光从陶片上移开，继续在“远古记忆”游走。
在展厅内，还陈列着一把柳叶剑。
这把青铜剑线条柔顺、形如柳叶，虽历经数千年岁月的磨砺，依旧锋刃犹存。
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或一群技术精湛的巴人工匠，用火与力塑造了这把柳叶剑，也在现世的江津烙印下了古巴国昔日的锋芒。
夏商以降，地处东西通衢的江津，既是蜀文化向东发展和巴文化沿长江向西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古巴国重要的贸易重镇，其境内混居着巴人、濮人、僰人等多个远古民族。
其间，彪悍善战的巴人逐渐扩张至重庆、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建立了和古蜀王国、楚国并立称雄的巴国。巴人以上古主战神兽“白虎”为图腾，故遗存兵器多见虎纹。
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东周后期至战国，巴、蜀、楚之间曾有战事。重庆童叟皆知的“巴将军”传奇，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虽征战连年，但兵来将往之际，古中国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得以加速推动。
出乎彼时人们意料的是，在鼎立争锋数百年后，巴、楚、蜀三雄却迎来了相同的结局。
公元前316年，具备了一统天下实力的秦国，派名将张仪、司马错麾军攻灭巴蜀，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迂回，最终灭亡了这个“带甲百万”的南方大国。
一页风云散去，尚武彪悍的巴国隐没进了历史的迷雾。但在他曾经的东西通衢和贸易重镇江津，却留下了巴渝船棺、巴人兵器等众多遗存。
在这些遗存上，那只寄托着巴文化精神的“白虎”，依旧凛凛生威。
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贰·汉唐荣光
——盘旋的游龙、展翅的朱雀、畅游的鲟鱼，还有古老的汉朝马镫……在石棺上绵延的线条间，在朴拙雄浑的画像上，在“江津”作为地理概念的开端，两个缔造了古中华文明发展巅峰的伟大时代，犹在眼前。
江津区博物馆第二个展厅，名曰“汉唐古城”。
汉唐，是中华古文明发展的巅峰，也是“江津”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关键节点。
钻进展厅，迎面可见一座东汉画像石棺。
这是今年博物馆首次对外展出的“镇馆之宝”。
东汉画像石棺
两年前，也是春天，一支考古队来到了江津区油溪镇盘古村二组。
这只装备精良的队伍，来自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对当地一座东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清理了两座砖室墓，其中标号为“M1”的砖室墓中出土画像石棺两座，属于重庆境内罕见的合葬画像石棺。据推断，该墓葬群应是东汉末期至蜀汉年间当地家族墓葬。
今年1月，两座石棺首次与游人见面。
在明净清透的灯光下，石棺盖及两侧绘制的精美画像清晰可见。简约粗犷的线条穿梭于石棺之上，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鲟鱼、金蟾、游龙、金乌等神兽形象，以及东汉人喜好的跳圈、抛球、倒立等日常游戏。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东汉画像石棺
一座石棺一侧，有一幅车马出行的画面。画中，有一名骑手策马奔走，马身中部有一条呈“V”字形的条带，条带下系着一个圆环。
不少专家看过后，认为这个装置很可能是马镫。
作为中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马镫不仅改变了古代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明的进程。目前，我国关于马镫的最早证据，来自湖南长沙一处西晋墓葬中出土的陶俑。
也就是说，如果江津东汉石棺上描绘的装置是马镫，就很可能成为我国使用马镫的最早记录，并将马镫发明的历史前推百年以上。
文物是逝去时代的侧影。透过石棺上简约练达的画像，现世的我们得以一窥两千年前巍巍强汉的气象，亦可追怀当年江津乃至重庆在那段宏大历史中的位置。
江津区博物馆
江津最早作为独立行政区划出现的时间节点，正是汉朝。
话说秦灭巴蜀后，在巴国故地置巴郡，江津归其治下。此后四百余年，江津始终没有独立建制。
一直到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朝廷在江津地域设乐城县，属巴郡，县衙治所位于龙门滩。
至此，江津正式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登上历史舞台。
纵观东汉一朝，作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庄园经济发展迅猛。和全国一样，彼时的江津乃至整个川渝庄园遍地。至东汉末年，豪强地主侵吞土地，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曾经助推发展的庄园，如今却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病源”，再加上宦官专权、外戚擅政等积弊，最终将巍巍强汉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又过了数百年，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漫长分裂，隋朝一统天下。
在中华文明即将点亮盛唐荣光的前夜，“江津”作为一个正式的地理概念也隆重登场。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朝廷撤销七门郡，将原属七门郡管辖的江阳县转隶渝州。
五年后，江阳县又改为江津县。
从此，“江津”之名就沿用至今，已历一千四百余年。
……
千年时光辗转，而今徜徉在博物馆陈列的汉唐文物间，关于“江津”的缘起、沿革和传承，仍清晰可见。
叁·两宋风骨
——在古老佛像法相庄严的脸上，在披甲执锐的武士坚毅的眉间，两宋的富庶与积弱、柔美与风骨，穿越缭绕的市井烟火和浩荡烽烟，如一阵清风拂面。
赫赫大唐之后，便是灿灿两宋。
要说两宋时期的江津，便不得不提到石佛寺。
暂时离开博物馆，前往和江津城区隔江相对的长江北岸。
钻进一处密林掩映的山坳，只觉赫然开朗——
眼前，有一片依山台地。台地上有一巨岩，层层叠叠的精美石刻如群星云聚，密布小山般的巨岩上。
这里，就隐藏着江津最显赫的“两宋密码”——石佛寺遗址。
石佛寺遗址环境照
据考，石佛寺与宋徽宗朝的宰相张商英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在《江津县重修石佛禅寺》摩崖题刻上，有“……英入相……商英罢相……”等字样，隐约记载了与张商英有关的蛛丝马迹；清代所著的《江津县志》中，也有石佛寺为张商英所修建的记录。
不管是不是无尽居士张商英所建，石佛寺自诞生之日起便香火兴旺。近千年间，石佛寺历经纷乱而香火不断，一直到清末毁弃。
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某一天，明朝工部尚书江渊回到老家江津，在石佛寺禅院内流连，并赋诗一首：
招提高耸与天邻，夕梵晨钟远近闻。
出洞龙翻千嶂雨，上楼僧踏一梯云。
巉岩古记何年刻，深院名香尽日焚。
安得投间居此地，比林猿鹤想同群。
悠悠数百年后，从江尚书的字里行间，尤可见昔日古刹庄严、香客连绵。
石佛寺遗址——前殿（南宋）
而今存世的石佛寺遗址，兼有唐末五代以至宋元明清不同时期遗存的大型寺庙建筑基址。蹊跷的是，其间保存最完好的，竟然是其中年代较早的宋代遗迹。
作为我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庙遗址之一，石佛寺宋朝基址由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佛塔等组成，清晰记载了当时寺庙的建筑布局。
这样一座宝刹，为何崛起于偏居西南一隅的江津？
彼时的江津，区位虽“偏”，地位却一点也不“辟”。
因北方长城沿线领土尽失，宋朝始终重视对南方地区的经略。因此，宋代川渝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缤纷繁荣。
得益于大时代的契机，作为川东门户的江津，在航运交通、农业、酿酒等方面也逐渐成为两宋巴蜀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一环。
水月观音与飞天
随着物质生活丰富，彼时的江津人也开始追求精神寄托，于是兴建庙宇，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石佛寺由此应运而生。
如果说石佛寺寄托了宋代江津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那么江津博物馆馆藏的武士石刻，便记录了灿灿两宋最后的慷慨悲歌。
让我们回到江津博物馆。
2015年，一座双室古墓惊现江津区白沙镇。
考古工作者立即奔赴现场，发现这是一座南宋时期的双室石墓，距今已经700余年。
这座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其间雕刻有大量武士、仙人、童子、瑞兽、花草及建筑图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披甲武士的石刻。
如今，在江津区博物馆“大江要津”展厅内，也陈列有十件这一时期的武士像石刻。
在展厅柔和的灯光下，安静地注视着这些七百多年前的甲士，任由目光掠过他们身上披挂的厚重的步人甲，以及他们手中紧握的阔剑、弓弩和战斧，你恍惚间会产生一种时空对话的错觉。
武士像石刻
在甲士们或坚定或平静的目光中，时间隧道轰然开启，昔日历史教科书上枯燥无味的记载，就如电影般拂过眼前。
话说两宋时期，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民生康乐，但军事上却始终疲软——如此“民富”而“国不强”的囧态，可谓是古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葩案例。
然而，在南宋国祚将尽之际，在川渝连绵的群山间，疲软了二百多年的宋朝国防，却回光返照般迸发出炽热的光彩。
南宋末年，蒙古崛起。大汗弯弓所向，被称作“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纵横欧亚，缔造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庞大帝国。
在亚欧大陆东方，蒙古铁骑相继攻灭西辽、西夏、金等政权，随即如泰山压顶一般，对偏安一隅的南宋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大厦将倾之际，南宋名将余玠等主战派将领依托川渝地区连绵的群山，建立了一系列山地要塞，形成了抵抗蒙古铁骑的山城防御体系，并成功坚守近四十年。
宋持剑（左）、宋持斧女性武士像石刻
正是依托这个防御体系，南宋军队才得以在钓鱼城成功击毙蒙古大汗蒙哥。
作为川东门户和航运重镇，江津也成为战争前沿。
旷日持久的战事，让彼时的江津人对裹甲执锐习以为常，甚至不少女性也披挂上沉重的铁甲，站到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君不见，在全国已发现的宋代石刻中，女性甲士像可谓凤毛麟角。而江津区博物馆馆藏的武士石刻中，就有两件女性甲士象。
由此可见，川渝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想必是自古已然。
肆·要津蝶变
——从富贵华丽的兽耳尊、蓝釉贴花六方山水瓷瓶，到晶莹剔透的水晶仙鹤，再到散布江津的古道遗址和古老城垣……从明清直到民国，“大江要津”的光芒点亮了长江沿线。而江津，也在光芒中迎来了一场新生的蝶变。
江津区博物馆内，陈列有四幅明清江津古城的平面图。
四幅图皆出自明清古籍，分别描绘了从明万历年间到清光绪年间的江津城。
明清江津古城平面图
按时间顺序端详地图，你就会发现：江津古城一直在生长——不仅城郭范围渐渐拓展，还渐次增设了女墙、壕沟以及炮台等防御设施，甚至增建武城作为卫城。
这就意味着，明清时期的江津古城，其地位日益重要。
明清二朝，川江航运兴旺、帆楫争流，川渝古道也人马喧嚣、商旅接踵。特别是清朝确定“川盐济楚”政策后，盐业运输勃兴，极大刺激了川江航运。
作为川东门户，地控川江要津的江津，也逐步成为了川、黔、渝区域商贸发展的物资集散要地，被誉为“大江要津”。
与此同时，深居十万大山的贵州商贩，也不断从川渝等地运进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并将贵州的耕牛、桐油等输入川渝。一来一往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横贯川渝黔三地的商道。
这就是“渝黔古道”。
江津航运老照片
在这条南北走向的古道上，江津也成为货物集散及“水陆联运”的重镇。
就这样，江津也发展成为川渝地区水陆交汇、联通四方的物流节点。
从明清直到民国，往来穿梭的马帮、力夫和船工，或将古道的石板磨得发亮，或让川江航道始终喧嚣繁忙。
往来客流物流的滋养，也让江津古城及其周边囤积了不菲的财富。
“大江要津”展厅内，就存留着明清江津庄园经济的记忆——从造型饱满、色彩富贵的锦地开光彩绘兽耳尊，到色泽淡雅、做工却异常精美的青花瓷觚，再到工艺精纯、质地上佳的彩绘九龙瓷盘……这些来自清代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无不述说着当年江津古城周边庄园遍野、经济繁荣的盛景。
青花瓷觚
及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的侵略和重庆的被迫开埠，也把江津裹挟进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
面对挑战，一大批仁人志士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竞相奋起，涌现出“江津盐商第一人”邓石泉、四川盐业“江津帮”旗手邓蟾秋、“江津铸造业探路者”马季良、重庆市第一家玻璃厂创建者何鹿蒿等工商实业家，奋力助推民族工商业、教育业崛起。
在众多仁人志士“实业救国”的同时，另一批江津人则踏上了另一条救亡图存的荆棘之路。
1899年12月29日，江津县吴滩乡石院子（今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一户聂姓人家中，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
前来祝贺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小男孩长大后，将成为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他，就是聂荣臻。
聂荣臻故居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聂荣臻故居完成修缮后对外开放。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聂荣臻故居年均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成为江津弘扬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推动下，在无数江津儿女投身救亡图存的征途上，“大江要津”也和她的祖国一起“蝶变”新生。
原标题：她，藏着一座城的4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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